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法国不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广为流传。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还通过法国工人同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邓小平又参加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
邓小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遭到当时法国政府当局的敌视和迫害，他被迫于1926年1月与其他一些共产党人从巴黎经柏林去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那里，他有机会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系统学习，真正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个时代，能够远渡重洋开眼界的人不多，能同时去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更稀少，而邓小平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位。邓小平以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加上在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亲身接触和考察，以及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习和熏陶，使他兼具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他后来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气质，施展批判性思维的技能，进而创立邓小平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邓小平为了他立志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从地下工作者到武装暴动的发动者，从中共县委书记到中共中央秘书长等，他的经历和在重大关头表现出来的雄才伟略，坚定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敬佩。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殊的资历、阅历和能力，使他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邓小平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经历，给他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视野开阔，联系广泛，对党情、国情、民情非常了解和熟悉，这些都有助于他从总体上进行全局思维，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从而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经验。
二、理论影响的作用
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即使到了晚年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他的知识面广，眼界开阔。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他思维的影响尤其深刻。
首先，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运用批判性思维（尽管当时没有“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不朽的论著。马克思在这些论著里不但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且批判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在批判中实现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把批判性作为思维反思的前导，不仅重视对思维活动自身，尤其是思维误区的清理，而且更加重视对实践，尤其是实践中的盲区、薄弱环节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性思维不只是为了寻求具体的答案，也不满足于对已有认识进行简单的归纳和论证，使既定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化，而是对已有认识客体、认识成果的反复思考和重新认识。显然，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禀赋，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固有的重要特征和优良思维传统。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充分运用批判性思维，深刻地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潮和顽固的封建势力，创立了崭新的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一生中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书，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精通和娴熟运用辩证法的大师。邓小平深刻地理解辩证法的巨大功用和价值，牢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精髓，在实践中练就了一个辩证的头脑和娴熟地运用辩证法的能力，非常善于联系实际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哲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们没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脱离了具体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进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也指出了世界各国不仅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邓小平深刻而完整地运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学说，在制定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始终“照辩证法办事”，运用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使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邓小平丰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和方法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和阶段论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见解。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时代出发、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历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的这些伟大业绩，无不凸显出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
邓小平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第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念。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极富思辨性与逻辑性的归纳和演绎，体现了运动和静止的统一、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战友。邓小平准确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他在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新路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
尽管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间和具体内容与毛泽东思想不同，但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承的，犹如同一首优美乐曲中的两个不同声部，旋律各异，音符不同，但彼此关联，浑然一体，表达着同一个主题和精神。
第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思维特点，看待问题都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和教条出发，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学说的精髓。
邓小平忠实地接受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在“一国两制”问题上，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深刻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感知社会、认识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一致性。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等等，在邓小平的理论体系中都有具体的阐述和发展。分析邓小平理论，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印迹，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和独特见解。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才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改革开放勾画了一幅幅宏伟蓝图，制定了一系列行动纲领。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批判“两个凡是”之时，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没有盲目地和那些个人崇拜者为伍，而是强调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地看待他的功绩和晚年犯下的错误。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在高举、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同时，并没有掩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他深刻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夸大，不溢美，但也不能因为他的错误就全盘否定。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克服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也反对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倾向。
第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未能得到较好贯彻的正确思想主张，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重申了某些重要观点。
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孜孜以求，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在前瞻地考虑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工业化构想；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复杂原因，毛泽东最终改变了自己过去曾经提过的正确思想和主张，使我们为这个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走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发生。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坚持毛泽东在艰辛探索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深刻批判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在邓小平的理论体系中，这些“正确的东西”重新得到恢复。邓小平重新确立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再探索。梳理和分析邓小平理论，我们就会看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论述分量很重，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建设”等命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新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指导和战略重点，都有着精辟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这就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总之，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承继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风格，不教条，不僵化，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处处闪耀着“总设计师”的智慧光芒，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第四，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富有理论创新精神的民族，在长期的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就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材料，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国人的思维里其实从来就不缺乏批判性。古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时多思考，多分析。邓小平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吸取了其中优秀思维方式的养分。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思维方式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他的批判性思维是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密不可分的。
邓小平从小进入私塾读书，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中国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一直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打成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过学习马列著作和中国历史文化知识。邓小平在这期间坚持研读《二十四史》和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内涵，这些内容一经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便可以产生无比强大的思维力量。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提出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完美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邓小平经常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句话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的意思，也有要继承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意思。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也正是他思维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华的生动反映，体现了对社会历史的变化规律和人性的深刻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