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什么才是中篇小说的佳作？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括两点：它既应该是好看的小说，也应该是有文学意蕴的小说。找好看的小说不难，找有文学意蕴的小说也不难，但要找二者兼于一身的小说就有点难了。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虽然不能说都做到了二者完美的结合，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两方面都有所追求。一个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能够做到既追求好看，也追求文学意蕴，就已经站在佳作的起点上了。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也就在这里，因为作者在追求好看的时候难免伤及文学意蕴，在追求文学意蕴时又难免伤及好看。中篇小说作家实在是面临一个“鱼与熊掌”的难题呀！但中篇小说的佳作必须是“鱼”与“熊掌”的复合体。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一个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献礼文艺作品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可以说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决定要为这段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她的长篇小说也就在2011年这一年发表了，小说名字就叫《武昌城》。中篇小说也许只是她写长篇时的额外收获。但正因为有长篇做基础，这个中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的结实。方方的《武昌城》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的，她在书后还附有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曾经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后面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激活这些陌生的名字，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我们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革命历史一直是当代小说表现的重要题材，读者一度对这类题材的小说生出厌倦情绪，因为它们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民的1911》属于这类作品，朱日亮的《恐惧》也属于这类作品。但朱日亮选择了一个与方方不同的角度作为突破口，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入人的内心。在革命的大潮中，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命运。朱日亮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并没有经历那场革命，这反而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自由。他不过是从人的情感共性出发去想象，人的情感有着绵柔的部分，比方说爱情。绵柔的情感又是脆弱的，作者难以想象，一个人绵柔而又脆弱的情感在遭遇到革命这一坚硬石头的击打时会变异成什么模样，他一想到击打后变异的模样，或许就有一种恐惧感。我以为，这是作者将小说取名为“恐惧”的真正原因。
在2011年的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对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强化起来。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一种社会情绪。许春樵在《知识分子》中提出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下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作者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判断：“知识分子虽已悄悄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精神上依然在抵抗着巨人的改编和收买。”也许他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所以他也不在乎小说的标题是否有小说味道，干脆就取名为“知识分子”。
余一鸣是这两年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多。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人们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2011年他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和《放下》，也许有的人以为余一鸣是一位新手，其实他的写作资历相当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一鸣就开始发表小说，后来他不写了，但他经历了更多的生活领域，见识了更多的社会现象，也对现实有了更新的感悟。这成了他再次写作的宝贵资源。余一鸣这几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可怕的灾难。余一鸣的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的时候，也养肥了人的欲望，这个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靠“恶”来支撑的欲望世界。余一鸣以非常真实也令人们非常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给人们看，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在为这些人物担忧，担忧他们的人性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余一鸣这几篇小说都是用佛教用语作为标题。“不二”是佛教中的不二法门，指修行得道的最高境界，入得此门，也就是入得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入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把合乎潮流的行为通称为“入流”，但在佛教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用语。吕纯阳祖师是这样解释“入流”的：“如明镜之显像为之‘入’，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放下”在佛教中同样是一个充满禅意的用语，佛陀让婆罗门放下，婆罗门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但佛陀还在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问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地放下执著。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在小说《放下》中，谢无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左右逢源，但他最终也面临一个能不能放下的问题，他是不是放下了，我们在阅读中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首先是“好看”，他写了一个“和尚与妓女”的故事，因为身份的特殊，当和尚与妓女相遇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爱在这方面做文章。但陈继明的《北京和尚》揭出了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而现实的种种问题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虽然感到作者对寺庙中人的描写有些苛刻，但他没有半点亵渎的意思，相反作者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寺庙的生活。这两篇小说倒是可以对照来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少宗教情怀的熏陶，而到了当下，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那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更是荡然无存。或许我们都应该面朝缭绕的香火叩问一下内心。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一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当我读完这篇小说时，感觉到“恶”这个东西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借用这个句式，我以为邵丽的这篇小说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善兮恶所伏，恶兮善所倚。”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还得要说说邵丽的这篇小说来之不易，她是亲临现场而获得小说的素材的。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亲临现场。作为一名专业作家，邵丽申请了去一个县挂职体验生活，她于是成为了一个县的挂职副县长。在挂职过程中她有了很大的收获。除了《刘万福案件》之外，她在2011年发表的另外三篇小说《挂职笔记》《老革命周春江》《村北的王廷柱》都与她的挂职有关。邵丽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进入到生活现场，她既在现场之中，又能以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现场中发生的一切。有的作家在现场中或许就满足于找到一些新鲜的故事，但邵丽并没有止步于故事面前，她带着作家的思维去处理这些故事，就会对那些人们看似很熟悉了的人物有了新的发现。《刘万福案件》写了当下的农民，写了当下的官员，写了农民与官员的关系。但我们很难用一些现成的概念来指认邵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当我们仍在喋喋不休地为“80后”争来吵去的时候，“90后”却不动声色地登场亮相了。海潮就是一位“90后”的作家，《伙夫玛曲》是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但丝毫没有青涩和稚嫩的感觉，甚至小说中传达出的沧桑感，让我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作者完全摆脱了“80后”的自恋式的青春写作——这种青春写作没有一点重量，已经腻味得让我们倒了牙。
我不得不承认，迟子建是一位写作中篇小说的高手，每一年在编选中篇小说的年选时，总也绕不开迟子建的作品。有时我想该让迟子建歇一年了，但她的小说是那样地抓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如果一定要割舍，不仅是对迟子建不公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对这一年的中篇小说评价不公平。迟子建写中篇小说也许有她的秘方。她的秘方或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性，在平凡人物中发现高尚的品格。我们从《黄鸡白酒》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特点。小说通过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春婆婆，带我们一路与哈尔滨的许多小人物相遇。而这一路上，我们能感觉到迟子建始终陪伴在身旁，她以一种温暖的情怀去体贴她笔下的人物。正是作者这种带着情感色彩的叙述，才如此充沛地感动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