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一
我设想我无处不在。
我出生那年或许是1898。它应该是个秋天。
武昌的蛇山上，立着警钟楼和奥略楼。秋阳斜照中，它们形影相吊，兀地给人一番孤寂和清冷。四周的树叶开始黄了，零落地飘在武昌的城墙边。城下江边泊着几只木桅船。恍然间，能听到水拍堤岸的涛声。
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住在这老城的墙根下。那壁上的墙砖凸凹不平，是风雨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一排板皮屋搭在这老墙边上。铺着黑瓦的屋檐边长年长着杂草，此一刻，草也已经枯黄了。那中间的一户，就住着我家。
这一天，我父亲早早就收挑子回屋。一进门便坐在小凳上哇哇地大哭。哭得左邻赵裁缝接连裁坏了两块衣料，而右邻的吴麻子却在他家屋门口不停地摔砸咸菜罐。因为下午，父亲像以前一样到小朝街的街角给人剃头，常去光顾他剃头挑子的一位长衫先生眼睛红肿，父亲给他刮胡须时不由问他怎么了，他说，北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那些变法的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头。
父亲虽只是一个剃头匠，可是他像隔壁的赵裁缝和开咸菜铺的吴麻子一样，不喜欢清政府。他们三个总是坐在一起叹息，日子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但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却都不知道。父亲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他的两个邻居，一边说他便一边哭了开来。父亲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他胆小怕事，常常只会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痛苦。
便是这时候，我出世了。我的哭声洪亮而清脆，立即压住了父亲的号啕。接生婆欣喜地告诉父亲，是个儿子！是个儿子！父亲依然在哭，但声音却渐小渐停。终于，他抹了一把脸说，又来一个受累的小民，他日后想必也没好日子过。
我想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我叫民。
我并不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宁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
在我一天天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事都是大事，这些事仿佛天天都在惊扰着我们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那些手持大刀长矛、嘴里念着咒语的人们，竟然无畏地向洋人进攻，他们的举动，吓得连皇帝都忙不迭外出逃难。然后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烈火熊熊中，石块下坠成为人们熟悉的场景，从此世界上最美的花园和宫殿在火光中变成了废墟。还是这一年，在我居住的武昌城里，一支名为自力军的起义队伍惨遭失败，领头的唐才常被杀死在我常去玩耍的紫阳湖畔。临死前，他大声念道：“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这一句豪言，把无数人冷下去的血又燃烧成热的。接下来，令人切齿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卖国的事开始了，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热情澎湃的革命者孙中山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从一幢日式两层楼榻榻米的房内传出，自此，中国人仿佛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只是，这个充满理想的人，虽用自己理想的光芒照亮了中国，但在南方领导的一场又一场革命和起义中，失败了又失败，直到全部以失败告终。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事后听人讲述，而在当年我却全然懵懂无知，根本不知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生活困顿，父亲和母亲为此常在家唉声叹气，我却依然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童年。我饿了就吃，饱了就睡，闲了就去长江边戏水，像鱼一样自在；没事也跑上武昌城楼，沿着墙边恣意奔跑，幻想自己能像鸟一样飞翔。阳光照耀着我的欢乐，那是童年岁月不知痛苦、不解忧愁的欢乐。
二
在这座古老的武昌城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他们常常严肃着面孔，眉眼之间暗藏着些许神秘。他们穿行在表情麻木的路人中，脚步匆匆，见了面，便说一些奇怪的话。
我和邻居吴麻子的小儿子吴四贵常去花园山扔石子玩。花园山上有一幢很大的洋房，房主叫孙茂森。听说那洋房租给一个叫李廉方的人当寓所。这房子比我家和吴四贵家加起来还要大。那李廉方留学日本回来，想必是有点钱的。这间寓所时常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围坐在一起说话，那些话十分让人费解。有时他们还有人手上拿着书低声读着。常去的一个大叔，面孔严肃，每当他说话时，大家都很注意听。有一天，我和吴四贵又看到这位大叔走进孙家花园。见我们正在门前玩耍，大叔便朝着我和吴四贵笑了一笑。吴四贵说这大叔跟他家是同一个村的，也姓吴。他爸爸认识的，他叫吴禄贞，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我问吴四贵：“是什么样的大本事呢？”吴四贵说：“不知道哩。”我说：“他会飞刀还是会翻跟斗？”吴四贵挠挠头，还是说不知道。吴四贵是我一打开眼睛就认识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天，但他却是个笨人。
我和吴四贵忍不住趴在窗上探看，想看这位吴大叔在里面显摆什么大本事。屋子里有好几个人，有两人在看书，看时还在书上指指点点。这些书其实是些小册子，我和吴四贵都太小，不识字，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长大后我至少晓得了其中的两本，一本叫《警示钟》，一本叫《猛回头》。吴禄贞不停地跟人说话，隔着窗缝，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们要以最好的同志，投入到军中当兵。要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的恶感情绪，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人。”
这都是什么话？谁又能听得懂呢？
他还在说着，而我却不想听了。反正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本事。吴四贵说：“听，是我们老家的口音吧？”我忍不住推了吴四贵一掌，说：“你吹什么牛啊！”吴四贵趴在窗台上，没设防，被我这一掌推过，便从窗台滑下，摔了个屁股墩。他恼怒了，将手上的石子瞄准我的脑袋扔了过来。我扭头一避，石子砸在窗的玻璃上。我听到哗啦的一声响，知道事情不妙，便朝着吴四贵喊了一声：“快跑！”吴四贵吓得忙爬起来，跟在我身后。我们拼命跑，一直跑到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发现没有人追来，这才敢喘气。
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就在昙华林。这一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洋人也多。花园洋房高低错落着，朝山上看去，鲜花开得一层一层。那里的洋人喜欢穿着短短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父亲对这样的头很不以为然，他说油光光有什么用，夏天就数他们的头臭。我觉得父亲的话没道理。像父亲，还有隔壁赵裁缝和开咸菜店的吴麻子，脑袋上拴着根大辫子，虽然前面光着的头天天擦洗，可是那根辫子呢？几个月难得洗一回，更加臭烘烘的。夜晚睡觉，我最怕闻的就是父亲头上的味道。
昙华林的街路铺着青石板，尤其下了雨，那石板便会放射出一层暗光。穿西装的人们通常也穿着皮鞋，于是他们走在昙华林有光芒的石板路上经常会发出“哚哚哚”的声音，这声音里满是自信和豪气。我的父亲和吴四贵的父亲就算跳起来用大力跺脚都发不出那样的声音。吴四贵说他最喜欢皮鞋走路的响声，他将来一定要穿皮鞋。我也很想。回家跟父亲说起这话，父亲说：“你见到过穿皮鞋挑剃头担子的人吗？你见到过穿皮鞋开咸菜店的人吗？”
父亲是对的，我的确没有见到过。我把这话传给吴四贵听，他默不做声，神情有些沮丧。因为他也没见到过。这天我们俩在城墙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最后，我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说：“我以后才不要像我爸一样挑担子剃头哩。”吴四贵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说：“我也是，我也不要开咸菜店。我要像吴禄贞大叔一样，到日本去留洋，要学大本事。”
但是，究竟什么是大本事，我们真的不知道。
离嘉诺撒礼拜堂不远，有所学校，叫文华中学，一些穿着洋服的哥哥姐姐们在那里上学读书。他们还在运动场玩球，男孩子穿着白色的球鞋，女孩子穿着裙子。他们欢笑着做游戏。我和吴四贵坐在运动场边呆看着，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来这里，不光是想像他们一样地玩耍，更想要读书。因为想要有大本事，必须识得字有学问才是。一个哥哥告诉我，他们文华中学的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也是有大本事的人，不光教他们读书，还会教他们唱歌。有一天，这位哥哥带着我和吴四贵去听歌。他们一遍遍地唱着，那支歌，我和吴四贵也都学会唱了。傍晚时，我们俩就坐在城墙边，放声地唱着：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探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
我们并不知这歌在说些什么，只知道唱起来浑身有劲。
有一天，一位先生叫了父亲去他那里，说是跟几个朋友刮胡子。这位先生跟父亲熟稔，就是曾经告诉父亲戊戌变法失败而惹得父亲大哭的人。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热烈地说话，父亲便在树下一个个替他们刮脸。一个壮实的男人正跟两个青年军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说‘抬营主义’？就是单靠我们起义，不可能成功。我们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才能保证起义成功。”
父亲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武，可并不理解他说的那些话。父亲不理解的事情有很多，但他却非常爱听那些他不理解的事。另一个人说：“我们去上海，那边的革命者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土包子，颇是看不起我们。”这个人父亲不认识。
孙武说：“这没关系。我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父亲认识的那位先生说：“暗杀全然是个人行为，就算成功了，虽然令人快意，却不足以撼动全局。它无法取得真正胜利。我们只有这样务实地参与到军队，有耐心地把军人都变成我们的人，才能最终成事。”
父亲终于弄清楚了，这些人是共进会的。他们想要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到父亲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他脑袋摇了好几天，天天对自己说，不敢想，不敢想。但他的心里却是万分激动。他对这个满人统领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
武昌城的冬天是很冷的。站在蛇山的奥略楼上，江上的风横吹过来，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我在慢慢长大，常常随着父亲在一些大人堆里钻进钻出。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奥略楼里见到了那些我一直觉得诡秘的人们。他们在开会。为首的大叔姓蒋。我问清了他的名字，他叫蒋翊武。其他大叔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成立文学社，这位蒋翊武大叔是他们文学社的社长。
对于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些奇怪的话。蒋翊武大叔站着对大家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也是我们文学社的纲领。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革命。”他挥动着手臂，很慷慨激昂的样子，其他的人也都慷慨激昂了起来，他们低声地交谈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放射着光芒。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我有些晕头涨脑，只有两个字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就是：革命！革命！
父亲说：“这里说的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大声说：“我知道！”我连吴四贵也不告诉。他家只他一个儿子，被他父亲吴麻子看管得胆小如鼠，天一黑就不敢出门。有一次我不小心说，站在奥略楼上，风好刺脸呀。吴四贵立即说：“你去奥略楼怎么不叫我？”“这是我的秘密。”我对他说。
三
1911年裹着冷风来到了。
有一天，城里的新军一队一队开出城门。我和吴四贵扛着棍子，跟在他们后面，学着他们走路。一个当官的走过来，一手拎着我们的一只耳朵，把我们赶到路边。
我问吴四贵：“为什么这么多军队都出城呢？”吴四贵说：“不晓得呀。”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学生哥哥说：“四川保路风潮越闹越凶，他们是要开拔到四川哩。”我又问：“什么保路风潮？”那个学生哥哥说：“说了你们也不懂。”我哼了他一鼻子，心里说，我不懂？我还知道革命哩，你懂吗？但我没说。因为父亲说过，这些话如果说出来会杀头的。
望着一列列的军队走远，我和吴四贵觉得有些扫兴。城里像是空了一点，好玩的事太少了。而且我们开始上学识字了。一想到要去见老师，我们俩都觉得好像去找死一样。雄楚楼的私塾先生是吴四贵的爸爸吴麻子找的。那个老古板常常把眼镜架在鼻子上，然后，之乎者也地教训我们。书没背出来要训，字写得不好要训，去晚了要训，走早了也要训。遇上他不高兴，鸦片没抽舒服，训完了还会拿着尺条打手心。原以为读书识字是像洋学堂的小孩那样有趣，却不料竟是如此的无聊和讨厌。逃学便成了我们每天要商量的事。
吴四贵说：“今天逃学吗？”我说：“难道你想挨板子？”吴四贵赶紧把手捏成拳头，说：“那逃吧。干脆跟新军一起逃到四川去，好不好？”这个胆小的人，居然说出这么胆大的话。可这是一句废话。我白了他一眼，说：“你发疯呀！”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有更多的目光在暗中追逐着这一队队的新军出城。这些目光随着新军的远去的背影越来越闪亮。
四
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武昌城内悄悄进行着。那些心藏秘密的人们，脚步匆匆地行走在长街上。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像所有的武昌人一样，貌不惊人，或长衫或短褂，显得随意而从容。有一些就像我父亲一样普通到路人都懒得多望他一眼。他们中一些人，有时会坐到父亲的剃头挑子前刮头修面，跟父亲说着一些最家常的话。前街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就常来，父亲为他刮胡子，跟他诉说生活的艰难。他也说，说时还连连长叹。他的老婆入秋就要生孩子了。我父亲说，说不定跟我家民的生日撞得上哩。杨大叔总是很忙。我听父亲和赵裁缝议论说，他不过开家小店，怎么会这么忙呢？
从夏天到秋天，武昌城里的秘密像竹笋子遇到春雨，顶着土和石头，努力地生长，又像蚂蚁一样，四处爬行，爬得土壤松软。即令无雨，相信竹笋也能遍地拔节而出。
1911年9月14日，这些秘密快要露头了。
在雄楚楼10号刘公的住宅里，我们开始知道那些秘密人的名字，孙武、刘复基、刘公、居正、杨玉如等等，这些秘密人物的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走到了一起。他们曾经一直争吵不休，每一方都想做大厦中最主要的那根栋梁。现在他们决定放下一切派别之争，团结起来，联手干一件惊天的大事：他们要起义！他们要推翻清朝！
这真是比天还大的事！这样的事但凡人知，便会人头落地，满城人死。所以父亲连想一想都会浑身打战。而他们却准备付诸行动了。
这天文学社长蒋翊武人在外地，替代他的是刘复基。虽然没多少人，孙武还是作了报告。孙武说南方数次起义，都失败了，血流成河。现在，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并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原先总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湖北地为冲要，是生路也是死路。
人们都同意他之所说。替代蒋翊武的刘复基亦说了话。刘复基说现在正是生死关头，一旦起事，共进会和文学社必须通力合作。所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些提法，都要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与清王朝拼一死活。不然，大事无成。
人们更加同意这一说法。因为他们到底明白，各自为政，一旦起事，也是自取灭亡。只有团结，才有胜利。于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了起来。他们决定去上海请黄兴或宋教仁或谭人凤前来主持。他们担心只凭信件请不来人，于是便派专人前去促驾。派去的人是居正和杨玉如。
武昌城内依然像以往一样，百姓们依然在为活命忙忙碌碌。这一天我在做什么呢？我和吴四贵再一次逃了课。因为我们想去文华中学念书，可是他父亲说家里钱不够，我父亲也说家里没有钱。他们俩代表我们作了个决定，让我们的未来或跟着学剃头，或在咸菜坊里当伙计。我父亲说，还不如攒点钱，将来开个剃头铺，也比把这些钱都送到学堂去要好。吴麻子很赞同我父亲的想法，说学费一交几年，不如用这些钱把咸菜坊开得更大一点。这些话是在吴四贵家说的，吴四贵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便跟我说，他不想在榨房里过一辈子。然后他呜咽起来，问我可想将来也做剃头的。我回答说：“当然不想。”吴四贵说：“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呢？我几乎就要告诉他，我想革命。但父亲说过，这话说出来是要砍头的。所以我咽了下去。我说：“你还记得那个吴大叔吗？我就想像他那样。”吴四贵的眼睛立即亮了，他大声说：“你跟我想的一样啊。”
这天我们便没去雄楚楼见先生。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就在先生的隔壁，雄楚楼的10号，有那样一些人，正秘密地谋划着，准备震惊天下。
派出的代表坐船去了上海，而城里的活动依然密集而紧张。十天后，胭脂路11号胡祖舜先生家，零零散散去了许多的人。这天父亲正在那儿的街角上替一个胖子刮头。他突然发现陆续有人进到11号的胡家，并且有些面孔是他所熟悉的。他的心顿时咚咚地跳了起来。他想，这些人聚集一起，一定要谋划什么大事。或许，那就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的念头到此，手便发抖了。这一抖，却不小心把那个胖子的头皮刮疼了一点。胖子跳了起来，推开父亲，几个巴掌甩在父亲脸上。他大骂着：“你会不会剃头啊？你不会剃就趁早回乡下喂猪去。”骂完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布单，就地一扔，然后扬长而去。
父亲捂着脸，蹲在地上，又一阵哇哇地号哭。被人掴脸，是莫大的侮辱，不仅侮辱肉体，同样侮辱尊严。但父亲却不能反抗，因为反抗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大更严厉的侮辱。父亲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只会哭。
我和吴四贵恰巧准备去花园山找朋友玩，经过胭脂路，远远就听到父亲的哭声，我知道他又被人欺负了。我狂奔过去，拉起他，问他怎么回事，父亲不说，只说心里难过。然后我就看到了他被打得红肿的脸。这时的我怒不可遏。我说：“有人打了你？”父亲说：“算了，算了，这是常事。”
我对欺负父亲的人愤恨得要命，却只能把气撒在父亲身上，我说：“你光晓得哭！你哭有什么用！有本事就用这刀割断他的喉咙。”我指了一指父亲尚且捏在手上的剃刀。
父亲吓坏了，扔下刀，连忙捂我的嘴。但是旁边却有一个路过的大哥朝着我鼓了鼓巴掌。他说：“好，好小子！有血性。我们民族就是缺少这样有血性的男儿，所以才总是被人欺负。”
这位大哥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望着他，心想，这一定也是一个革命大哥。
这样，我认识了他。我叫他邓大哥，而他的名字叫做邓玉麟。
五
胭脂路11号的胡家，窗户关得紧紧的。这里真的是在开会。胡家的板凳坐满了人，没有凳子的便坐在地上。人群中还夹杂着几个军人。他们面孔严峻，却又有无数的兴奋在这严峻中跳跃。这是一个再重要不过的会议。人们低声地交谈着，唯恐声音传达到了外面。木桌旁，有两个人在写字，他们负责记录着这天的谈话。因为有这记录，我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会议的主席是孙武。孙武说：“各位，今天先由刘复基报告两个草案。一是‘人事草案’，另一个是‘起义计划’。”
人人都屏息聆听，连空气都是兴奋的。
刘复基说：“第一案，是关于人事。起义后，我们必须马上成立军政府，所以，军政府的组成人员要事先决定。经过商议，我们提名总理为刘公，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下设各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长由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外交部正长宋教仁；理财部正长李作栋；调查部正长邓玉麟；交通部正长丁立中……”
这些名单，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事先也都有过议论，所以并没有什么争议。
刘复基说：“如果此案大家没有意见，下面即讨论第二案，这是起义计划。具体事项如下。”
利剑终于要出鞘了。刀锋上的光芒已经隐忍不住，挣扎着从剑鞘里拼命向外闪烁，它首先把这些人的心空照得透亮。
起义的时间定在中秋，即阴历的八月十五，公历的10月6日。在此前，将成立两个筹备处，一为政治筹备处，一为军事筹备处。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它负责制作起义时需用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刘公、孙武等为常驻筹备员。军事筹备处设在武昌，它负责制定军事计划，以及运送起义所需弹药，邓玉麟和刘复基为常驻军务筹备员，杨洪胜和邓玉麟负责输送弹药。
刘复基的话语平静，但听的人却全都不平静了。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将要到来，大家纷然摩拳擦掌。他们相信，两周之后，这天下将由他们来改换。
孙武作了总结。他说：“我们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了军政府之后才能就职，但政治筹备处和军事筹备处则必须立即投入准备。不过起事前，我们还会再通知一次，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
但是，这样的秘密何曾守得住呢？
便是在胭脂路开会的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武昌城紧张的空气，正因此事而起。
远在城外的南湖炮队，是起义的重要队伍。两个士兵请假回家，炮兵们平素也无聊，这是一个喝酒的好由头。于是炮标三营的几个同棚弟兄，便喝酒为他俩送行。几个人且喝且笑，猜拳行令，正玩得开心，不料排长来了。排长见他们大白天居然酗酒，立即怒道：“怎么能在这里酗酒？”
一个炮兵指着身边即将离营的两个士兵说：“他们回家探亲，同棚兄弟欢送一下。”排长板着脸说：“这也不行。像这样胡闹，必须严惩。来人，把这几个关起来！”
酒劲在身的人，对中途阻挠者的反应大多一样，当然是不服的，于是冲突开始了。他们放下酒瓶站起来跟排长吵闹，七嘴八舌中，全是声音：“不就是喝个酒吗？你平常喝少了？”“凭什么严惩？怎么从来没见你严惩过自己？”
排长也恼怒了。他是领导，这些小当兵的竟敢如此放肆，于是语气更加严厉。几个喝多的士兵，大概真是喝多了，嘴上叫着：“老子跟你拼了！老子天天受你们的气，今天也受够了，早就想杀你们这些鞑子了。”居然还有人说：“他娘的！别以为我们没人！我们多的是人，我们不会怕你们的。再欺负我们，我们就暴动！”
排长一听此说，立即举起枪，厉声道：“谁敢暴动？我毙了他！”排长身后的士兵便也都将子弹推上了膛。
如此势态下，更多的士兵围了过来，群情更加激愤。有人说：“谁怕你了？暴动怎么样？暴动也是你们逼的！”亦有人高声喊了起来：“暴动就暴动！有什么了不起！”这声音竟引起一片响应：暴动！暴动！
乱哄哄的喊声中，两个士兵跑进军火库，将大炮从中拖了出来，甚至推弹上膛。
吵架变成暴动，围观的人也看傻了。这是掉脑袋的大事。更多的人只想闹闹发泄一下，却并未打算因此而不要脑袋。毕竟只是喝酒闹事，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响应的声音随着事态的升级渐渐弱了下去。拖炮出库、推弹上膛的士兵到此时自己也被吓着了。他们突然酒醒，一清醒就发现他们的脚已经踏在了死亡线上。有人提醒道，要命的快跑呀！几个闹事者方吓得拔腿而逃。
鄂军提督张彪得报大怒，立即令马标前去弹压，指示必须将那些发难的士兵追捕回来。他想知道，他们怎么就敢喊出“暴动”这两个字。
胭脂巷的会议刚刚结束，参与会议的人们，还没有散完。孙武甚至还没有走出胭脂巷，便遇到前来报信的人。来人满脸惊慌，打着结巴说：“炮兵发生暴动事件！连大炮都拖出来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的事。孙武急道：“怎么如此莽撞？赶紧找人了解原委，回头来详报。”刘复基亦在半路闻听此讯，也顾不得其他，急返而回。
前去打探情况的人再次返回，说军队已前去镇压了，南湖那边紧张万分。孙武道：“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汇报人说：“虽是为喝酒闹事引起，但他们中有好几个就是革命党，知道迟早会起事的。”孙武生气了，说：“既知大事当前，怎么可以这样莽撞？”汇报人急道：“怎么办？事态这样严重，不如立即发难，不然被发现，就来不及了。”
这句话把人们镇住。因为适才刚制定下起义方案，一切准备尚未开始，此时起义，谁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不能胜，起义的结果又会如何？但是，倘不及时起事，一旦逃亡的炮兵被抓，供出整个武昌城的革命党正在准备向清廷发难，那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局势？
一时间众人皆静默。事未开始，便有挫折之感。
此时的刘复基说话了。他说：“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现在万万不可轻率起事，因我们的准备尚未齐备。我们不可因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先观察观察，如果事态继续扩大，自当行动。”
在如此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能如此。
这天是个好天气。我和吴四贵从花园山下来。我说：“有些热呀，去江里游水怎么样？”吴四贵说：“好啊，我也正想着哩。”于是我们二人便由汉阳门出了城。
江上的浪一波一波地拍在堤上。蛇山上的警钟楼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高大威武。下面的茶楼，坐着三五个人正喝茶看风景。我和吴四贵在他们的注目下，跳进长江。我们在江水里戏水打闹，江水被我们翻腾得十分热闹。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他们眼中的风景里。
有一个人奔跑而来。他衣着凌乱，神色慌张，跑到江边，便急喊着找船。有一只小渔船泊得不远，但那渔夫是个聋子，我和吴四贵都认识他。任凭那人如何呼叫，聋子渔夫都无动于衷。我跟吴四贵笑得快被水呛着。但突然，我想，他会不会也是一个革命党呢？我来不及推测是也不是，便三下两下游到渔夫跟前，我推着他，让他朝江边看。渔夫到底看到呼叫的人了。他划着船过去，不等船靠近，那人便跳了上去，急促道：“快划，快！”
小船朝着对岸的汉口划去。未到江心，便有马蹄嘚嘚声急促而来。瞬间便见到一支马队，他们一直追到江边，伫马在岸，四下张望，见只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游泳，一句话未说，掉头而去。我们在水里露着脑袋望着他们。
吴四贵浑身发抖，低声说：“是来抓那个人的吧？”我说：“那还用说？”吴四贵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但是我的心里在说，或许我知道一点点哩。
六
一连几天，我都在想，那个逃跑的人会不会是革命党呢？城里传说南湖的炮队发生兵变，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一员呢？如果是的话，官兵会不会满城搜家，来寻找他呢？他们一共跑了多少人？不会只是这一个吧？
我很好奇这样的事，却无从知晓。
晚上的时候，父亲回家，神情紧张。他说：“今天一个剃头的人告诉我，报上登了消息，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江南江北都传遍了，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我跳了起来，心里咚咚咚咚像打鼓，就仿佛那个起义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说：“真的吗？”父亲说：“这几天你千万给我乖乖待在家里。满街军警乱走，弄不好就会杀人的。”
我绝不会按父亲所说的待在家里，我要比往日出去得更勤。但是我不能再叫吴四贵，因为我知道“革命”，而他什么都不知道。
街上果然显得紧张。旅馆不时进出军警，乱吼吼地叫着查人。有人手上还拿着墨画的人头像，望着进出的人核对。街上的巡警也奔来跑去，像是在追捕，又像是自己没事跑着玩，一阵来一阵去，吓人一身冷汗。长街的商铺里，看到女人们拼命地买东西，有几个店铺甚至排着队，大概是提防着真要闹事，恐怕家里会没吃的。女人就是让一个家稳定的人，有了她们，不管什么时候，总有得吃。我家就是。但是女人如果慌乱了，全世界就都会慌乱。现在武昌的街上的紧张，就是因为她们而变得十分夸张。
但我知道，最紧张的地方还不是在街上，而是在都督府。逃跑的炮兵害怕被追捕，便写了一封信丢进了邮筒。这信自然会落到第八镇统制兼提督张彪手上。
张彪看罢大为震惊。这的确是让他大吓的一封信。信上大意说，我们的党团体牢固得很，如果你们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不少恐吓字句。张彪料想不到逃亡炮兵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这狂言的背后将会是什么呢？张彪忙拿了信去找鄂总督瑞澂。
瑞澂亦是大吓。倘若军中真因此而引起兵变，他自是难以收场。但是，他也万分恼怒，说：“人都逃掉了，居然还敢写信来威胁！这是谁的天下？他们想反了吗？”张彪说：“因事发突然，我也担心引起兵变，所以对几个闹事的并没有死追猛打，准备待军中情绪稍缓一点时，暗中再行抓捕。写此信大概是怕追捕得太紧，心下害怕，故有此言。”瑞澂说：“此言虽不可信，但也不得不防。”张彪说：“当然要防。我意采取外松内紧的对策。”瑞澂说：“怎么防范？”张彪说：“一是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库存起来；二是令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天必须驻营歇息，加强控制；三是我亲自率人出其不意地巡查，吹紧张集合号点名，官长不在营者，撤差，士兵不在营者，严办，并罚其长官。”
瑞澂平静下来，他点了头，表示了允许。或许他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但是一个士兵的进入，打破了他的平静。士兵递给瑞澂一张报纸。
瑞澂接过报纸阅读，一读便脸色大变。他把报纸甩给张彪，说：“你看看。”张彪接过，亦大惊失色。他不禁念出了声：“八月十五杀鞑子。难道他们准备八月十五闹事？”瑞澂说：“看来那信不假，像是有事要发生了。”
官方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文武官员济济一堂。会议由军事参议员铁忠主持。铁忠说：“为防止士兵离营起事，现决定全体军队提前一天过中秋节。而八月十五这天不放假。他们人在营中，就得听我们的调遣。另外，所有子弹一律收缴存库。”一军官说：“听说工程营里有不少党人，由他们防守楚望台军械库可能危险，不如把工程营调开得了。”但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却说不可，此举会更加引起士兵的反感，反而激起兵变。最终铁忠作了决定，他要求军械库那边，须得加强官长监视。
武昌城内，街上游走的军警更是密集，令满街都是紧张气氛。人们走在路上，不敢高声说话，连气都不敢出得重了，脚步匆忙却也目光游移，每个人都警惕着是否会被列入嫌疑。我和吴四贵以前到城外长江玩水，一向是跑步带着呼啸穿过汉阳门，现在我们不敢这样放肆了。因为有一次，我们奔跑时，后面咚咚咚地追来几个军警，以为我们是犯事的革命党，见势不妙正在逃奔。吴四贵吓得裤子都尿湿了。幸亏有一军警见我们好多回，说这俩是城里的孩子，天天在这路上疯跑哩。军警的头目吼了一声，说：“往后不准再这么跑！否则以妨碍公务、搅乱人心抓你们。”
从此以后，吴四贵再也不肯和我一起出城玩水。好在天凉了，渐次我也不去了。
一天，父亲回来得晚，母亲担心他饿，便让我送两个大饼给他吃。我走到街角，见父亲正和一个缠着头巾的人说话。那人说着坐了下来，父亲准备替他刮胡子。突然过来几个军警，上前一把扯下那人的头巾。他剪着短发，却没有辫子。几个军人立即上前把他绑了起来。那人挣扎着想解释，军人便用他的头巾堵住了他的嘴。
军人中一个小官模样的人转身对着父亲，他说：“是你替他剪的头发？”父亲吓得浑身发抖，连连地摆手说：“不不不，他说是失火烧的。想让我替他修剪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小官便一脚踹倒了父亲的剃头挑子，厉声道：“你要敢替人剪一根辫子，你就得跟他一样，别想活命。”说罢，绑着那人扬长而去。
父亲呆站在原处，看着他们的背影，好半天，见他们走远，便瘫软在了地上，又哇哇地大哭开来。我奔过去，先扶起剃头挑子，又把父亲拉了起来，我说：“你别哭啦！我就不信，我偏要把这个猪尾巴剪掉。”
父亲吓得一哆嗦，连忙闭住声音，他惊慌地朝四下望望，一个大巴掌捂住了我的嘴。
父亲真是一个没用的人，他被武昌街上的紧张吓坏了。但我能看到，城里依然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害怕。他们脸上依然带着秘密，照样干着他们想要干的事。
这一天，刘公把几个年轻人叫到他在昙华林的住所。刘公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但他担任着共进会的领导。起义所需的一大笔钱，便是他从家里连蒙带骗弄来的。我先前不明白，他家里这样有钱，何故还要革命？邓玉麟大哥告诉我，革命不是有钱没钱的事，而是为了中国。我们中国人不能总是被外国人欺负，而我们汉人也不能永远被满人欺负。原来如此。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太明白。但我从此知道，有钱人也会革命。
刘公在武汉有不少住处。这一处是在昙华林。他约了三个学生去他的住处，他们是赵师梅、赵学诗兄弟和陈磊。这三人正在武昌中等工业学堂念书，虽然还是学生，却都早已加入了共进会。
刘公拿出一张图纸，他将它摊在桌上，三个学生一起围了上去。赵师梅惊异道：“这是什么？”刘公说：“这是铁血十八星旗的图纸。”陈磊也惊说：“铁血十八星？什么意思？”
刘公便告诉他们，当年他在日本时，孙中山曾召集他们讨论过国旗样式，有人便设计了十八星旗图样，以后，共进会以此作为会旗。红色铺地和黑色九角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黑九角的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铁血共义。
三个学生都不由赞叹道，真是太好了！
刘公说：“因要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我回国时，便把这图样带了回来。”赵师梅说：“需要我们做什么？”刘公说：“起义在即，革命需要旗帜作标志。这铁血十八星旗就是我们起义要用的旗帜。你们是机械系、电机系学生，都有绘图仪器，并且也会绘画，就请你们照这张图绘制二十面十八星旗，各图案的位置、大小、排列以及边长，都要准确。”
三个青年都显得异常激动。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了，而这事将由他们来完成，这可是莫大的荣幸，便都再三再四地保证绝对完成任务。刘公说：“画完后，去找可靠的裁缝店缝好。起义前三天必须完成。这事必须严守秘密。”
三个青年都忙说，那是当然。这是常识了。
七
所有起义的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虽然是紧张和忙碌，但兴奋和期待却压倒了一切。月亮一天天饱满。它高悬在上，让夜空变得温柔而妩媚。它用这光，将武昌城里紧张的空气一丝丝地化解。还有几天，这天下便将在这月色之下，由一群无畏者亲手颠覆？
便在这时，一封湖南来信，打乱了节奏。信是湖南共进会一个叫焦达峰的人写来的。信上说，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准备还不足，望能延迟十天起事。
这已是1911年的9月28日了。在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里，刘公、刘复基、蒋翊武、孙武等人都看了这封信。
刘公说：“如果准备不足，贸然行动，结果会不堪设想。”蒋翊武说：“两省同时发难，胜算更大。但如果要延迟十天，这边的起义时间就得改为10月16日了。”孙武说：“也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准备也充分一些。”
刘复基思索半天才开口，他说：“我只担心时间长了，人多嘴杂，难以保密。”刘公说：“所以我们在通知改期的同时，一定要告诉大家定要谨慎行事。”
最后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说：“就这么决定吧。起义时间延迟十天，定为10月16日。”
联络员们秘密地将这信息，传递了下去。
父亲像往日一样，担着他的剃头担子出了门，走前令我在家写字。已经是10月3日了，不几天就将是中秋。城里的军警更是紧张得毛发像狮子一样竖起。他们眼睛滴溜溜地不停转动，眼光在街上行人中扫来扫去，不小心扫到谁身上，一声暴吼，便拖到街边。若是不服，觉得自己委屈，少不得要挨几个巴掌。即使不打，怒吼着羞辱一顿却是逃不掉了。父亲怕我惹事，叮嘱母亲再三，不准我中秋前出门。母亲胆子更小，她对着几案上的观音不停地嘀嘀咕咕地念叨，一边念一边盯我几眼。
我一直在等待武昌城里枪炮大响，但街上却一如往常，原先紧张的气氛似乎也松缓下来了。
隔壁赵裁缝的铺子，来了几个人。我看出来了，他们脸上有着跟邓玉麟大哥一样的神情。见我坐在家门口，一个大哥说：“小子，别盯着我们看。”我说：“大哥，我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你放心进去，如有狗过来，我会比他先叫哩。”
几个大哥会意一笑，说这小子挺聪明。
进门的正是赵师梅几个，他们是来取旗帜的。赵裁缝打开一面旗说：“你们看行不行？”赵师梅几个一边抚摸一边惊喜道：“真是太好了。比想象的还要好。”赵裁缝脸上露出笑，说：“只是这活儿不能白天干，我只能夜里悄悄地做。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面，还有两面的旗杆套还没缝制好。”赵师梅说：“那就先拿十八面吧，过两天再来取剩下的两面。”赵裁缝说：“好。那时定没问题。”说罢他把打开的那面旗叠好，放进一个包裹里。
赵师梅从他手上接过包裹，而后说：“当武昌城飘满这铁血旗时，定有你的一份功劳。”赵裁缝说：“别说功劳不功劳这话，只图我们百姓将来有个活路。”赵师梅说：“那是一定的。”
我听到了他们的这些话，内心狂跳不已。我知道，大事就将出现在眼前。几位大哥出门来，我情不自禁朝他们伸了个大拇指。他们笑着，也朝着我伸了一个大拇指。这一下，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心了。
官府把中秋节提前一天过了。农历八月十四日，他们喝酒庆祝了一天，到夜晚，军警便带着酒气满街游走，见到路人，稍不顺眼，便上前一通盘查。睡觉时分，新军的士兵们子弹都一律上交，排长也不回家，通夜守在棚里。工兵第八营的排长陶启胜最是紧张，带着士兵，不停地查铺。他出门时，棚长熊秉坤躺在床上笑着对他旁边的金兆龙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哩，让他们去紧张，我们安心睡大觉就是了。”
中秋节竟是静悄悄地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清朝官府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老百姓也有些诧异，以为这天大小都会有点动静，不料，却什么都没有。
赵裁缝和吴麻子晚间吃饭时，都蹭来我家，他们跟我父亲私底下说着话。吴麻子说：“报上不是讲今日要杀鞑子吗？”我父亲说：“是呀，怎么比平常年头还要安静呢？”赵裁缝说：“越安静说明越会有事哩。武昌城起事只是个迟早。”吴麻子盯着他说：“你怎知道？”赵裁缝眯眼笑道：“天知道地知道，我却不知道。”吴麻子说：“那你凭什么说武昌城迟早会起事？”赵裁缝说：“因我晓得天爷地母的心思。他们说我们这日子照这样过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吴麻子说：“天爷地母给你托梦了？”我父亲说：“托不托梦倒没什么。不过天爷地母倒是说得对，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吴麻子说：“也是。我最恨那些满人，我只望我们汉人能重新当皇帝。”我父亲说：“汉人的江山还不是你家吴三桂送掉的？”吴麻子发怒了，说：“你你你，那吴三桂关我们什么事？”赵裁缝忙说：“扯远了扯远了。叫我说，谁当皇帝不关我们的事，有没皇帝也都与我们几个没关。我只望这日子能过得顺当一点，小孩们长大了能正经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吴麻子和我父亲都点着头，说：“是呀，是呀。”
我和吴四贵躲在附近偷听他们说话。吴四贵傻傻地望着我，说：“他们在讲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是些什么话？”我说：“你不懂的事多着哩！”
他们回去前，赵裁缝走到门口又回了头，说：“这些天大家还是都醒着点，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呢？”
吴四贵使劲逼着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会出什么事？要打仗吗？”我说：“哎呀呀，你怎么这么啰唆。不就是让你睡觉醒着点吗！”
我白天黑夜都醒着。我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敏，我闻得出空气中的味道。这些天的味道跟寻常完全不同，我知道武昌城定是要出大事。
只是，没有人会预料得到，这件大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来。
八
1911年10月9日，这个日子注定让无数人铭心刻骨。
这一天，汉口的宝善里一如往昔。宝善里属俄租界，是俄国毛子的地盘。在汉口，洋人比武昌多得多，洋房也比武昌多得多。我父亲常唠叨说，汉口的钱是站着的，汉阳的钱是摊着的，武昌的钱是顶着的。小时候我不懂缘故，大了才晓得：汉口的洋人在江边盖了许多货栈，他们走长江水道，把这些当地特产货运回国，又从他们本国，拉了一些洋货运来汉口，那些堆立在货栈里的货物，就是钱；汉阳则是由上游水路，放排下来木料竹子和药材，晾摊在河滩上，这些木竹及药材卖掉也是钱；而我们武昌，却是官家云集之处，他们头上的顶戴花翎，就是钱。
英国佬、法国佬、德国佬以及俄国毛子、日本鬼子都在汉口开着租界。租界的洋人是自己管自己，那里事无巨细都轮不着清府的警察插手。革命党为逃避清府的视线，便喜欢寻那租界的屋子居住。洋人们虽与官府勾结，但到底对中国的事知之略少。
正是初秋的下午，窗口的阳光分外明亮。俄租界宝善里14号正在忙碌。这是刘公租下的房子，他在宝善里租下了1号和14号两套房子，1号自住，14号则专用来作共进会的总部，起义的政治筹备处也设立在此。所有起义前的准备都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距指挥部定下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周。虽然准备已相当充分，但他们还要在这一周内，做得更周全些。
屋中央的圆桌前，李作栋和刘炳正在为新印制的钞票加盖印章，另有几人在一边清理文件。
邓玉麟准备出门，见孙武坐在窗前，借着光，检查置放在脸盆里的火药，便走过去说：“怎么样？还能用吧？”孙武说：“当然。当年的革命者为暗杀清官而买下这些火药，当年他们没能用成，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邓玉麟说：“是啊，我们就用它们去炸总督府吧。”孙武自豪道：“那最合适。”
邓玉麟说笑几句后，要为起义买表，便出了门。不多久，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了。因为哥哥的缘故，他虽年龄还小，尚是中学生，却对起义一事，了解甚多。屋里所有人，都同刘同十分熟悉。
刘同的手上夹着一支烟，孙武却没有看见。他对刘同说：“你怎么来了？”刘同说：“过来看看你们忙得怎么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孙武所坐的窗口走过去。走近后，他吸了一口烟，随意地将烟灰弹了一弹。孙武说：“小心呀，这里有炸药。”刘同说：“知道了。”说着朝楼上走去。
孙武正拿着一枚炸弹检查，突然他想站起来说什么，顺手将炸弹朝桌上一放。他的手有点重，炸弹落在桌上的声音很响。紧接着，轰地一下，它居然因此而爆炸了。瞬间，一股白烟升腾而起，孙武未及反应，爆炸声随之响起，火光迸射，将屋里所有人都惊呆了，刚走到楼梯口的刘同吓得几乎坐在了台阶上。
孙武被炸翻在地，脸部被火药熏得乌黑，鲜血从那一片片的黑中流了出来。几秒钟后，李作栋冲过去，从屋角抓了件长衫蒙住孙武的头，然后说：“快，送他到医院。”屋里的另两人立即上前来，他们挟着孙武，迅速从后门离开。
正在里屋的刘公闻声而出。屋里正燃着火。他一边忙不迭扑火一边紧张地说：“爆炸声一定会惊动巡捕房，大家赶紧转移，走前必须把所有文件都带走。”
火不大，只一会儿，便被扑灭。屋里烟味浓郁，有人咳嗽了起来，一边咳一边说：“文件全都锁在柜子里。”刘公说：“赶紧打开，全部带走。”咳嗽的人说：“钥匙呢？钥匙在谁手上？”
却无一人知道。刘公说：“撬柜子。”可两三个人折腾好一会儿，却依然没能把柜锁弄开。而此刻，俄国人的脚步和哨音已经可以听到了。刘公说：“我到前面去应付，你们要快，然后从后门走。”刘公说罢，扯了下衣服，平静了一下神情，然后出门。
刘公走出前门，假装要掏钥匙锁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奔跑而来的俄巡捕却已经赶到他面前说：“出了什么事？怎么有爆炸？”刘公故作轻松道：“哦，没多大事，不小心弄翻了煤油，是煤油引起的爆燃。”俄巡捕犹豫了一下，却说：“煤油引起的爆燃？我们还是看看吧。”说话间，抬腿便进了屋。
刘公嘴上说：“好的。”人却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去，他落在后面，趁人不注意，闪到屋后，犹豫几秒，然后迅速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未来得及逃掉的刘炳。他一直想打开柜子，却始终未能成功。待他决定从后门离去时，却已然避走不及，结果被俄巡捕堵在了屋里。
一个巡捕闻了闻气味，突然大声说：“这不是煤油味道，分明是火药。”巡捕的头儿便厉声道：“一个百姓家，怎么会有火药？”说罢命令道：“搜！仔细搜！”
翻箱倒柜式的搜查，将宝善里14号所有的可翻的东西全都翻了出来。炸药最先被找到，散放在桌上的文件也被一搜而去。那个被锁着的柜子自是逃不出魔掌。几个巡捕试着拧锁，却也没能打开。于是他们找了把斧头，三下两下将柜子劈了开来。刘炳脸色苍白，他心里想，当初我们怎么不用斧头砍呢？
柜里的东西全部被翻了出来。里面的东西令几个巡捕吓了一跳：一摞旗帜，一堆袖章，还有一堆文告、钞票以及各式各样的文件。
巡捕头儿翻看着这些，他并未看懂，嘴里不停说：“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的？要造反？”然后便命令将柜里所有东西全都带走，扣下的刘炳一人也一并带走。
邓玉麟买了东西回来，走到宝善里巷口，见人们跑来跑去，一派骚动。几个巡捕正在抓人，这是14号的左邻右舍。邻居们东喊西叫着：“不关我的事呀！我只不过住在隔壁。”又有喊说：“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哩。”
邓玉麟见事不对，忙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一个街坊告诉他，像是有人扔了炸弹，屋里爆炸了。邓玉麟大惊，他想起自己走之前孙武正在查验火药，忙说：“是几号爆炸了？”街坊说：“像是14号。”
邓玉麟知道大事不好，不敢再往前走。他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亦不知有没有人被抓走，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事情发生，都会影响大局。邓玉麟心急如焚，放眼四望，他认识的人一个不见。紧急间，想起刘公在长清里还有一住处，不知他们是否转移到了那里。想罢，拔腿即走。
邓玉麟心急火燎地赶到长清里，敲门时，开门的竟是刘公。邓玉麟悬着的心落了一半，他急道：“出了什么事？”
屋里还坐着李作栋。二人皆情绪低落，只是长吁短叹着。屋里一角，还坐着刘同，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邓玉麟说：“到底怎么回事？”此时刘公方说：“炸药不慎爆炸，引了来俄国毛子。刘炳被抓了。最可怕的是，所有的文件全都被巡捕房搜索而去。”
邓玉麟顿时傻眼，他急道：“啊？这怎么办？”刘公说：“起义消息必定泄露，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刘公说时，痛心疾首。
几个人一时间沉默。几个月来的忙碌辛苦、兴奋以及焦急的等待，或许就在这一声炸响中，灰飞烟灭。
刘公接着说：“巡捕一查就能查出14号是我租下的。我在1号的住房也难免被查。而所有人员名册都放在那里，我们必须把它取出来。如果这份名册被搜走，俄国巡捕房必将这名册交给官府，那我们的人，就将会被一网打尽，数年的革命基础必将尽毁。”
邓玉麟更是惊呆了。他知道，对于他们，这是比泄露起义计划更大的事。这次起义不成，还可有下次，而人员被抓，组织被毁，便再没机会。刘公说：“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家一趟，把那里的文件取出来。”邓玉麟说：“你不能去冒险，起义在即，你身负要职，不能有任何闪失。我去帮你取。”李作栋说：“你也不能去。孙武是我送到同仁医院的，他正在治疗。他有一个想法，急着要见你，你得赶紧过去一趟。”刘公说：“他一定有重要想法，你赶快去。这边我来解决。”
一边的刘同突然站了起来，说：“哥哥，我去。我去取出来。他们不会怀疑我。”李作栋说：“不行，你太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家都不好交代。”刘同说：“那里是我家，我可以说，我不过是回家去呀。”刘公想了想，说：“也是。这样吧，你和你嫂子一起去。你们一个妇人，一个孩子，不过是家眷，若问你们，你们只咬定说是回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刘同说：“我明白。”
邓玉麟和刘同叔嫂前后脚出门，他叫了黄包车，直奔同仁医院。孙武已经治疗结束，他的脸和胳膊都被白纱布裹缠，状态狼狈。此刻见着邓玉麟，连寒暄都没有了，急不可耐道：“你来得正好，情况危急，我一刻都静不下来。”邓玉麟说：“你的伤势如何？”孙武说：“先不谈伤。宝善里失事，我已知所有机密文件全部被俄国人搜走。”邓玉麟说：“他们不会这么快交给官府吧？”孙武斩钉截铁道：“不可怀有这样的侥幸，他们必定会马上转交给官府。如果官府拿到这些文件，必定得知我们的起义计划。所以，你必须马上过江，通知武昌军事指挥部，只有立即动手，才能死里求生。”邓玉麟说：“我完全同意。”孙武说：“你告诉他们，我的意见是今晚行动。”邓玉麟深知事态的严重性，连坐都没坐下，立即说：“我现在就过江。你要注意安全。”说罢便掉头出门。
便是邓玉麟与孙武谈话的时刻，更紧急的事发生了。
刘同和嫂子一起回到宝善里1号的家，正欲打开门锁，突然冲上几个巡捕，一把将他二人扭住。刘同大声喊叫和挣扎，声称自己是学生，只是回家。但这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刘同和他的嫂子同时被捕，屋里也被强行搜查，那份重要的名册亦被搜缴而去。
消息立即传到长清里刘公处，刘公大惊失色。李作栋焦急道：“他们怎么能连小孩和妇人都抓呢？”刘公说：“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名册搜走，如不知地址，一时还抓不到人。现在的关键是，刘同虽然不是党人，但他是我弟弟，平时也听到许多机密，大多机关地址，他都知道。他年幼无知，不可能禁得起官吏的威逼拷问，难免会把他知道的全都说出来，这就势必危急汉口和武昌的各个革命机关。现在我们必须通知大家赶紧转移。”李作栋亦急道：“孙武住同仁医院的事，刘同也知道。”刘公说：“他也必须转移。先将他转移到德租界黄玉山家里，料敌人一时查不到那里去。”李作栋说：“我现在就去通知所有人。目前你最是危险，得赶紧找个安全地避下风头。”刘公说：“我知道。武汉暂不能留，我得避到乡下去。”李作栋说：“那最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九
秋风徐徐地吹动着，长江水势浩大，宽阔的江面显得很沉静。小小的浪舒缓地涌动，渔船划过，竟也不那么摇晃。
这天的下午，武昌小朝街85号没有任何异样。这是幢二层楼的房子。这样的灰砖房屋在武昌城里多的是，它不显山不露水，就仿佛一个穿着灰大褂的乡下人，永远抄着双手，以不动声色的面容立在这里看世间风云变幻。就算走得近了，也没人会去猜想，这楼里是否藏有蛟龙。
楼下住着房东。房东进进出出，买米买菜，烧火做饭，站在门口与邻人闲聊，偶尔也发发牢骚，一如所有的武昌人。但在楼上，却是起义的军事筹备组，并同时兼着起义指挥部。起义日期迫近，文学社的关键人物刘复基、蒋翊武、彭楚藩等人越来越频繁地相聚在此。他们永远在商量着起义的相关事宜。
这一天，他们仍然聚在这里，深谈起义的一些细节。
刘复基说：“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但黄兴要求起义再延期数日，以等待十省共同发难。”彭楚藩说：“这样好倒是好，只是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这么久，再往后延，保密是个大问题。”刘复基说：“是啊。夜长梦多，我们已经延时了十日，官府也有所察觉。再继续延时，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很担心。”
两人说着，望着蒋翊武，毕竟他是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没有回答，他也在考虑。他觉得刘复基他们说得对，但是，黄兴的意见也不能不听。黄兴的地位，他们都很清楚。用一个词，就是“举足轻重”。
恰是这静场时刻，有人闯了进来，进门便惊慌着说：“不好了，出大事了！是天大的事！”
人人都吓一跳，忙问又是什么事？来人说是宝善里那边出了事。刘复基急道：“怎么了？”来人说：“听说共进会那边炸药爆炸，引来了俄国巡捕。我们有人受了伤，好像是孙武，还有人被俄国巡捕当场抓走。其他情况尚不明了。”
蒋翊武、刘复基一干人全都愕然。蒋翊武道：“刘公呢？他在哪里？”来人说：“他家被搜了个彻底。他没被抓，想必是逃了。”
宝善里是政治筹备处，又是共进会总部，起义的大量机密都在那里，倘这些机密被泄露，整个起义必败无疑。在场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彭楚藩说：“赶紧派人过江了解情况。”刘复基沉默片刻，方说：“怕是来不及了。何况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人。事已至此，我想起义计划很可能会被官府得知，我们必须考虑立即起事，方能力挽狂澜。”蒋翊武说：“不能急，更不能乱猜测，先观察观察再说。”彭楚藩亦说：“再观察到何时？万一众同志都被抓起来了呢？”刘复基说：“是呀。可怕的不仅是起义人名册被搜去，比这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被抓的同志经不起拷问，就有可能将所有机关地址供出，牵连的人便会成百上千，而我们也会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以此看，只能先发制人。”蒋翊武说：“眼下情况未明，如此判断未免过早。”
先前所说黄兴要求延迟起义的事，此刻根本不可能考虑了。中心的问题已然转向，那便是：要不要马上起义。众人七嘴八舌，大多数人同意刘复基的观点：此为生死时刻，只能背水一战，马上起义。
总指挥蒋翊武一直沉默不语。事关重大，起义计划是否泄露亦不知晓，被捕同志向敌招供也是推测。如若提前起义，无他省同步呼应，仅由鄂省一家孤注一掷，清廷必会以举国之力前来围剿。如此这般，胜算会有多大？作为总指挥，他必须想到这些。一时间，蒋翊武心绪茫然。
邓玉麟便是在此时，闯进了他们的讨论中。众人顿如云霓再现，全都围了过去。蒋翊武更是直奔主题，说：“快，宝善里到底怎么样了？你在场吗？”一向沉着的刘复基亦按捺不住，急问道：“孙武呢？他怎么样？他是什么意见？”
邓玉麟明白他们业已听说宝善里的事故，便忙说：“孙武还算好，但情况不容乐观。最要命的是宝善里所有的起义文件全部被俄国人搜走。孙武让我转告军事指挥部，请考虑立即起义，不然所有人都面临危险。”
所有的猜测，都成现实。众人立即知道情况严重，错愕中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将目光投向蒋翊武。蒋翊武紧锁眉头，仍然在考虑。
刘复基按捺不住，拔出枪来对着他，严厉道：“君为总司令，而今事态迫切如此，人人危在旦夕，你却还在犹豫不决。你怕死了吗？！”
蒋翊武仍然没有说话，他的心紧了一下，固然知道他们已没退路，但贸然起义是否就合适？会不会导致更多人头落地？他不敢轻率作决定。
邓玉麟的心瞬间提了起来，值此人命关天时刻，自己内部设若如此，后果将更不可预料。他说：“刘同年少，如他被捕，难保禁不起拷问。他经常出入我们机关，熟悉所有人，也知道各机关的地址，他要是招供，所有革命组织便会被全部毁灭。”他说着朝彭楚藩望了一眼，希望他能出来调和。
彭楚藩会意地接过他的眼神，便走上前，半开玩笑地拍了拍蒋翊武的头说：“诚如邓君所言，你是起义总司令，你的头怕是第一个不保。”
蒋翊武将头甩了一下，勃然怒道：“你们以为我怕死？！蒋某人什么时候怕过死？怕死我还革命？大好头颅，同拼一掷！好，既然大家一致认定，只有起事，才能死里求生，那就今夜吧。今夜我们起事！”
没有人计较蒋翊武的发怒，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怒气。众人立即激动起来，彼此抱拳互祝。
十
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呢？
很久之后，我都在想这个事情。我问吴四贵，我们那天在做什么？吴四贵说，你好记性！那天我爸同意我念中学，你爸说你也应该去中学念书。可是你不肯，说长大想去当兵。你天天晃到工程兵那边找人教你玩枪。你爸气得骂你哩，说是宁可你接他的剃头挑子，也不让去你当兵。之后我就拖你到楚望台了。
吴四贵这一说，我想了起来。我是不应该忘记。那天我和吴四贵在楚望台坐了许久。我的心意吴四贵不懂。我想学打枪。因我知道，武昌将有大事发生。我全身心等待着这桩大事的到来，我想这件大事无论如何是应该有我参与的。工程兵的熊秉坤是邓玉麟的朋友，他虽只是八营的一个棚长，但他像邓大哥一样，脸上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息。熊秉坤大哥告诉我怎样拉枪栓怎么瞄准，我说如果能真打一枪就好了。熊大哥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日子就快来了。”熊大哥说的日子是指什么？我仿佛明白，又仿佛不明白，只觉得那个日子就在我的眼前，我伸出手，随时可以捕捉到它。
我还记起了，那天我和吴四贵从楚望台回家时，路过工程八营，我拉着吴四贵要去找熊秉坤大哥。我想在吴四贵面前炫一手，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瞄准怎么拉枪栓了。走近工八营，我们竟看到千家街开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与正在当班的熊秉坤大哥说话。我奇怪他们俩怎么有话可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杨大叔的脸上也散发着我熟悉的那种神秘。他们俩说着话，神情却古怪。难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吗？我想。
我拉了吴四贵一把，说：“算了，今天太晚了。回家吧。”吴四贵说：“难道杨大叔也想当兵？老了一点吧。”我说：“你知道个屁呀！”
起义的时间业已决定：10月9日夜半行动。刘复基立即起草起义通知，总指挥蒋翊武则部署军事行动。蒋翊武说：“起义时间定为今夜十二点整，城内城外同时起事，以城外南湖炮声为信号；所有起义部队以左臂扎白布为标志；炮队攻击中和门，占据楚望台，并且要连夜携炮上蛇山，集中火力炮击督署及藩署，擒贼先擒王，击溃他们，让清军群龙无首；工程营则必须要夺下弹药库……”
所有人都面孔紧张地听着蒋翊武发令。亦有笔快者，速速地做着记录。刘复基将拟定的通知念了一遍，蒋翊武差人分头抄写，又指派联络员即刻送往各军营以及各机关。
蒋翊武指示：今晚的口令是“同心协力”。
决定一出，各人便分头开始行动。
这天最忙碌的人是邓玉麟。他领命与杨洪胜前去通知工八营准备行动，随后还要将储藏在胭脂路的炸弹搬运到杨洪胜位于千家街的杂货店，然后由杨洪胜分批送到工八营去。然而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前往南湖炮队送信。他得通知炮队夜半十二点准时放炮，这是起义的号令。整个武昌城以及蛰伏在夜色里的人们，都会竖起耳朵听取这个惊心动魄的炮声。这声音将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甚至中国的命运。
邓玉麟忙了一通，准备出城时，天已很黑了。他与另两个联络员在约定地点会合。邓玉麟说：“城内都通知完了吗？”两联络员表示全部通知到了。邓玉麟说：“太好了，现在我们马上赶到南湖。”一个联络员说：“时间很充裕，炮队八标也应该有所准备。”
三人说罢赶紧朝城外而去。行至文昌门附近，发现城下气氛紧张，城门看守奇严。所有往来行人，都被一一仔细盘问和搜查，进出速度奇慢无比。邓玉麟赶紧拉了二人到僻静处，说：“看来出城很难。你们身上有没有可疑的东西？”一个联络员低声惊道：“糟糕，我身上还有一个炸弹。”邓玉麟的脸都白了，他急切道：“你怎么能随身带这个？赶紧处理掉。”
三人便急步从僻巷绕道，及至城边偏僻处，将炸弹扔进一条杂草深长的沟中。再向城门去，发现出城更难了，仿佛正在查找什么人。
邓玉麟见状不妙，说：“走中和门。”于是又朝中和门疾步而去。不时有军警严肃着面孔，显得紧张不堪的样子，来回奔走。邓玉麟说：“看来情况不妙，敌人一定得到了我们的大量文件，不然武昌城不会如此森严。我们必须赶紧离城。”
这想必是武昌城史上最恐怖的一个夜晚。一番艰难曲折，邓玉麟和两个联络员终于得以出城。城外空气新鲜，长吁一口气，仿佛能吐出满腹的污垢。夜空中的星点似乎比城里显得明亮。田野带着秋天的清新和温情，抚慰着这几个因紧张而汗流浃背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停歇也没有说话，脚步匆匆地赶路。
这样的夜晚，星光和夜气都没有任何征兆透露给邓玉麟。他完全不知道，在他们行走的途中，城里正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只顾埋头匆匆赶路，待赶到位于南湖的炮队，大门已关，四周已是格外静悄，夜色下，阒无人声。
邓玉麟凭借着对此道路的熟稔，越墙而入。待他找到炮队联络员，已近十二点。炮队的革命党人根本不知白天汉口发生了什么，亦不知今天的夜晚准备起义，他们业已沉睡在梦乡之中。联络员朝着俱已熄灯的营房说：“这时候一个个找人起床，怕是不可能吧？”
邓玉麟一行十分无奈，再看表时，起义时间已过。这夜的起义显然流产。他懊恼地蹲在墙根下，无法想象这个结局将会是什么，只能留待明天前去起义指挥部汇报，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
无论如何，他想象不到，便是在他赶路的途中，在他蹲在墙根下懊恼悔恨的时刻，武昌城最黑暗最血腥的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
这天晚上，我的眼皮突然跳动得厉害。老人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眼皮或报喜或报警，最是灵验。现在，我的两个眼皮都在跳着，我不知是祸是福，或许是福祸同至？
天色慢慢变得暗了一点，我在家坐立不安，眼前老是浮出熊秉坤和杨大叔脸上的古怪。那古怪暗示着什么呢？我便越发坐不住了。
我跑出屋，正遇我父亲挑着剃头担子回来。他急道：“你往哪里跑？外面到处都是军警抓人。”我吓了一跳，忙说：“抓什么人？”我父亲说：“说是抓革命党哩。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头要掉了。”父亲说着，心里难过。他明白，那些即将被抓的革命党中一定会有他熟悉的人。他放下担子，往门槛上一坐，便又呜呜地哭了起来。趁父亲哭的时候，我朝千家街跑去。我去过杨大叔的杂货店，父亲有一回让我去那里买过盐和煤油。
杨洪胜开在千家街的杂货店生意似乎还不错。他每天笑脸迎客送客，暗中却承担着联络同志以及运送弹药之责。起义临近，他的运送任务越加繁忙。这天的下午，他提着篮子，篮子上面是青菜，下面却是炸弹。他来到工程八营，当班门卫是熊秉坤。他跟熊秉坤打着招呼，眼角却朝着篮子暗示了一下。熊秉坤悄然掀开篮子，发现炸弹，低语道：“怎么今天就送来了？不是还早吗？”
杨洪胜说：“指挥部决定今夜起事。宝善里机关出事，文件全都泄露敌手。”熊秉坤说：“我们也刚刚听到一点风声。”杨洪胜说：“官府已经在大肆搜捕，不起义就是死，所以今晚必须行动。总指挥说，军械库是你们驻守的，一旦起事，得马上占领。占领了楚望台，就派人出城去接应炮队进城。”熊秉坤坚定道：“叫他们放心，我们这边绝对没有问题。”杨洪胜说：“那就好。今晚的口号是‘同心协力’。”熊秉坤说：“知道了。”杨洪胜说：“弹药如不够，我晚些时会再送过来。”熊秉坤说：“不可太晚。我尽量让自己人来当班。万一不是，你得随机应变。”杨洪胜说：“好的，我会伺机行事。”杨洪胜再次出门准备送第二批弹药时，天色已昏灰下来。街上有了更多的军警，路人都人心惶惶，不知又是出了什么事。杨洪胜依然拎着篮子，上面依然是青菜，而青菜下依然还是炸药。他循着先前走了一趟的路，再次走向工八营。
我看见杨大叔时，他一脸沉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真的就是在给人送菜。我忍不住叫了起来：“杨大叔，还送菜呀？”杨大叔对我笑了笑，说：“小子，天都黑了，还不回家？”我走近杨大叔，想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今天武昌城很奇怪呀。”杨大叔说：“快回家吧。今晚哪里都不要去。”我还想说什么，杨大叔却快步走了。
杨洪胜走近工八营时，发现门卫已经换人。这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立即放慢脚步，想伺机调头。门卫却说：“站住。干什么的？”杨洪胜便说：“送小菜的。”门卫说：“这么晚送什么小菜？”杨洪胜说：“哦，因为我明天早上有事，就想今天先送过来。那我还是明天再送吧。”
杨洪胜说罢，调头往回走。没走几步，却遇上军警。军警径直朝他走来。这是他的邻居见他出门频繁，神出鬼没，心下怀疑，便报告了军警。军警闻知，立即追踪而至。
杨洪胜见事不好，立即拐进另一小巷。军警却没有放过他，亦放快步追了过来。见军警尾随不放，杨洪胜知道自己或许被暴露，便跑了起来。军警见他奔跑，亦奔跑着追去。杨洪胜的篮子装有炸弹，被抓着也不会有好结果。杨洪胜想得很清楚。他不禁摸出炸弹，回身朝着军警扔了出去。炸弹爆炸了，军警有人翻倒，但杨洪胜自己亦被炸伤。待他爬起来想要继续跑时，后面的军警却扑了上来，将他活捉。
我的心突突地跳得厉害。我亲眼见到杨大叔被军警追逐，又看到他被炸弹炸伤，最后还看到他被人扭着胳膊。被捕的杨大叔从我的面前经过。他的面孔黑黢黢的，那是火药留下的痕迹，然而他的眼睛却很明亮。他头微扬着，全无畏惧之感。街边站着许多人，大家神情发呆，不知是悲愤还是傻掉了。我有些想哭，却又觉得这样的胆怯定会被杨大叔所笑。杨大叔看到了我。他用眼角的光从我脸上扫过，然后又慢慢扫向了所有人。他的嘴角露出几丝笑容，仿佛说，这不算什么，好戏在后头哩。
我一路小跑回到家，我父亲一把抓着我，连连说：“你跑哪里去了？我听到有爆炸声哩。”我说：“杨大叔被抓走了。”我父亲说：“哪个杨大叔？”我说：“就是千家街开杂货铺的杨大叔。他的篮子里有炸弹，他是革命党。”我父亲便哭了起来，说：“是杨洪胜吗？这回他怕是活不成了。”我很烦父亲的哭。他的声音，让这夜晚徒增几分压抑。我说：“杨大叔都没哭，你哭什么？！”
十二
此时的天已经黑透了，而小朝街85号起义军事指挥部却完全不知杨洪胜被捕一事。他们全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只待南湖的炮声一响，他们便举行起义。紧张筹备了几个月，这个立见分晓的时刻终于到了。
蒋翊武、彭楚藩也都留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嘈杂声中，根本就没有主题。他们已然忘却适才汉口发生的事情，也不在乎名册被泄露。因为，再过几小时，这一切都不再是秘密。他们将向世界公布自己的身份。他们将堂堂正正宣告自己就是革命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他们活着，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由民做主的国家。
刘复基从外拿进一个留声机，放起了戏曲唱片，声音顿时将众人的七嘴八舌声压了下去。一个同志闯了进来，他神色有些紧张，说今天街上军警特别多，到处在抓人，是不是今晚起义的消息走漏了？刘复基想了想说：“不可能。他们多半是拿到了汉口的文件，但那些文件中并没有我们今晚起义的内容。”蒋翊武说：“虽然距发难时间只几小时，但我们还是要小心才是。”刘复基说：“是啊。大家快回去吧，听炮声行动。这里既是起义指挥部，比别处就多几分危险，各位不必留在如此险地。”
一起义者说：“既然是险地，我们要有难同当。”另一起义者亦说：“一旦起事，需要调配，免得指挥部没有人。”众人便都附和着：是呀，离起事只几个小时了，一旦需要，指挥部随时可派我们行动。
刘复基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朝外推，一边推一边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大事当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的人十二分不情愿，但拗不过刘复基的坚决，只好纷然离去。屋里只剩下几个核心人员。
黑夜笼罩下的武昌城，充满着不安和诡谲。抓人从白天一直持续到现在，第八镇统制张彪正带着几个士官巡查。纵是高官，遇上如此情况，也不敢怠慢和疏忽。
武昌城的夜晚原是张彪所熟悉的，但这天他走在街路上，却觉得夜的四处都弥漫着一种陌生。这种陌生时刻向他暗示着异动，他警觉地四处查看。
突然前面过来两个人，脚步匆忙。张彪正欲断吼，却发现来者是自己的士兵。士兵后的人，他却不识。他扫了一眼，那人忙上前，敬了礼，然后说：“小人原是炮队退伍正目，以前有不少兄弟都是革命党。今晚我听说好多革命党正在秘密聚会。”张彪浑身一震，说：“他们在哪里？”那人说：“据我所知小朝街82号、85号都是他们的秘密据点。刚才那里聚集着不少人，怕都是革命党。”
张彪的眼睛发亮了，大声道：“走！抓！”他的手下忙问：“去哪里？”张彪说：“小朝街82号、85号！”
这正是深夜时分，武昌城显得十分安静。再过不到一小时，革命的炮声便会将全城惊醒。小朝街85号的人们越来越有激动感。他们不停地看手表，兴奋和焦急混杂在一起。蒋翊武说：“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彭楚藩说：“快啦，明天将会是不一样的一天。”一向冷静的刘复基此时也有了几分激动，亦说：“现在距离这个伟大的日子只能以分而计了。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它来临的脚步声。”
几个人正说着话，楼下却突然响起急促而杂乱的敲门声。刘复基浑身一凛说：“不好。情况有变。”彭楚藩说：“大不了拼了。”刘复基说：“情况不明，不可盲动。大家赶紧从楼窗走。我下去应付，或许只是查查房。万一不是，各位记住，我们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
蒋翊武、彭楚藩等人便点着头，纷然跳窗而去。刘复基朝着楼梯口走去，尚未下楼，门却已被撞开，一群清军荷枪实弹破门而入。有人在喊：“抓！一个都不要放过！”刘复基心知指挥部已经暴露，为延长时间，让其他人得以逃走，刘复基举起了手上的炸弹，高声道：“站住！再不站住我扔炸弹了！”
清军一时吓住，不敢贸然上楼。一军官模样的人见此高声吼道：“快上！抓活的！”刘复基听此言便将手上的炸弹朝下一扔，一群清兵见状立即伏倒。
但是炸弹却未爆炸。刘复基也怔了一怔，想再取一颗炸弹，但被爬起来的清兵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扑住。屋里另有几个未及逃走的革命党，也一并被捕。
跳窗后的蒋翊武和彭楚藩，踅进一条小巷，几个清兵立即围住了他们。蒋翊武身着长衫，蓄着长辫子，模样有些土。他说：“我住在隔壁，听到这边吵闹声，不知何事，特意过来看看。”清兵打量着他，将信将疑，便没太留意他。转身又问彭楚藩：“你在这里做什么？”彭楚藩身着宪兵服，便说：“来抓革命党啊。你们呢？”一个清兵说：“哦，是自己人。”清兵说着，便由着彭楚藩离去。而此刻的蒋翊武趁着无人注意他，悄然溜走。
彭楚藩走了几步，想知道刘复基情况如何了，便又转回去看个究竟。他再次被清兵拦住。清兵说：“你怎么又转来了？”彭楚藩说：“我是来帮忙的呀。”便这时，他看到刘复基和几个未逃离的同志被押解出来，不禁满脸悲愤。清兵见他如此，说：“你到底来干什么？难道你也是革命党？”
此刻的彭楚藩已然定心，他决意与被捕的同志共患难。他说：“是的，我就是革命党。我跟他们是一起的。那又怎么样？”几个清兵闻得此言，立即扑过去，将他拿下。
十三
这是个多么阴沉而惨烈的夜晚。无论是刘复基彭楚藩还是其他人，都在等待南湖的炮响。但是，这个本应把人们从暗夜中唤醒的炮声始终没有爆出。人们在兴奋而焦急的等待中，等来的却是一场人头落地、鲜血遍地的审讯。
抓到刘复基等人时，业是深夜。惊骇中的瑞澂连觉也不睡了，他恐怕一觉醒来，这天下已不再是他的天下。于是他一刻不肯拖延，当夜便指令参议员铁忠主持军法会审，指令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二人作为陪审。
审讯是公开的，虽是半夜，却也有不少百姓前去观看。隔壁赵裁缝苍白着面孔过来找我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然睡着，我把他叫醒，父亲闻讯后的第一个表情便是张嘴大哭。赵裁缝急道：“你哭什么呀，小心被人听到。”父亲说，“我忍不住哩。”赵裁缝说：“你要不要去看？”父亲依然哭着，说：“我不去，我不敢。”赵裁缝显得很扫兴。他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去，我要跟你一起去看。”我父亲吓了一跳，忙说：“不能去。你不能去！”我说：“你不让我去，我就说我也是革命党。”我父亲更是吓得全身发抖。他犹豫片刻，怕我有所闪失，便硬着头皮跟着我们一起出了门。
都署衙门公审一向也是让百姓观看的。此番虽然夜深，但消息竟传得飞快，一时间也围拢了不少人。闲人看热闹，嘴下却很杂，七嘴八舌间有同情有钦佩亦有骂声。明骂的是骂这些人竟大胆敢反朝廷，暗骂的却是骂满清狗又变着法子杀汉人。我父亲一直在发抖，站在他一边的赵裁缝来时还镇静，这时候也发起抖来。听说抓了不少人，提到名字，其中一些，他们都认识。武昌城就这么大，迎面走来，熟脸为多。何况，他们也都会去裁缝店做衣服以及来我父亲的挑子剃头。
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彭楚藩。彭楚藩依然一身宪兵服，铁忠一见他便愣了一愣。他的妹夫果兴阿是宪兵营管带，如果他的营内出了革命党，想必对他不利。铁忠便故意对押解彭楚藩的清兵道：“你们怎么抓的人？这分明是我们自己人。没见他穿着宪兵服吗？如果他是去抓革命党的，你们怎么交代？”
我父亲和赵裁缝同时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人算是逃生了。却不料彭楚藩根本不领他这份情，冷笑着回答说：“我是宪兵，但我也是革命党！”铁忠一时尴尬，不禁恼怒说：“你竟然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好的不当兵，为何要造反？”彭楚藩说：“我之所以参加革命党，就是决心不当满奴。我要为我的列祖列宗报仇。”铁忠说：“大胆！难道你不想活了？”彭楚藩说：“我为推翻清朝而奋斗，就是死了，也是值得。”铁忠变脸道：“你既不要命，我也不替你留着。斩首吧！”
我父亲一听此言两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几个清兵上来，押走彭楚藩。彭楚藩边走边喊：“天下汉人都是革命党，你们是杀不完的！”我使劲把父亲拉起来。我说：“你以为你坐在地上他的头就能保住吗？”父亲想哭，又怕惹事，只好忍着。他艰难地忍受，令一张脸都变了形。我拉着他，说：“你起来呀！你怎么这么没用？”
刘复基在彭楚藩的喊声中被带上来。刘复基不等铁忠问话，便大声说：“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铁忠因为彭楚藩的顶撞，尚在怒中，不由一拍桌子，怒道：“疯了！他们都疯了！不问了。斩！斩了！”刘复基毫不在乎，他喊道：“四万万汉人决不可屈服。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呀！胜利已经在望了。你们很快就会听到革命的炮声！听，你们听，很快炮声就要响起。”他的声音一直响到铡刀声起，人头落地。
围观的人们全都看傻了，全身发抖的人便更多了起来，软坐到地上的人也远不止我的父亲。我的心如刺扎，手足冰凉，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残暴地杀人，并且，杀的都是我面熟之人。
铁忠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厉声道：“下一个！”这次带上来的是杨大叔。他的脸被炸伤了，黑糊糊一片，只有眼睛闪着光芒，像暗夜里的两盏灯。铁忠未及问话，一个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铁忠便怒道：“什么？他敢扔炸弹？还炸伤了我的人？你说，哪来的炸弹？”他说时，用手起劲地敲着桌案。
杨大叔笑了笑，黑脸上浮出白牙。杨大叔说：“我怎么会告诉你呢？后头还有多的是，都是留着炸你们的。”铁忠气得又连连地捶击桌案，桌案被捶得有些摇晃。他朝下人大声斥道：“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拖下去斩了！”杨大叔又笑，说：“好好好，只管斩。明日就是你们的末日，看你们又如何斩得完！”
南湖方向，依然静谧无声，大炮似乎沉睡不醒。
督署的东辕门外，这天鲜血遍地。老天似乎也为之伤心，蓦然间下起了雨。雨滴落下，淋湿了人们的头和脸，很多人便趁机哭了起来。他们用手抹着脸，哽咽着说，好大的雨呀。
我跟在父亲身后回家。我们一路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夜晚，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死去，却万般无奈。我心里有一股火在燃烧，回到家里，喝了多少杯水，都无法扑灭。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会被憋死。父亲到家后，就再也没流眼泪。他不说话，也不睡觉，只是坐在屋角拼命地磨他的剃头刀，金属在磨刀石上发出霍霍的声音。夜深人静，那声音仿佛是地心深处发出的召唤。
十四
这就是10月10日了。
这天的武昌城比哪天都阴沉。空气都仿佛凝固着一样，每一个人都无法正常呼吸。天刚亮，清兵便开始在全城大搜捕。不时有女人和孩子的叫喊，亦不时有男人愤怒的怒吼。只要听到这样的声响，就是又有人被抓了。
怕死就不革命！
弟兄们，团结起来，推翻满清卖国政府！
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
声音抚过武昌城黑灰色的屋瓦，落在每一条小巷中，像蛇一样四下游走。
天刚亮，我跳下床就奔去督署的东辕门外。我想找机会给死去的三位大叔收尸。一路走过，街上零零落落地站着些人。全城人都已知道了昨天半夜到凌晨间，官府杀了三个革命党，连千家街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也被砍了头，他的儿子生下来才三天。人们唏嘘着，眼眶都有些潮。清兵不时呼啸着穿街而过。他们拿着收缴到的名单，按着地址，一处处地抓人。男人逃掉没抓着，就把女人也抓去。女人便尖锐地嘶喊，声音落下，仿佛飞刀落在武昌城每一处角落。
东辕门外，放着三具棺材。尸体尚未入棺，有报馆的人在拍照。彭楚藩和刘复基的头分别用两块石头卡着，以防滚动。杨洪胜落下全尸，他的头深深地垂下。照相机“咔嚓”一声，白光和烟雾顿起。拍照的人没有悲哀，只是一个个面色铁青。也有几个看客，脸上显得十分兴奋。我很讨厌这些人，死亡对于他们，刺激而愉悦。我不想再看下去，便回了家。
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挑着他的剃头担子出门。他一夜未眠，此刻天已大亮，他却还坐在屋角磨刀。他磨完了剃头刀，又磨家里的菜刀，磨了菜刀，又磨砍柴刀。他的脚边，放着好几把刀，刀锋铮亮，刀口恍然能照出人的脖子。被官府杀死的三个人中有他的相识。父亲再也没有机会给刘复基剪头，也没机会替杨大叔刮胡须了。
我见父亲如此，便走到他的跟前，我说：“你磨刀做什么？”父亲说：“有用的，一定有用的。”我说：“你想去杀人吗？”父亲吓得手一抖，刀掉到地上，他忙说：“不不不。”我冷笑了一声说：“就你这样的胆量，你磨刀有什么用？”父亲说：“我用它刮胡子呀。”我说：“刮杨大叔的胡子还是刮刘大叔的头？”父亲喃喃道：“到哪里才能替他们刮呢？”我说：“刮不成你就用它把那些满人的头割下来。”父亲哭丧着脸，半天才说：“割下来了又怎么样呢？”
父亲想的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悲愤笼罩着武昌城。即令是白昼，往常热闹的长街也没有什么人声，人们仿佛约好似的，都不想张嘴说话，就连小贩的吆喝也都哑了。有的依然是军警凌乱的脚步，一阵隔一阵地在长街上回响。
比街上更压抑的是武昌墩子湖东侧的分水岭上。
这里驻扎着直属湖北新军第八镇的工程八营。工八营是湖北新军最早的军队之一，素来战斗力强。也因为这个缘故，革命党早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深扎在内，这里共进会的代表渗透在各棚。
早餐前夕，工八营的几个士兵习惯性地到他们经常聚集的角落打探消息。他们昨天得到通知，说是半夜听南湖炮响便起义。一夜紧张而焦灼的等候，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想要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以及到底还起不起义。如果继续起义，下一步，他们应该怎么做。结果，他们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刘复基和送炸药的杨洪胜，还有他们熟悉的彭楚藩三人在半夜被砍了头。
这消息如惊雷，震撼了这些年轻的士兵，他们几乎手足无措。难道他们苦苦等待的起义就此罢手？难道他们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就此失败？而更坏的消息不时传来：官府收缴了所有文件，起义者的名单俱在他们手中。前来抓捕他们，或许就是眼前的事。
工八营的熊秉坤在营里虽只是一个正目，但却是共进会的代表。他知道此时他们不能乱，如果一乱，结果会更糟。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低声对大家说：“彭刘杨三位死了，虽然死得很惨，但我们不能作儿女态。我们要跟着他们，追随他们，继续与清廷斗争。我们只能这样做了。”士兵金兆龙说：“昨晚信号也没有响，官府一大早到处都在抓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熊秉坤说：“大家都知道，名册被搜去，我们也都在名册上。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反而死？”另一士兵程正瀛亦说：“是啊，总是要死的。不如壮烈一死也算没有白活。”金兆龙说：“没错。彭刘杨三位走在前面，我愿意陪他们一起去闯阴曹地府。”
熊秉坤心里一阵激动，他知道，起义是他们唯一的活路。虽然他只有这些人，亦不知起义的结果会怎样，但大家决意一战，就算无法成功，至少也不至窝囊一死。他说：“既然大家都决意反清，那么下午三点晚操时听号令起事。不管别人反不反，我们先反了再说。”
众人皆表示了赞同。熊秉坤说完后，便赶紧到附近的二十九标和三十标联络。他心知，他们眼下危在旦夕。起义，只是孤注一掷，生死未卜，胜负难料。如能有更多的弟兄参与，这条死路或许能变成活路。
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在工八营东面，因相距较近，他们平常往来亦多，两标内亦有相当的革命党人。熊秉坤到二十九标二排时，蔡济明正躺在床上悄然落泪。见熊秉坤来，他翻身而起，脸上的泪渍尚未抹干。熊秉坤说：“流泪有什么用？这个时候，眼泪最是没用。我们只有继续斗争。”蔡济明全身一震，忙说：“你有什么计划？”熊秉坤说：“我们决定自己起义。只有起义，才有活路。”蔡济明眼睛立即亮了。熊秉坤说：“我们决定下午三点晚操时起事。届时会放枪三声为号，你们会响应吗？”蔡济明说：“我们当然响应。这边弟兄，我保证通知到。大家必定会呼应你们。”熊秉坤说：“那好。听到枪响后，你们直接去楚望台军械所与我们会合。”蔡济明说：“好！”
临近中午，营内气氛紧张到极点，然而突然下达上司通知：下午操取消。
熊秉坤吓了一跳，不知是走漏了消息，还是仅仅因为形势紧张而停操。他揣测不透。
风声一阵阵传来，有人私底下在传说工八营所有党人的名册都掌握在上司手中，只是因为他们有武器在身，人数又多，暂且不动，等缓两天，调集更多军队，再将他们围剿。无论这传说是否是真，熊秉坤也清楚，收拾他们只是迟早的事。他们唯有起义，将被动变为主动，或可能绝地逃生。熊秉坤再一次发出指令：通知起义继续，时间改为晚上七点。头道名点过后，不等二道点名，即听枪声起事。时间紧迫，他要求大家互传，并派人立即去二十九标三十标通知时间更改，七点发难，其他一切如先前约定。
暮色终于慢慢下落。秋天的武昌，未到七点，夜色便漫天而来。值此生死关头，熊秉坤奔波着以期串联，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与他们一起，抱着必死信念，参与今晚的发难。对于那些未加入革命党的人，熊秉坤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样对清廷不满。在工八营，晚间起义几乎成了半公开的事。士兵们见到熊秉坤便会问，我们不在党，也能参加起义吗？熊秉坤便坦然相告说，当然能。照我们一样作行动装束，听从指挥就行。
在操场上，他与队官相遇。队官说：“今晚情况不太好。”熊秉坤说：“我知道。”他想，他说的情况不好是指什么呢？队官又说：“我知道你们今晚要起事，是孙党起事吗？”熊秉坤的心怦怦地跳了几下，但他镇定地回答说：“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当然都是孙党。”队官说：“你们有多少人？”熊秉坤说：“湖北军商学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队官将信将疑道：“能成事吗？”熊秉坤看出他的态度，便坚定道：“一定能。只要我们第八镇一起手，各省都会响应，满清它就算完了。”
队官默然片刻，并未说什么，然后掉头而去。熊秉坤对着他的背影大声说：“请为自己想好一条出路吧。”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夜晚。悲愤、紧张、急切、焦灼、不安、恐惧，诸如此类情感，全都汇聚在此。箭在弦上，而弦绷紧的程度，似乎随时都可能断裂。经历过太多的曲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最终是否真能起事，而起事后会有怎样的结局，以及他们在此夜之后，是活着还是死去。
工八营共分为四个队，被称为前后左右。一个队有三个排，一个排有三个棚。前队和后队同住一幢楼，前队住楼下，后队住楼上。整个后队共有九个棚，熊秉坤为后队三棚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是六棚正目，程正瀛为五棚士兵，两人同住一室。
起事的时间越来越近，天色更加昏暗。按规定，睡觉时所有枪弹都得上交，但今晚起事，金兆龙和程正瀛全都荷枪实弹。他们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起义的信号。
这时候，排长陶启胜带着两个护兵前来查铺，金兆龙见之连忙假装躺到床上。
陶启胜见屋内好几个空铺，觉得奇怪。查到金兆龙床边，发现他竟带枪而眠，便立即对护兵说：“把他的枪下了！”
士兵便遵命上前，伸手欲下金兆龙的枪。金兆龙一弹而起，护住他的枪，坚决不准护兵下走。两个护兵见他如此，有些奇怪，便朝后退着。排长陶启胜厉声道：“怎么，你想反吗？”说罢，便亲自动手上前夺枪。
金兆龙不准，两人便扭打起来。扭打中，他不由大叫了一声：“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同室的程正瀛一听此言，立即跳下床，举起枪托照着排长陶启胜猛砸一下。陶启胜这时候才发现情况不对，于是拔腿便跑。程正瀛恐怕他走漏消息，下意识端起枪，照着他就是一枪。
“砰！”
这是何其响亮的一声枪响，在静静的夜里，如同一声惊雷。夜空出现一道雪亮的闪光。声音在空中久久回荡。
陶启胜被击中，踉跄了几步。程正瀛又追了几步，继续开枪。原本静静的外面，在这枪响过后，突然嘈杂声四起。
正在取枪欲发起义信号的熊秉坤听到枪响，浑身一震，他拿了枪冲到屋外，四处的喧哗已起。熊秉坤朝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吹起集合哨。室内的士兵全都涌了出来。已有准备的革命党人，立即投入发难队伍；不知情的士兵，亦拿着枪跟了进去。呼喊声，枪声，哨子声，顿时响彻武昌。
熊秉坤大声叫道：“集合！通知各标，速去楚望台，占领军械库！”
士兵们附和着，声喊阵阵：去楚望台集合！占领军械库。走啊！杀满清狗呀！
队伍开始跑动。越来越多的士兵，拎着枪加入进去。原本不大的队伍，渐次变成浩大的一群。脚步哗哗、哗哗，比枪声更具召唤力，把周围刚刚开始睡下的武昌人几乎都唤了出门。整个城里，不似夜晚。嘎嘎的开门声，在许多条巷子里响起。只一会儿，灯光、人声和枪声，便把武昌城掀翻了。
熊秉坤一边招呼着士兵，一边前后来回跑着。他看到队伍里，许多人都不是革命党人，他们同样一脸兴奋，嘶喊着，顺从着他的口令，朝着楚望台奔去。他心里充满自豪，他想，他们发难的结果，或许会赢。至少，他们已经从死亡的手掌中逃了出来。
十五
天色刚一擦黑，我即上了床。头晚一夜未眠，眼皮已然打架，但脑子里却还在紧张之中。我无法入睡，睁眼闭眼之间，皆满目鲜血，如雾如光，久久不散。
远处兀地响出一枪，那声音像是钢针，尖锐地穿透我的膈膜，一直扎到我的心脏。我全身一哆嗦，抽筋似的坐起身来。我以更加尖锐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响？”我的父亲躺在床上，他说：“你怎么啦？不过是枪走火了吧。”我尖叫着说：“肯定不是。”
枪声在我的尖叫声中，开始杂乱而密集。隐隐地，有喧嚣的人声传了过来。我知道，出大事了。这是我盼望的大事。我跳下床，对父亲大声道：“革命党起事了！”
我的父亲霍然惊起。他也跳下了床。拉开屋门，外面枪声大作，父亲吓得赶紧把门一关，用屁股抵住门说：“千万不要出去，真的出大事了。”
我跑过去，对父亲说：“我要出去。”父亲说：“不行不行，火药伤着你怎么办？”我说：“我不怕，我要为杨大叔刘大叔他们报仇。”父亲说：“你还小，这是大人的事。”我说：“从昨天晚上起，我已经是大人了。”
隔壁赵裁缝和吴麻子家开门的声音从喧嚣声中清晰地传了过来。我父亲战战兢兢打开门。赵裁缝见到我父亲，忙说，赶紧避一下，子弹不长眼睛。我父亲说：“到哪里避去？”赵裁缝说：“上花园山教堂去呀。”吴麻子也出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吴四贵。吴四贵抓着他父亲的衣角，说好怕人呀。我说，四贵，跟我走。吴麻子立即护着吴四贵说，哪儿都不准去。吴四贵赶紧摇摇头，说：“我哪儿都不去。我不敢。”我轻蔑地望了他一眼，说：“我一个人去！以后你可不要怪我！”
我说着，趁我父亲不备，从他腋下蹿了出去。父亲见我跑掉，立即追了过来，他一边追一边喊：“小心呀，子弹在天上飞哩。”我回头叫道：“你回去吧。”父亲没有回答，却传来“扑通”一声。我回过头，见父亲摔倒在地，便立即掉转身，奔过去，把他拉了起来。
这一刻，不时有人从我们身边跑过。他们都朝着枪响的地方奔跑着奔跑着。每一条里巷、每一个窗口、每一道墙缝，都似乎有人在喊，杀鞑子呀！革命啦！满清要完啦！
我拉起父亲，环视了一下四周，对他说：“这里就是杨大叔被抓的地方，你看到没有？杨大叔受了伤，脸是黑的，他一点也没有害怕哩。现在，杨大叔的眼睛正在墙上看着我们。”我父亲脸色变了，他拍拍屁股上的土，说：“你要去哪里？”我说：“去楚望台。你没见当兵的都朝那儿跑吗？”我父亲清醒了，说：“对对对，应该去那里，那里是库房。”
此时的楚望台业已被遽然的枪声震醒。守在这里的新军立即冲出了门，他们中亦有相当人数的革命党。两天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却一直等不来起事的信号。此一刻，枪声大作，虽然并无联络员前来通知，但他们明白，定是起义了。
楚望台是机械库所在地，它是新军最大的弹药库之一。起义筹备时期，指挥部早已发布过命令：起义枪响首先占领军械库，以保障两军相战，弹药充足。军械库的士兵对此已知责任。
楚望台的士兵相互叫喊着纷然持枪从屋内冲出，他们占领着各要害部位。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跑出来察看出了什么事，见士兵意欲参与起义，便想制止。一士兵指着外面，说：“你们还没看清出了什么事吗？”军官们定神一看，呼啦啦的人都朝他们涌来，又闻得四下枪声震耳，便相互递着眼色，纷然避开。左队队长吴兆麟正在巡查，见状惊得忙抓住一个士兵问道：“怎么回事？”士兵说：“革命党起义了！”吴兆麟怔了怔，说：“起义了？”士兵说：“是，推翻满清的起义。”吴兆麟默然片刻，闪到库房的后面。
楚望台原是武昌城里的梅亭山。元朝朱元璋将他第六个儿子封为楚王，就藩武昌。他儿子思念父母，经常站在山上朝京城眺望。后来人们在这里建了眺望台，将之称为“楚望台”。有了楚望台，梅亭山之名倒被人们渐渐忘记。再后来，新军在此设下军械库，上百门大炮、数千支步枪都存放于此。占领此地，取得弹药，方能与清军决一死战。最初的军事计划就是这样拟定的，所以虽然人们并未得到通知，但依然依循着当初的约定，纷然来此集结。
我和父亲一路奔跑不停。当我们抵达楚望台时，正见熊秉坤站在高处，大声讲话。下面的声音十分嘈杂，他的讲话时断时续。熊秉坤说：“弟兄们，今晚我们起义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满清政府的罪了！我们的目的就是孙逸仙先生的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以本营的革命党总代表身份宣布如下命令……”
起义的队伍有些凌乱，士兵们闹闹哄哄，熊秉坤的声音被淹没在这片杂乱声中。熊秉坤望了望下面的嘈杂，继续道：“一，本军命名为‘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暂时用原来的；二、本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主；三、本军作战以清督署为最大目标。四……”
起义的士兵有人起哄。在起哄声中，熊秉坤的声音更加听不清楚。蔡济明站到了熊秉坤身边，他挥着手大声叫道：“大家不要闹，听党代表的。”
下面有士兵大声回答道：“我们凭什么要听他的？”此言一出，其他话也都冒了出来。有人说：“是呀，他不过一个小小的正目，居然想指挥我们？”又有人说：“由他来指挥，怎么打仗？”更有挑高了的声音叫道：“是呀，一个正目，怎么会打仗？不会打仗，这起义怎么能成功？”
熊秉坤一直继续着他的讲话。他是在发布命令，却无人听他讲什么。挑高的声音压住了他的讲话，令他有些尴尬。他顿了顿继续道：“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
底下仍然不听他讲，集结而来的士兵越来越多，阵势有些乱了。蔡济明带来的二十九标和三十标的士兵也有相当的人完全不认识熊秉坤，他们亦起哄着。见此状况，蔡济明走到熊秉坤跟前，说：“这样下去不行呀。”熊秉坤低声道：“怎么办？我在军中级别太低，大家不服。”蔡济明说：“许多弟兄都不是党的同志，非党人数居多，但只有他们的参与，才能保证起义成功。”熊秉坤说：“你觉得谁来指挥合适？”
蔡济明正想着，旁边一个起义者回答说：“我刚才看到左队队长吴兆麟在附近，可以找他来，这里有许多他的部下。”熊秉坤面带喜色，说：“呀，吴兆麟在这里吗？他以前也是日知会的，我认识他，他来一定行。”蔡济明亦说：“赶紧找他来好了。”
熊秉坤立即朝着混乱的队伍挥着手，大声道：“弟兄们，安静一下。因起义的总指挥蒋翊武先生目前不在武昌，下面我们请左队吴兆麟队长来担当起义临时总指挥，请各位服从吴指挥的命令。”
士兵立即静了下来，有相当部分喜形于色。吴兆麟被人推到熊秉坤面前。吴兆麟说：“这怎么行？我前面的事都不晓得哩。”熊秉坤说：“没关系，现在知道我们起义了就行。吴队长以前反清，现在还反吗？”吴兆麟说：“兄弟当然未改初衷。”蔡济明说：“眼下局势急迫，吴队长出任总指挥也是众望所归的事。只要能让起义成功，我们都会全力配合。”吴兆麟说：“我眼下并非革命党，我的兵会听我的，可是你们的人听我的吗？”熊秉坤说：“我是党代表，现在我当你的副总指挥，我愿意听从总指挥的调遣。他们必是愿意的。”吴兆麟想了想，说：“既然各位如此有诚意，值此危急时刻，兄弟当义不容辞。”熊秉坤说：“一切为了起义成功。请！”
吴兆麟临时向熊秉坤了解当初的起义计划，又同身边几个人询问着现况，方下决心般，站到起义队伍前。他环视了一下人们，然后高声道：“弟兄们，既然今日大家一举向清廷起事，也都是抱有与腐败官府一拼的决心，如此这般，齐心协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一旦起义成功，在场各位便都是开国功臣。而一旦失败，你我兄弟也都将人头落地。所以，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全力以赴，服从我的指挥。”
他的声音洪亮而沉着，士兵们听罢浑身抖擞，齐声大喊着：全力以赴，服从指挥！吴兆麟说：“那好。既如此，我即将下令，倘有违令者，斩！”
此字一出，杂乱之声立即消失，楚望台出现空前的肃穆。
吴兆麟环视着这黑压压的人群，高声说：“现在我们集结在此，人虽不少，但如果只是死守楚望台，天亮之后，清军前来围剿，终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趁夜主动出击，趁其不备，才能获胜。下面各位听令。今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摧毁督署和藩署。我命令：第一，前排排长伍正林带两个排，经金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攻打督署前。第二，右队排长邝名功带右队两个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攻打督署后。第三，马荣带兵一排，向宪兵队东南墙进攻，黄楚楠带兵一排，向宪兵队西南端进攻，你们互取联络，直到把宪兵队消灭。第四，周占奎率兵两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第五，徐少斌郑廷钧汪长林杨金龙带兵两排，由徐少斌指挥，先夺中和门，再策应金兆龙迎接炮队。第六，张伟任正亮，你们几个带兵一小队，出中和门掩护炮队进城。第七，陈有辉带兵一班，往通湘门附近侦察，唐荣斌带兵一班往中和门附近侦察。第八，楚望台附近交通，着罗炳顺带人分途彻底破坏。第九，其余人为总预备队，由副指挥熊秉坤率领，在楚望台北端待命。第十，今夜口令改为‘兴汉’。”（注：十条命令引自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听着吴兆麟有条不紊的部署，所有人都长吐一口气。熊秉坤站在一边望着他一条条发号施令，他知道，他们的胜利或许有望。
吴兆麟继续说道：“各位兄弟，今晚的起事，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清廷是死是活，革命是成功是失败，俱在各位手上。”
此时熊秉坤带头叫了起来：“成功！成功！”起义士兵也都齐声叫呼道：“成功！成功！”
吴兆麟一挥手说：“指挥部就设在楚望台，现在立即行动！主攻目标，总督府。”
军人们迅疾地分成几路，鱼贯而出。吴兆麟转身对金兆龙说：“你迎到南湖炮队后，让他们立即占领蛇山，集中火力，炮轰督署和藩署。”金兆龙大声说：“是，总指挥。”
吴兆麟问熊秉坤：“我知道你们有许多联络员，他们在不在这里？”熊秉坤说：“大多在。”说罢他叫道：“周荣棠！把联络员都叫过来。”
叫周荣棠的年轻人奔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招着手，呼唤了几个人，人们一起跑到吴兆麟面前。吴兆麟指点着几个人说：“你们赶紧通知各标的弟兄，让他们立即响应，直接参与攻打总督府。错过了今晚，就再没机会了。”说着又指点着另几人，说：“司令部对各标都是电话指挥，你们赶紧找人，马上去把所有电话线掐断，这样他们的调度就会失灵。”
我一直站在旁边，听着吴兆麟从容调度，我想，将来我要做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啊。我忍不住大声问：“大叔，我来好半天了，我做什么呢？”吴兆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小孩子回家睡觉。”我的父亲忙说：“我是大人哩。”吴兆麟打量着我父亲，说：“嗯，你还可以。你去找些百姓来，炮队进城后，去帮着把炮抬上蛇山。只要大炮上了蛇山，我们便稳操胜券。”我父亲高兴地学着士兵的样子，忙说了一声：“是！”周荣棠说：“这不是剃头师傅吗？”我父亲说：“是啊。”周荣棠说：“你也起义？”我忙说：“我们都不想被满鞑子欺负，我们也要革命。”
一直在跟旁人不停说话的熊秉坤走了过来，他看到了我，高兴道：“是民呀。”说着又对吴兆麟说：“这小孩很机灵，还跟我学过用枪哩。”吴兆麟便说：“那你就跟周荣棠送信去吧。”我跳了起来，大声说：“我跑得很快。”吴兆麟笑了，说：“那就快跑吧。”
十六
武昌城的上空，枪声密集，火光四起。全城的百姓，胆大的上了街，或帮忙，或远远地看着热闹。胆小的则趴在门边窗口，不时观察屋外的动静。这样的夜晚，不知有几个还能睡着。
金兆龙领着一队人跑到中和门，原以为要交火的，不料守门的清兵都逃了个干净，一把大锁将城门锁紧。金兆龙嘴上骂道：“狗娘养的，怎么都跑了？”骂完，朝着城楼上大喊着：“钥匙呢？哪个有钥匙？”
一个士兵手臂扎了起义的白布跑了过来，气喘道：“人都跑掉了，钥匙也带走了。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金兆龙便有些恼怒，说：“他妈的，怎么跑起来这样快？”说着，他上前意欲将锁拧断。
这是把长一尺重三斤的锁。旁边人急道：“你想用手掰断，这怎么可能？赶紧想别的法子吧。”金兆龙说：“不可能我也要试试。”
虽然起义的时间是熊秉坤确定的，但提前响枪的事端却是他金兆龙挑起的。如果起义失败，他的人头也必然不保。所以，他想要活下去，全指望起义得以胜利。而他们胜利的保障，便是南湖炮队进城。只要炮队进了城，占领制高点，轰垮掉督署藩署，让清兵无头无序，起义便必胜无疑。倘若结果不是如此，明日此时，或许他已经身首两处。金兆龙想着这些，心头一凛，他把大锁抱在怀里，全身猛然发力，随着一声暴喊——嗨！大铁锁竟然碎成数段。
跑过来的士兵看傻了眼，跟随着金兆龙到中和门的士兵齐声喝彩，都叫道：“好！”一个士兵说：“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是好兆头啊。”金兆龙兴奋道：“你说得好！事成后，如你所说，我要请你喝酒。现在我们出城！”
中和城门被打开了，金兆龙领着人冲了出去。城外黑洞洞的，四周不见灯火。有风从田野上刮过，送来芬芳扑鼻。队伍没有停步，也没有人说话。武昌城消失在背后，只有暗夜的上空，能看到火光一闪一烁。
疾步间，突然前面响起枪声。金兆龙让队伍停下，侧耳听了一听，说：“前面在打仗。”一个士兵说：“莫不是炮八标来了？”金兆龙说：“嗯。有可能是炮八标响应起义进城来了，清狗子正在阻击他们进城。弟兄们，我们从他们背后抄过去，正好打清狗的屁股。”
士兵们听金兆龙说得有趣，紧张感便一扫而空，纷然叫道：“走呀，打屁股去！”
队伍追到巡司河边，果然是清兵在阻击急切想要进城的炮队。金兆龙立即选点布阵，一声高喊打呀。枪声顷刻响起。正在打炮队伏击的清兵被身后的枪声弄蒙了，他们不知这是从哪里冒出的队伍，也不知对方有多少人，慌乱间，阵地瞬间崩溃，原本占着上风的清兵，竟败得落花流水，四下逃散。
金兆龙大声问道：“可是炮八标的弟兄？”对方回答说：“正是。”金兆龙说：“我奉总指挥命令前来迎你们进城。”对方队伍里传出呼啸般的欢呼声。
引领着炮兵进城的竟是邓玉麟。头晚他送信迟到，愧疚难当，一大早便进城了解情况。到后方知，彭刘杨三人已于凌晨被杀。如果南湖的炮声按时发难，他们还会死吗？惊愕并且痛苦万端的邓玉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立即坐小船过江去汉口，向孙武报告自己误事的原委，陈述武昌城夜晚的惨案。他们沉痛而茫然，下一步该如何往下走，他们几无清晰的思路。
这一天，驻扎在武胜门外塘角旧恺字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营自己决定起义，信号是用马草放火。下午时分，邓玉麟闻讯再次过江，他回到南湖炮八标，与炮队同志商定，如果今晚塘角起火，便出动响应。然而到了晚上，城里却传出了枪声，塘角的火光也燃烧起来。炮队中所有文学社和共进会员全都跑到了操场，他们不知起义是怎么发起的，也不知谁在指挥。他们压抑太久了，只想豁出去闹它一场。于是有人拖炮而出，轰了三响，表明响应。许多本来根本不知起义计划的士兵，闻声也都加入了起义者行列。他们集结起队伍，照原定计划，向城里行进。
邓玉麟见到金兆龙，开口第一句话便是：“炮八标全标起义了！”金兆龙高兴道：“太好了。你们来得太及时了，我们要以最快速度进城。”
邓玉麟跟炮队负责人说了几句，炮队继续前行。一路，金兆龙简略地将起义过程跟邓玉麟说了一下，然后说：“总指挥要求炮队进城后，立即抬炮上蛇山。”邓玉麟不解道：“上蛇山？”金兆龙说：“架好炮，直接对着都署和藩署放炮就是了。”邓玉麟说：“谁是总指挥？蒋翊武还在城里吗？”金兆龙说：“不是他。现在起义总指挥是吴兆麟。”邓玉麟怔了怔，说：“是参加过日知会的吴兆麟？”金兆龙说：“是呀。不是他出面镇住队伍，指挥出击，今晚还不知会是什么场面。”邓玉麟说：“原来如此。只要起义能成功，不管谁指挥，都是大功臣。”金兆龙说：“是呀。如果不成功，明日我们的脑袋还不晓得在不在这脖子上。”邓玉麟说：“何止是你？汉口武昌都将会是血流成河。”
两人边低语边疾步快行。静夜里，只听到炮车嘎嘎压迫路面的声音，连刷刷的脚步和偶尔的金属碰撞都被它的声响压了下去。金兆龙兴奋道：“有大炮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威武多了。”一个炮兵响亮地回答说：“那当然！”
不觉已望见中和门。背后响起马蹄声，几个人不及回头，便听到叫喊：“自己人。”接着一骑驰近。来者说：“马队八标随炮标进城参加起义。”邓玉麟说：“太好了！你们腿快，赶紧派人进城通报，炮队马上就到。”
接近中和门，枪声更紧密，始知城里激战很凶。众人心情急切，纵是大炮体量大而沉重，全靠推行前进，但在城里枪声的催逼下，没人说话，速度却也越发快了起来。
嘎嘎嘎的声音终于穿过了中和门，恰遇到吴兆麟领着人且战且退着，似被打败。见到大炮，吴兆麟大喜，说：“来得好快，来得正是时候！”邓玉麟上前与之招呼，然后说：“炮标管带龚光明在北方观操未回，另两管带逃了。炮标全标听到城里枪响，便赶来参加了起义。”吴兆麟兴奋道：“太好了。”金兆龙说：“前面打得怎么样？”吴兆麟说：“不顺利。对方反抗激烈，我方兵力又不足，你们来得恰是时候。得马上在中和门建炮位，立即轰击督署和藩署。”
说话间，指令下达，炮队迅速分开就位，沿街置放大炮六尊。吴兆麟说：“余者速上蛇山，制高点必须控制在我军手上。要快。上山即直接炮击督署。今晚如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你我就都会成俘虏。”金兆龙便呼叫着：“来人，越多越好，赶紧推炮上山！”
虽然在打仗，枪林弹雨，但仍有诸多武昌市民挤在巷口或街边围观，听到呼喊，竟一拥而上。炮车嘎嘎声再次响起，人多势壮，炮车飞速地朝着蛇山狂奔而去。
十七
枪声、火光、嘶喊、狂呼，汇集成一团巨大的声音，久久盘踞在武昌城上空。这样的夜晚，武昌史上前所未有。汉口也被这边的枪炮声惊醒，有人夜半而起，隔着长江，观看这方的战事。
我们在城里的街巷奔跑。
我跟着周荣棠。他的步伐像鹿一样敏捷，显然他对道路相当熟悉。我们抄着近路，奔向一家家营房。周荣棠嗓门宏大，中气十足，每到一处，他就高声喊：“弟兄们，起义了。大家快出来响应吧！”每喊一处，都能听到房门嘎嘎打开的声音，然后便有士兵从中冲出来。有人说：“起事了？怎么先前没通知？”周荣棠说：“来不及。快去吧，到楚望台集合！”有时候，他也会说：“管他有没通知，好好跟清狗子干一场就是了。响应吧！”
他继续朝前跑。他的身后，士兵们纷纷出动。杂乱中有人喊：“起义了！这回是真的！”我紧紧地跟着他，一步也不拉下。他喊，我也喊。他喊什么，我就喊什么。周荣棠说：“小子，好样的！你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我说：“我能当吴总指挥那样的人吗？”周荣棠说：“当然！将来你会比他更有本事！”
我们跑到第四十一标营房，大门紧闭，我们在围墙外，找了一低矮处，周荣棠三两下便攀上了墙。我个子虽然小，但爬墙却是高手，跟随他后面，也爬了上去。墙下是一片操场，营房在操场之后，距离遥远，恐怕喊声到不了那里，周荣棠便纵身一跃，跳了下去。我正欲跳下，他却回身做了个制止的手势，然后说：“你在上面喊就行了。我喊醒他们，马上就翻出来。”他说着便跑到操场中间。他站那里，放开声音叫道：“同胞们，起义了！革命啦！请大家速速出来，去楚望台集合！”
我也在墙上喊着：“起义了！大家快起来革命呀，满清就要完蛋了！到楚望台集合去呀。”周荣棠回过头，朝我伸了下大拇指。便是这时，暗中冲出几个兵，其中一人大吼道：“哪里来的革命党？抓起来！”
周荣棠转身便跑，跑到墙下，正欲翻墙而过，却未曾来得及。几个士兵扑过来，将他擒住。有两个士兵朝我的位置奔来。周荣棠说：“那是个看热闹的小孩子。”说罢又对我叫道：“还不快跑！小心你爹妈骂你！”
我呆住了，不由自主滑下墙。坐在墙根下，我不知如何是好。
枪声不时划破夜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这晚亲自当班。局势不稳，革命党有意起事，他已心知。这个时候，他必须小心谨慎。他原本就是个谨慎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冒任何风险。
料想不到的是，他当班坐下没几分钟，便有人来报，说有人闹事。黎元洪忙问：“是哪里在闹？如是第八镇士兵闹事，就跟我们没关系。”答说乃塘角有人故意纵火。塘角正是他的下属驻地，黎元洪立即指令派人速速前去扑灭，且说，万不可把事态变大。但是事情似乎并未消解，外面的闹腾声音越来越大，枪声也猛了。黎元洪忙打电话，意欲询问究竟，电话却怎么都打不通。恰这时，几个士兵推了一个人进来。这人便是周荣棠。
士兵说：“报告，抓到一个革命党。”黎元洪有点奇怪，说：“怎么抓到的？”士兵说：“他翻墙到院子里来了，大声喊叫，要大家出去响应起义。”黎元洪打量着周荣棠，然后说：“起义？你闹你们的事，怎么能闹到我这里来？”周荣棠说：“起义了，满清就要完蛋了。我特来告诉大家，拿起枪来，去打一个我们自己的天下。”黎元洪说：“你真是革命党？”周荣棠自豪地回答道：“是又怎么样？”黎元洪说：“你真以为凭了你们能打出个天下？”周荣棠说：“只要我们汉人齐心，就能推翻满清，恢复我大汉天下。”黎元洪说：“那我告诉你，不管是谁的天下，都没你的事。”
说罢他一努嘴，两个士兵会意一点头，便将周荣棠拖了出去。
我坐在墙根下，心想要不要去找人救周荣棠呢？如果找人，应该找谁呢？找到了又怎么救呢？我想不出主意，正焦急着。突然听到墙内周荣棠的声音：“同胞们！起来吧！推翻满清，才有我们的活路！”
我惊喜万分，难道他被放出来了？我再次爬上墙，却见他被几个士兵押着。他们推着他朝墙根下走去，周荣棠却不管不顾地喊着口号。几个押着他的士兵相互看了看，一近墙根，突然间同时出手，拔刀向周荣棠砍去。
我惊叫了起来，大声说：“不要……不要啊……”没有人理我。周荣棠倒在了地上，却一直在叫喊：“同胞们，革命成功了！同胞们，不革命就是死路！”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然后就没声了。我叫着：“周大哥！周大哥呀！”周荣棠没有回答我。我忍不住哭泣起来。
一个士兵向我走来，他走到墙下，对我说：“还不滚！不想要你的小命了？”我的心里充满仇恨。正是他们，在我面前用刀杀了周荣棠。我止住哭，怒骂了一句：“你这个清狗子！”然后我像周大哥一样喊了起来：“同胞们，起义了！不起义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士兵凶狠地冲到墙根下，准备攀墙过来抓我，突然营房的许多门都打了开来，里面涌出许多士兵。他们也在手臂上扎上了白布，人人持枪朝外冲，他们大喊着：“起义了！起义！革命！革命去呀！”
杀害周荣棠的几个士兵吓呆了，连忙朝暗处逃去。墙根下的周大哥被夜色吞没了，不知道明天谁会安葬他，也不知道安葬他的人知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我再次滑下墙，我要把周荣棠的事告诉所有的人，我要人们记住他的死。
我朝着蛇山奔跑而去。我知道父亲会在那边的队伍里。
上山的路狭窄难行，炮兵们几乎将大炮完全抬起来奋力向上推行。我父亲在他们中间，虽然他的动作笨拙，却非常认真。快到山顶了，父亲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跟在他身后的是金兆龙，他力大无比，在父亲的屁股上踢了一下，粗声粗气道：“脚跟稳一点！”父亲说：“是！”父亲的回答，就像个战士。金兆龙说：“嗯，你已经不像个剃头匠，而像个兵了。你就当兵吧。”父亲说：“那可不行。我胆小，我还是喜欢剃头。”金兆龙说：“真没出息。”
大炮终于顺利地抬上了山。我爬到山顶上时，站在炮位上的炮兵们正准备放炮。我看到了我的父亲，他的身边竟然站着邓玉麟大哥。父亲见到我，分外高兴，他指着一门大炮说：“我抬的是这门炮。”我径直冲向大炮，大声喊：“我要放炮！我要炸死清狗子。”一个炮兵推开了我，说：“小孩子，下山玩去，这里是打仗哩。”我说：“我就是要打仗！我来就是要打仗的！”说着，我的眼前浮出周荣棠倒下的场景，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父亲奇怪地看着我，说：“这一次怎么是你哭呢？”旁边邓玉麟大哥也说：“出了什么事吗？”我哭着说：“他们杀了周荣棠大哥。”我的父亲说：“杀了哪个？”父亲并不认识周荣棠。邓玉麟大哥惊道：“谁杀了周荣棠？你亲眼看到的？”我说：“是，清狗子杀了周荣棠。他们差点也要杀我。”我父亲吓了一跳，立即扑向我，他紧紧抱着我，哇哇大哭着，一边哭一边说：“你没死吧？你还活着吧？”
在父亲的哭声中，开炮了。轰隆轰隆的声音压住了一切。我们都朝炮弹轰击的方向望去，山下一片黑暗，不知都署藩署在哪里，也不知炮弹轰到了何处。一个炮兵说：“报告，太黑了，看不见哪是督署哪是藩署。”金兆龙说：“找到大概的方向打就是了。”邓玉麟说：“不行。乱打必然会打着百姓。得设法让人到督署点火，指明目标。”
我揩干了眼泪，却依然激愤万分，浑身的血都仿佛在烧着，站在炮群边，正不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事，听到邓大哥的话，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了。于是我说：“我去！我路熟，我也跑得快！我去让人点火。”邓玉麟说：“好，你去。你去通知山下，叫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但你不要去放火，你太小了。”我说：“我知道了！”说罢，我拔腿便跑。我的父亲立即跟了上来，他叫道：“儿啊，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见到了总指挥吴兆麟，告诉他山上看不清都署藩署所在。吴兆麟立即下令，派周定源、黄楚楠、杨金龙三人各带三五人，一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一由保安门正街至望山门正街，分路放火。父亲对我说：“我们去水陆街，那里我人熟，可以帮上忙的。”
果然，父亲在他的朋友家找到煤油和木柴。父亲说得爬到钟鼓楼上去，把火点着，山上才能看得更清楚。他的朋友叫王世龙，他对父亲说：“你不行，民太小了，让我来吧。”说着，王世龙拎着油桶，挟着木柴，三下两下便登上了钟鼓楼亭。他把火燃起，火光冲天，督署前的旗杆被照得通亮。
蔡济明领着几个革命军亦赶了过来。他们手持火把一边点火一边叫：“速避！速避！火燃起，往后撤！以免被炮弹炸着。”
蔡济明朝着四周围观市民大声道：“今日放火，纯属不得已。事成后，如数赔偿给各位。”一家店铺老板叫道：“煤油在此，请君动手。何须赔偿，我们也早盼着这一天了。”许多市民也都叫了起来，说请点火吧，我们也都盼着这一天哩。
火光迅疾燃了起来，照亮了武昌城的半边天。蔡济明高叫道：“大家快撤，马上要放炮了。炮弹不长眼睛！”
人们齐齐朝四周散开。很快，蛇山方向的炮弹飞了过来。远远的，我们看着炮弹飞落，每来一颗，人们都发出喝彩。都署那边房屋坍塌的声音很快便夹杂在了炮弹轰响声里。
十八
总督瑞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致命的一天是在他满怀胜利之心的时候到来。
前一天，他们获取了所有起义者名单。他们正在一个一个地摧毁革命党的机关，也在一个一个地抓捕革命党人。他们手持名单，按图索骥，一抓一个准。虽然有人逃跑了，但既然逃掉，便不可能在本地闹事。瑞澂愿意他们逃几个，因为他一下子也抓不过来。他们的收获从来没有如此丰盛。
新军中哪些士官是革命党，亦在他的掌握之中。三天之内，他将调兵遣将，彻底围剿，以让他们所有的人头落地。他要杀一儆百，把隐藏在他队伍里的革命党连根拔掉。现在他确信，在与革命党的较量中，他已经是一个胜者。为此，他给京城发去了告捷电报。电文说，“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各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俄总领事于租界拿匪，极为协助，用得先破匪策，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殒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厪。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瑞澂满纸得意。想到此后，革命党必然元气大伤，此患一除，今后他便可高枕无忧。未料这得意只过了不足两天，武昌城里便公然起了枪战。初始，瑞澂并未太介意，以为不过小打小闹而已，派兵镇压便算完事。岂知，时间并不长，闹声却越发凶狠了起来。
瑞澂把督办公所总办铁忠和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都找了来，弄清楚闹事由工八营而起，其他营房陆续在响应。他颇是生气，说：“马上命令各部队，立刻制止内部响应。这还得了，我们自己养的兵居然把枪口对着我们。”张彪说：“是。但凡起义的士兵，实行全剿。先前在册的革命党，也索性一并格杀。”铁忠说：“不管怎么讲，既是军队起事，要防止他们得势，得立即组织兵力保卫督署。”张彪说：“这个我会马上去部署。请放心，这些起义士兵纯属散兵游勇，他们的首领昨晚已被我们处决了。没人领导，他们翻不起大浪。”瑞澂说：“我但愿这次闹事正如你之所说。”
张彪几人走后，瑞澂原以为事态会逐渐平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枪声似乎更加密集。更要命的是，突然一声轰响，惊得他几乎跌坐在地。他听出来，是大炮的轰炸声。难道南湖的炮队也进城参战了？他们是在哪边放炮呢？
瑞澂有些不明白，问身边幕僚，所得回答也是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所以然。瑞澂便令他们打电话询问，孰料电话死活都打不通。瑞澂很不高兴，连连追问为什么。幕僚为难道：“电话线都被掐断了，完全没办法与外界联络。”
这个时候，瑞澂才明白事态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开始着急起来，不再说话，只在屋里来回踱步。几个幕僚见此，也纷然着急，讨论着是守还是弃。一说，无论如何，要守住都署，只要都署守住了，等到天亮，就算眼下败了，也能扳回局面。另一说，看现在的架势，枪声都冲着都署来了，能守得住吗？又一说，大炮不是进城了吗？它到底是朝哪边打？
说话间，一声炮响，仿佛就在门前。炮声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不及他们回神，又有几颗炮弹在周边响了起来。这时候，他们全都明白，炮弹正是朝着他们打的。一旦炮轰过来，这里留有多少人也守不住。
此时，一直在户外观察局势的护卫匆匆而入，说这里保不住了，赶紧走。瑞澂未停脚步，只是问：“怎么走？”护卫说：“前面已经出不去了。我们的人正抵挡着，但看上去也挡不住。”他的话音刚落，即有人说：“可以从后花园里走。从后花园到江边，楚豫号泊在那里，上了船，便可脱离险境。”瑞澂停住了脚步，犹豫片刻，方说：“走！”
他的声音刚落，又一声炮响，震得房屋四下摇晃。屋里人全都不由自主朝地上一趴，半天不敢爬起。
走是必然。瑞澂知道再犹豫也没有用，留在这里只能是一死，而以身殉国却毫无意义，何况他还有一群家眷在此。混乱中，几个护卫拥着他，匆忙到督署的后花园。天虽黑着，但似乎这里还算安全。家眷们也被呼叫到此，护卫随从们拿着大包小包，顾着大人又照看小人。家眷们从未经过战事，听到枪声，尖叫不断，清静的后花园顿时杂乱一片。瑞澂说：“叫大家闭嘴。声音传出去，一个都活不成。”
此话一出，众家眷便又都捂嘴不出声，花园瞬间又静了下来。这静却让人更加紧张和恐怖。后院并无门，一墙相隔。几个护兵上前，跑到墙边，用枪杔使劲砸墙。砸之不行，又用刺刀拼命戳。砌墙时唯恐它不结实，这时候，却觉得什么人干的活，竟把墙砌得如此强硬。
手忙脚乱中，终于把墙打出了一洞。两个护兵先行钻过去，然后伺候着瑞澂从洞中钻过。
瑞澂钻过洞，看到野外一片寂静，虽说枪声依然密集，却仿佛离此甚是遥远。护兵说：“大人，快，从这里到江边，只需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楚豫号泊在江上，大人上了船，就安全了。”
这番奔波是瑞澂一辈子从未有过的经历。其狼狈其恐惧其慌乱，足让他此后不敢回想。二十分钟的小路，仿佛跑了他一辈子的时间。听到江涛舒缓地拍着堤岸，张皇登上楚豫号轮船，方才回望他坐了好几年的都署。
炮声更加密集了。蓦然间火光冲天，都署门前的旗杆映在空中，像刻上去一样。火光如同指示灯，炮弹都落在了那里，看得瑞澂满头大汗都顾不得擦拭。一幕僚脱口道：“好险，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全都粉身碎骨了。”
瑞澂此刻方有思绪，他想果然好险，想过便满心悲凉。他对站在身边的船长，用一种无力的声音说：“开船吧！”
轮船呜地长叫了一声。这叫声显得十分微弱，因为一阵更为猛烈的炮声响了起来，这排炮弹足以将都署全部炸毁。汽笛的鸣叫与大炮的轰隆相比，只有如狂歌前的一声轻叹。
十九
革命军并不知瑞澂去了哪里，他们只看到以往威严无比的都署几成废墟，烟尘弥漫，四下见不到官员。清军已无头领，正节节溃败着。激战后的街巷，一片狼藉。
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相互传递着一个信息：胜利了！胜利了？
无论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太敢相信。难道他们真的胜利了？胜利就意味着有了活路，意味着清兵不可能再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抓捕他们，胜利更意味着天下变了。
什么才是胜利的标志？这时候总指挥吴兆麟想起一件事，他找到邓玉麟，说：“先前有没有准备旗帜？”邓玉麟说：“当然准备了，可是所有的旗帜都放在宝善里，全叫俄国巡捕搜走了。”吴兆麟说：“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必须马上扯下龙旗，升我们的旗帜。得向世人昭告，我们胜利了，武昌现已在我们手中。”邓玉麟说：“你说得对。我想想看……”
他突然看到随着人群奔跑的赵师梅，不由高声叫道：“赵师梅！”赵师梅见是邓玉麟，马上朝他奔了过去，说：“邓大哥，你在这儿呀！”邓玉麟说：“当初交给赵裁缝做的是二十面旗帜，是不是？”赵师梅说：“是啊，时间太紧，他只做好了十八面。另两面一直没去取。”邓玉麟大喜，说：“太好了！这就是说，还有两面旗帜在武昌城里？”赵师梅说：“应该如此。”邓玉麟说：“赶快！找到赵裁缝，把那两面旗帜拿出来，我们得马上挂旗。”吴兆麟亦大喜，说：“越快越好。”赵师梅说：“我这就去。”邓玉麟说：“走，我跟你一起去。”
胜利了。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夜晚，武昌人都奔走相告，相互间都无法平静说话，声音都成喊叫：清狗子们都完了。城里的满人家家大门紧闭，不敢开灯。喧嚣的声音中，不时冒出杀鞑子的叫喊。大街上显赫的一家，已经被冲进去的暴民乱兵打杀得一塌糊涂，有人说这家已被满门抄斩。我听时，心惊得厉害。
但无论如何，我们胜利了，曾经悲愤沉痛的心情全都被这胜利的欢悦所替代。我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家告诉母亲，她是小脚，出门不便，一直留在家中。我得让她知道，我和父亲都参加了今晚的起义。我们是胜利者。
母亲却并不知胜利的意味。我说：“胜利了，就是从今往后，由我们汉人当家。”母亲说：“那汉人当家，就没人欺负你爸爸了？”我说：“这个……”母亲又说：“汉人来剃头，会不会多给点钱？”我又说：“这个……”母亲说：“对了，买米还要不要钱呢？”我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说：“这就是了。就算胜利了，汉人当了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爸爸还是剃头，来剃头的也不会多给他钱，我们买米的钱也照样不够。”母亲说得振振有词。我很无奈。我想难怪男人们爱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我决定还是出门。恰这时，我听到屋外有人在喊隔壁的赵裁缝。赵裁缝家没人应声。一个声音说，想必是见打仗，找个安全地方躲了起来。这仿佛是邓大哥在说话。
我有几分惊喜，立即推门而出，果然是他。我便叫了一声“邓大哥”。邓玉麟见我，高兴道：“呀，你来得正好。知道赵裁缝去哪儿了吗？”我说：“定是花园山教堂躲避去了。”邓玉麟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他还叫我们一起去哩。”邓玉麟说：“那好，我们过去找他。”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去。我知道，你们要找赵裁缝做旗帜。“邓玉麟笑了笑，说：”是啊，我们胜利了。”
花园山在蛇山北面。武昌城的地形颇有意思，蛇山恰如一条大蛇，趴在城中间，生生将一城分为了南北。南北往来长年不便，几年前，官府便在巡府衙门对面的蛇山下开山凿洞。凿洞处原是鼓楼旧址，人们便将开凿出的蛇山洞叫做鼓楼洞，又或古楼洞，一洞将山北山南贯通起来。隔着一座蛇山，这一晚，山南枪炮打得热火朝天，山北却星火不沾，安然无事。
进了古楼洞口，声音便不一样了。幽静安宁气仿佛从山体中缓缓渗出，然后在洞里流淌。
没出洞口，竟迎面看到匆匆而来的赵裁缝。我叫了一声：“赵伯。”赵裁缝目光投向我们，当他看到邓大哥和赵师梅时，脸上竟有惊喜。人没走近，他便大声道：“你们是来找我的吗？要取旗帜吧？”赵师梅说：“正是呀，记得当时还有两面旗帜没做完，不知还在不在。”赵裁缝说：“在，在，当然在。在我店里藏着，旗杆套都做好了。我想着你们的旗帜怕是不够用，正准备回去拿哩。”赵师梅高兴道：“太好了！”邓玉麟亦说：“不过还要麻烦赵师傅辛苦，赶紧再做几面。最好多找几个裁缝，越快越好。”赵裁缝说：“没问题。我连夜做，包管你们明天有旗帜挂出来。我早看满人的龙旗不顺眼了。”我说：“赵伯，你真了不起！”赵裁缝说：“我爹在世就盼这一天，他没盼着，可我盼着了。”
旗帜升起来的时候，天色已开始放亮。临江的汉阳门和高耸在蛇山上的警钟楼分别升起了铁血十八星旗，挂在这里无数年的清龙旗被扯得不知去向。晨光熹微中，那面崭新的旗帜迎风哗哗舞动，它的光彩把整个长江都照亮了。我们站在城门下看升旗，许多人眼里都噙着泪水，却没有人说话。人人心里似都在想着什么。我在想死去的杨大叔他们以及周荣棠。我想跟他们说，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这铁血红旗招展的今天。
在人群中，我听到一个哇哇大哭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熟悉而亲切。我一直不喜欢这个哭声，而现在，我却被这号啕的大哭所感动。他正是我的父亲。
二十
现在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1日了。
太阳升高了。武昌城虽然街巷到处是激战过的场景，但人们却没有悲伤。满街人来人往，店铺大开着门，却没什么人做生意。大家都站在街边聊天，见到起义的新军巡逻而来，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没有富人的快马呼啸驰过，也没有官家的车轿浩荡穿街。
都署衙门经过一夜轰炸，几成废墟，官员们纷纷逃离。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顽抗一夜，到天明获知督署已然失守，瑞澂乘船离开，便也慌忙逃至汉口。余下官员，见瑞制台、张统制均不知何往，便也都作鸟兽散去。人海茫茫，一时间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各类的说法，沿着长街四下流传。说城里的几大满人家族扎家、宝家都被革命军杀进了屋，铁家和卜家也都难逃一劫。以前神气活现的满人正到处逃命，江边根本都找不到船。又说监狱准备放人了，早先抓的那些革命党全都会放出来，他们家的人总算苦尽甘来。还有人叹息道，前夜死的那几个最是冤，只消多活一天，没准都是大官。说得最多的却是关于辫子。市民们纷然猜测：从今天起，汉人要当家了，我们可以剪掉辫子吗？胆大的便说，革命党都是不留辫子的。以前不留辫子要掉脑袋，往后留辫子或许要掉脑袋了。
但是，这条辫子留还是不留？事关脑袋，男人们尤其关心这个问题，仿佛满街人都在讨论这个。小孩子们却早都烦这条猪尾巴了，沿街乱窜时，便胡喊着，人头不要猪尾巴！
我和吴四贵也都在这满街乱窜的队伍里。吴四贵在家里猫了一夜，吴麻子不准他出门，说是怕流弹打着。待天亮他再出来时，才知天下已经变了。他显得有些懊丧，十分羡慕我一夜参战。当然，我向他讲述晚间起义的过程时，把自己的功劳夸张得很大很大。我告诉他，我父亲也参加起义了。他以前是多么胆小的人。吴四贵听得张大着嘴。
我父亲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他忙来忙去，不知道忙些什么。吴四贵说着话，却又见他朝着家里猛跑。我撇下吴四贵，追过去说：“都胜利了，你还逃跑做什么？”我父亲说：“我回家取我的挑子。今天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剪、辫、子！”我简直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说：“太好了。我要第一个剪！”跟在我后面的吴四贵，以一种下决心的语气说：“我也要剪！我也要革命。”
胜利了。武昌城被起义军占领了。一夜战火暂时停止，革命党要议事了。
依着起义前共进会和文学社制定的计划，起义次日，各路负责人将汇集在谘议局成立新的政府。虽然昨夜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发难，无数起义者并不知它是怎么发生的，但人们还是按先前的约定，来到这里。
谘议局在蛇山南麓的阅马场。这地方老早是明代的校场，当年曾有三间演武厅。明代校场往往被人称作阅兵楼，所以清廷在这里重建校场后，武昌人便称此为阅马场。1905年慈禧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大臣们在海外经洋风一吹，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便奏请“宣布立宪”，以立宪来抵制革命共和。这个想法得到了慈禧的同意。为了立宪，得成立一个类似的民意机关，清廷当即便限各省在一年内必须成立谘议局，于是武昌都署就在阅马场盖了这幢大楼。大楼是红色的，坐落在都署衙门对面，专供谘议局用。它的鲜艳明亮，倒让武昌城权力最大的都署衙门显得灰头土脸。整个武昌城再也没有比这更为时尚的建筑了。
清晨的太阳升起来了。红色的谘议局楼大门前，一派明亮。大门的铁栅栏上，并悬着两面崭新的铁血十八星旗，十二个威武的卫兵持枪护卫于旗下。一些起义的骨干人员渐次聚集在了旗帜附近。熊秉坤、邓玉麟、蔡济明等等，在激战了一夜后，眼睛挂着红丝，怀着兴奋亦陆续来此。他们彼此祝贺着胜利，感叹和惋惜着彭刘杨三位战友，也多少庆幸着自己昨夜的最后一拼竟也算是死里逃生。
激战暂且结束，眼下更重要的事情凸现出来：下面再怎么做？
蔡济明说：“起义已经基本成功，目前我们应该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邓玉麟说：“是啊，要起义的不只是武昌，各省也都有充分的准备。事发突然，我们没能联络他省，现在则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响应。”熊秉坤说：“是啊。我们昨晚也是拼死一搏。事发突然，一切都来不及联络。现在的确要赶紧成立政府。原先已经决定有人选，现在应该怎么办？”蔡济明说：“原先选出的人，现在全都不在武昌。时不我待，我们必须马上找出一个德高望重之人，最好为国人所知的人物出面，不然不足以号令天下。”熊秉坤表示了同意，说：“是啊，不然别人认为我们只是兵变闹事。”蔡济明说：“我们可先将谘议局的议长和议员们请来一起商量一下。”
旁的人都纷然议论说，这个主意好。蔡济明说：“既这样，那我们就分头去请吧。”
便是在他们议论的时候，总指挥吴兆麟安排了起义士兵臂戴起义袖标，沿各街巡逻，以防潜藏的清兵反扑。
早晨的千家街，商铺虽然开着门，却没什么人在做生意。一个满身油渍的老头挑着几口皮箱蹒跚走来，与正在巡逻的马荣和程正瀛撞了个对面。马荣觉得这老头有些奇怪，莫非是抢劫的？待他走近，便叫了一声：“站住。”
老头吓得一哆嗦，赶紧停了下来。马荣和程正瀛上前。马荣说：“我们在革命，推翻满清。你倒好，居然乘乱打起劫来了？”老头慌乱道：“不不不，不是的，我不是打劫的……”程正瀛说：“不是打劫？就你这个样子，难道这箱子会是你的？”老头依然紧张不堪，说：“不不不，这不是我的。”马荣心道其中必有蹊跷，便厉声道：“不是你的，又是谁的？”说时，故意把手上的枪晃了一晃。老头更慌张了，忙不迭道：“真不是我的，是是是黎大人的。我是他家的伙夫，是他让我回家取的。”马荣奇怪道：“黎大人？哪个黎大人？”老头说，就是二十一协混成协黎元洪大人呀。马荣说：“他在哪里？”老头说：“在、在、在黄土坡刘文吉刘参谋家避着。”马荣和程正瀛交换了一下眼色。马荣与之低语道：“听吴总指挥说过，起义成功，得找能号令天下的人来坐镇武昌，像黎协统这样的人行不行呀？”程正瀛便说：“带去见总指挥再说。”说罢，他大声对老头道：“走，带我们去黄土坡。”
从千家街去黄土坡并无多少路。老头叫开门，马荣和程正瀛领兵闯了进去，屋里顿时一片惊呼声。刘文吉闻讯过来挡驾，马荣却不与之多说，强行让老头带路。在一间屋子门口，老头停下，伸出手指了一指。
马荣和程正瀛便闯门而入，屋里却没有人。只见桌上一杯茶还冒着热气。刘文吉进来忙说：“都是自己弟兄，好说，好说。”马荣依然没有搭理他，见床上蚊帐有抖动，便厉吼一声：“什么人？出来！”
一人从床下慢慢爬出。马荣上前将之拉起，一看，果然是协统黎元洪。黎元洪显然有些狼狈，但嘴上却镇静着说：“我带兵从不刻薄，你们何故要为难我？”马荣说：“黎大人误会了，我们不是要抓您，是来请您的。”黎元洪有些诧异，说：“请我？你们不是革命党吗？”马荣说：“是呀。我们请您去共商大计。”黎元洪冷笑一声说：“我不与你们合流，你们还是走吧。”马荣说：“我们既上门来请您，去不去也就由不得您了。”说罢，他挥挥手，上来几个士兵，挟着黎元洪朝外走。刘文吉急了，追在后面说：“黎协统为人一向仁厚，各位弟兄不可莽撞。”程正瀛说：“放心吧，我们不会为难他。”
一行人挟着黎元洪到楚望台，已有士兵先赶过去给吴兆麟报了讯。吴兆麟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位卑人低，不足号令天下，而黎元洪本是汉人，在军中地位高，人缘也好，由他出面最是恰当不过。便当即组织了士兵，列好了队，欢迎黎元洪的到来。
黎元洪原本以为自己被革命党抓着，难逃一死，却不料在这里却大受欢迎，甚至还享受了列队的欢迎仪式。他心里打着鼓，不知到底怎么回事，脸上的傲慢也不自不觉显露出来。他没有摆出好脸色，因他从不赞同革命党，亦从不支持他们，更不愿与他们成为一伙。更何况，他还是被这些下级军人胁持而来。
吴兆麟礼貌而客气地请他上中和门城楼，他板着面孔，一句话不说，大跨步而上。这是他来过多次的地方，站在这城楼上，视野之外的景色，也都是他熟悉不过的，但身边的一切，已物是人非。
吴兆麟说：“黎大人，您请看。武昌城现在已经不是满人的天下了。”黎元洪说：“我食朝廷俸禄，当效忠朝廷。你不要为难我，想我带兵多年，也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吴兆麟说：“我们不是为难您，而是想与您共商大事。”黎元洪斥道：“荒唐！你们这样闹事、谋反，我又能有什么大事与你们共商？”
马荣一听火了，拔出刀来，怒道：“你怎么这样不识抬举？既然心甘情愿给满人当奴才，留你在世上又有何用？”说罢举刀便要砍他。
黎元洪吓了一跳，慌忙避之。程正瀛立即拦下马荣，说：“不可急躁。”吴兆麟说：“事已至此，大人应看清局势。我虽是起义总指挥，但我的声望不足以服众，还得请黎统领出面主事，做这武昌的总督也不妨。”黎元洪怒道：“这岂不是开玩笑？你是想要我掉脑袋呀？”吴兆麟说：“这真不是玩笑，是天意。天意让我们一大早撞上了您。”黎元洪道：“这是你的天意，却不是我的天意。”说罢他傲慢地望天，不再理睬吴兆麟。
吴兆麟淡然笑了一笑，说：“既是天意，便由不得您了。大人请跟我走一趟吧。”说罢，他转身对马荣和程正瀛说：“我们就带大人去谘议局吧，看大家怎么说。”
二十一
谘议局的红楼内，起义者们请来了议会的要员。几方人马会合一起，正在会议室里紧张地开着会。起义军方面的有蔡济明、熊秉坤等人，而议会方面则有议长汤化龙、议员胡瑞霖、议员刘赓藻等，此外还有乡绅数人。
蔡济明说：“现在武昌的局势是，我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武昌城，但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此，刘公隔在汉口，孙武受伤，总司令蒋翊武逃亡在外，詹大悲、胡瑛尚在监狱，刘复基等人业已牺牲，其他人如黄兴、宋教仁、居正等亦俱在北京。而现在指挥起义的各路领袖，资望皆浅，无法担当得了国家首领的重责。我们得立即成立新政府，推出首脑人物，一则号令天下，二则安抚民心。”
蔡济明话音刚落，便有人提出由议长汤化龙出面担当首领。汤化龙原本也意识到会有人提他的名，但真被提到，又有着万般的犹豫。革命前程未卜，弄不好便是叛逆，难免人头落地。议员胡瑞霖似乎看出汤化龙的犹豫，他忙说：“革命是否成功，尚未得知。我的意见，现在革命的主要是军人，军事行动也尚未真正结束，应当从军队中推一有声望的人出面，方为妥当。”
胡瑞霖的说法得到诸多人认同。汤化龙也忙说：“是啊，革命的事业，兄弟也一向赞同的。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一无所知。武昌须先通电各省，呼吁响应，革命才有成功可能。而天下一旦知晓，官兵必然前来攻打武昌。兄弟乃一介书生，怕是没能力领导军事，实不足以出任总督。若其他行政事务，兄弟当尽力帮忙。”议员刘赓藻说：“对了，我听说黎元洪统领尚在城中，不妨请他出面？”
众人的议论便响了起来，有说：“真的吗，难道黎协统还在城里？”亦有说：“黎统领为人厚道，他的确可以担当。”还有说：“黎元洪一向待士兵很好，估计军队会听从他的指挥，只不知他本人是否肯。”
刘赓藻忙说：“我与黎协统都是黄陂老乡，我可以引你们去请他出来。”蔡济明忙说：“他现在哪里？”刘赓藻说：“我听说他暂避在他的参谋刘文吉家。刘文吉就住黄土坡，离这里也不是太远。”
会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蔡济民便说：“既然各位都这么说，那我们就去把黎协统请来这里吧。”与会者都觉得这主意甚是好。于是蔡济明便叫了几个人，由刘赓藻带领着，前往黄土坡。
去到黄土坡刘文吉家，刘文吉正愁眉苦脸，不知被带走的黎元洪现况如何，突然又见刘赓藻带了革命党来，更是吓了一跳。待问明来由，方知对方意图。刘元吉说：“黎大人一早就被几个革命党带走了。”蔡济明问：“去了哪里？”刘文吉说：“似乎去了楚望台。”蔡济民说：“想必吴总指挥也想到这一点了。”
说话间，一行人又急忙赶往楚望台。半道上，恰遇吴兆麟带着黎元洪准备去红楼。两下一交谈，发现大家果然想到了一处。
武昌的秋天，最是明媚。就算日子清苦，武昌人在这样的季节，也喜欢出门转悠。而头夜响了一晚的枪炮，更是把所有的人都吸引出门。秋阳下的红楼前，百姓们三五成群地围着看热闹。门前的铁栏上挂着革命军的旗帜。人们虽不喜欢清龙旗，但到底也看惯了，蓦然眼前冒出一个九角十八星旗，有黑有红，便奇怪这旗何故如此这般。
旗帜下围着许多人，就连最不出门的吴麻子也出现在此。吴麻子是被赵裁缝拖来的。赵裁缝说起义军的旗帜是他亲手做的，吴麻子死活不信，赵裁缝便扯他来到了红楼。吴麻子还是不信，说：“你倒是讲讲，这旗帜何故做成如此模样？”赵裁缝便说：“革命党跟我说了，这红色呢，是代表血；黑色的角呢，是代表铁。这就是铁血的意思。为什么要有十八颗星呢？这是表示有十八行省起义。星星为什么是黄色的呢？这代表的是炎黄的子孙。”
不光是吴麻子，就连旁边其他听者也都折服，说这旗帜原来如此不简单，光是颜色和形态都有这等讲究，看来这帮革命党不可小视。吴麻子傻傻地问赵裁缝：“你是革命党？”赵裁缝摇摇头，说：“我哪里会是？他们找裁缝恰找到我头上了。不过，推翻满清也不见得非要是革命党呀。”赵裁缝说话间，一眼看到了我，便大声叫道：“小子，你说是不是？”
我看着吴总指挥和邓大哥拥着一个大官过来，看得入神，冷不丁被赵裁缝这么一叫，惊了一跳，忙不迭地说：“是，正是。我爸爸还帮着抬大炮上蛇山了。他光晓得剃头，也不是革命党。”赵裁缝便得意道：“看看看，我说是吧？”吴麻子有几分沮丧，说：“原来你们都参与了革命党的事呀，只有我不知道。亏得大家做邻居这么多年。”比吴麻子更气愤的是吴四贵，他得知我早就跟革命党的人有来往，尽管我说我只不过认识他们而已，他还是很生气。他说：“你算什么朋友？”
我的心思不在吴四贵的责骂上，我甚至连跟他解释的心情也没有。我的目光盯着远远而来的吴指挥和邓大哥，还有那个看上去有些沮丧却摆着一副傲慢神态的大官。我对赵裁缝说：“赵伯，你看，那个走来的胖子是哪个？”赵裁缝眯眼看了一下，说：“我也不晓得呀。”
人们的目光皆被走来的这群人吸引了过去。都是平头百姓，居然没人知道他是谁。直到邓玉麟走近了，我才悄然上前问道：“邓大哥，这胖子是什么人呀？”邓玉麟说：“这是协统大人。黎协统，黎元洪哩。”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黎元洪看到红楼四周有百姓围观过来，便振了振衣衫，让自己精神抖擞一点，以免像一个被俘者。而实际上，他心知自己正是一个被俘者，只是俘虏他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所以待他十分友善。而这友善到了朝廷那边，是要被杀头的，届时他又如何能说得清楚？与其被皇帝杀头，还不如被革命党杀头哩，这样至少还留下尽忠的名声。黎元洪根本不相信这群革命党能够成事。
随着挟持他的人一道走进谘议局大楼，这红色的大楼他也算熟悉，只是现在他以如此方式进入却是他未曾料到。会场上坐的人比他想象的多，连议长汤化龙也在其中。人们都站起了身，欢迎他的到来。一瞬间，仿佛不像城里闹了革命，而像是以往的某个聚会，站在眼前的人，脸上的谦卑神情也与以前差不多少。但是黎元洪的心情却十分复杂。他面无表情地坐在了专门摆放给他的椅子上。
此时，迎接他前来红楼的蔡济明，似对着众人，又似对着黎元洪说：“经大家协商，时值天下大变时刻，我们欲推举协统黎元洪大人任湖北都督，汤化龙议长则负责民事。两公在湖北皆有人望，如能出任，革命成功则指日可待。”
与会者们皆鼓起巴掌表示赞同。黎元洪看了看汤化龙，见他神情平静，知他事先已然同意此任，心下便想，这样的事，汤化龙能做，他黎元洪却是不能。他是军人，断断不能与革命党成为同伙。想罢便说：“谢谢各位看重，但此事责任太大，各位以及我自己，都必须慎重。都督之职，我绝不能胜任，还请各位另选贤能。”
黎元洪话说得很决绝，说完站起身，便朝外走。蔡济明伸手拦道：“你去哪里？”黎元洪说：“去我该去的地方。”会场上有人怒了，说怎可如此不识抬举！
黎元洪并不理会，径直出门，刘赓藻及两个士兵忙跟了出去。随着他的出门，会场炸锅一样议论纷纷。一说不必求他，另外找人也是一样。一说革命党难道没人了不成？又有人说，晚几天成立政府也没什么关系。还有一说，既然黎元洪不赞成革命，不如斩首示众，他手上又不是没有我们革命党人的血。
邓玉麟冷静下来，站起说道：“各位，请耐心一点。眼下我们所经历的是天大的事。京城一旦知道我们的起义，必然会派军队围剿。我们的起义部队现有许多人并非革命党，但他们兴汉排满，拥护革命，所以，像黎统领这样的人来坐镇指挥，最恰当不过。”蔡济民亦接过话说：“是呀，后面的局势会很紧张，我们无非要借黎元洪之名来稳定军心民心。黎协统一向对士兵友善，保路运动中，他还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了铁路协会，支持进京请愿，这在高官中实属难得。相信黎协统最终会同意的。”吴兆麟亦表示同意，他说：“都督名义归他，但所有事情还是得我们来做。”
此刻汤化龙也起来说了话，他说：“还是先将黎协统安置在楼上议长室里为好。我们不必强逼他，这事得从长计议，也容他自己想一想。”
众人平静了，相互议论着，觉得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便都点头表示了同意。
二十二
武昌城里的战事暂告一段落，但民心却不稳定，人人都不知天下将会如何。必须以新政府名义，贴出文告，以安抚人心。可是被安置在红楼议长室的黎元洪却死活不肯接受都督之职。没有新都督签署的文告，这文告百姓又如何肯信？
下午时分，吴兆麟和蔡济明带着手持文告的军事测绘学堂学生李西屏再次前去找黎元洪。
吴兆麟说：“黎大人，我们已经撰写好文告，以此通告天下，还请黎都督黎大人签名。”黎元洪不满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能当这个都督。我既不是都督，又怎能签名？”邓玉麟说：“黎协统，我们一向敬重您。现在事已至此，人人都拥戴您，难道您要为清廷殉节不成？”黎元洪说：“我没说要为清廷殉节，但我也不想当你们的都督。我若不当你们的都督，你们杀了我不成？”邓玉麟说：“也不是没有人这样提议，想杀你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我们相信，黎协统一定会想清楚。”
黎元洪便不做声了。李西屏递过文告，说：“还请黎都督赶紧签字，大家还在楼下等着上街去张贴哩。”黎元洪依然冷淡地回答道：“我说过了，我不是都督，我不能签名。”李西屏便有些生气，他的声音也放大了许多，他说：“让你签是敬重你。我已经等了这么半天，你到底是签是不签？”
黎元洪见他如此，便默不做声，甚至索性闭上眼睛，不理不睬。
李西屏一下烦了起来，他拿起笔来，说：“他妈的！你不签，我来签。”说罢，便在文告下签上了“黎元洪”三个字，然后将笔朝地上一掷，说：“你看好了，这是你签的名，天下人全都知道了。”
黎元洪突然睁开眼睛，他看到文告上自己的名字，瞪大眼睛傻了一样望着李西屏。
吴兆麟和邓玉麟也不知李西屏竟会如此一般，先是怔了一怔，俄顷，见黎元洪发呆似的看着李西屏，嘴上欲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便觉得有趣，竟也忍不住暗笑起来。
文告迅速被印上黎元洪的名字，大街小巷贴了起来。不光革命军拎着糨糊桶满街游走，许多学生也纷然加入其间。
我正跟赵师梅在一起刷文告，吴四贵窜过来，我告诉他，就是这位赵师梅大哥拿了图纸去找赵裁缝做铁血旗帜。吴四贵立即露出一脸崇敬，对赵师梅说：“我也要参加革命。”我说：“你爸爸肯吗？你这么金贵。”吴四贵说：“他今天也跟着革命军去江边巡逻了。”赵师梅便把手中的糨糊桶交给他，说：“你的革命就从拎糨糊桶开始吧。”吴四贵望着我，说：“你最开始革命做的什么？”我想起我跟在周荣棠身后的奔跑，想起黑暗中他倒下的身影，便说：“我那时可不是拎糨糊桶，而是拎着脑袋。周大哥就死在我的面前，不是他让我赶紧跑，我也死了。”吴四贵吓得手上的糨糊桶差点掉到了地上。我说：“想革命只有一条，就是不能怕死。”赵师梅笑了起来，说：“少说这么多废话，帮着拎桶是现在最要紧的革命。”吴四贵这才长吐一口气，说：“我比较喜欢拎糨糊桶这样的革命。”
我的父亲在街角忙于剪辫子。他的挑子旁边，好多人在排队。父亲见我在帮助革命军刷布告，便指着他剃头挑旁边的墙壁叫道：“在这边墙角贴一张，让大家也能看看。”
我和吴四贵连忙拽着赵师梅跑过去，帮着他刷刷刷三下两下便贴了一张布告在那里。刷完我们正想走，父亲却说：“你们识字，念给大家听听呀。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哩。”
我刷了半天，其实也没有去看布告内容，于是便为父亲大声念了起来：“布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布告！”
正被我父亲剪头发的是一个老先生。他一听到这句，头一扭，大声说：“什么？中华民国？难道大清国完了？”
我父亲猝不及防他的扭头，不小心把他的头皮刮掉一小块，鲜血从他的头顶流了下来，老先生也不管，任血流着，跑到文告前一边看一边自念：“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军到处你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救尔等于水火拯尔等之疮痍尔等前受此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玩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众戮力驱驰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息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人有急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兹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上民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例敬听我词……黎元洪。”
老先生念完疑惑道：“是黎协统黎元洪的签名？他当都督了？”我说：“当然。适才我亲眼看见他进到红楼里，想必就是去签文告当都督的。”我说这话时，吴四贵也把钦佩的眼神投向了我。
一边听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最为激动的就是：中华民国以后就代替了满清国吗？难道满清从此完蛋？天下又回到汉人的手上？黎元洪会不会就是将来的皇帝？以往国号叫做唐宋元明清，难道以后叫“民国”？或是叫“民”？
吴四贵叫道：“不能叫民，我们这儿有人叫民哩。”大家便都望着我笑了起来。
起义整整一天了，整个10月11日，都在会议中度过。天已黑下，会议仍在进行之中。这个时候的黎元洪仍然拒绝出任都督，革命党正就此商议着对策。
蔡济明认为既已成立了军政府，可由于黎元洪尚未正式接受都督之职，新政府不能处于群龙无首中，所以他建议先建立谋略处，作为军政府的决策机构，从今晚起，便在此办公，履行都督府职责，并建议汤议长为总参议。
众人皆表示了同意。
蔡济民说：“我们的起义是全国性的行动，并非某一地军队闹事，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同盟会的规定行事。”邓玉麟亦说：“是呀，同盟会规定，起义成功的地方，立刻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都督府。”吴兆麟则立即表示：“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之后，我这个临时总指挥也就不必再存在。一切皆听由都督府的号令行事。”
至于都督府的地点，汤化龙说：“我看这里就满好的，就在谘议局内。”大家便都说是好主意。
接下来又商量了年号和旗帜。决定按同盟会所用过的黄帝纪元，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旗帜即用现在已经在武昌挂了好几面的九角十八星旗。
这个会一直开到夜里近十点。因头晚一直打仗，白天又一直开会，人人都疲倦不堪。会上的哈欠，一个响似一个。
蔡济民、吴兆麟与汤化龙低头商量了一下。汤化龙说：“今夜也太晚了，开了一天会，大家都累坏了，明天再接着开吧。”
众人皆附和着，说话间，纷然朝外走。正走着，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外面立即喊声四起：“有清军来犯！清兵反扑过来了！”
好几人皆大惊失色。吴兆麟说：“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事先已有防范，外面有我们的人。”
红楼外，交战已然开始，枪声连连，火光闪耀。
吴兆麟提枪外出，旋即返回。说是来犯者是城内的清军残部，不经打。他们听说黎元洪被羁押在此，专程前来营救。蔡济明说：“黎元洪已是我们的都督了，他们营救个什么？”吴兆麟说：“清兵已经被我们击溃了，但黎协目前仍未同意呀。”邓玉麟说：“我想应该快了，他会想明白的。送他一个开国领袖，这样的好事，他能不要？”
这番话说得旁边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二十三
我睡了长长的一个觉，这两日失去的睡眠一口气都补了回来。这一觉一直睡到日上三竿，爬起来便听到满街人有叫唤：汉口光复了！好消息，汉阳也光复了！革命大胜利！
我爬起来，早饭都没吃，便朝外面跑。
屋外的阳光分外明亮。汉口光复、汉阳光复的声音，在街巷里此起彼伏。我迅速地加入到这个喊叫的队伍里。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跑到红楼前，遇到邓玉麟。邓玉麟见我，立即快步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说：“小子，过来。”我说：“我还有事哩，我得向大家报告汉口光复的好消息。”邓玉麟说：“我有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办。”我停下脚步，惊喜道：“什么事？”邓玉麟说：“去把你父亲找来，让他带着工具。”他说时用手指做了一下剪辫子的动作。我很失望，这算什么重要任务。我父亲天天剪辫子剪个没完，手都剪得肿了。
邓玉麟附在我耳边低声说：“知道黎元洪吧？”我说：“当然，我还看了他的文告哩。”邓玉麟说：“他要剪辫子啦。”我惊喜道：“真的？！要我爹去剪吗？”邓玉麟笑了笑说：“怎么样？”我大声道：“是！我这就去叫他。”
父亲今天掮着他的剃头挑到宾阳门那边去了。我飞一样奔到宾阳门，见到父亲拖着他便走，也不管他正在跟人洗头。父亲说：“等我把这个客人做完呀。”我说：“等不及了。”客人不高兴道：“你家死人了，急成这样。”我说：“比死人还要重要。革命党征你马上过去。”
我父亲只好把收下的钱退还给人，连连地说对不起，然后挑起他的剃头挑子，随着我一路快行。
邓玉麟带我们进到红楼的楼上。这是议长办公室，蒋翊武和蔡济明都在里面。蒋翊武因小朝街失事而避走在外，直到闻讯革命胜利，才急急赶回武昌。他给黎元洪带去许多武昌之外的消息。
黎元洪说：“难道汉口汉阳也都起义了？”蒋翊武说：“是呀。我刚从汉口过来，就是要向都督汇报这个过程。现在汉口汉阳都在革命军手上，都督难道还要犹豫？”
黎元洪不做声，仿佛在想着什么。蒋翊武说：“其实都督无论是否同意，我们都会继续以你的名义传檄全国，通饬全省，敦促各省响应和反正。都督想要效忠清廷都已经没机会了。”
黎元洪便露出一脸苦笑。蔡济明亦说：“都督不肯就任，那至少应该把辫子剪掉吧？整个武昌城，从昨天到今天，剪辫子成风，人人都争相要还我汉人脑袋，由此可见民心。都督难道打算独自一人留着这满人的尾巴？我记得都督以往也是支持士兵剪辫子的呀。”
黎元洪想了想，显得有些无奈，然后说：“那……辫子就剪掉吧。”他说着，看了看刚进屋的我和父亲。我父亲能亲眼见到大官，便很高兴，他上前叩拜黎元洪，嘴上说：“给黎都督叩头。”蒋翊武一把扯起他来，说：“革命了，不兴叩头。”邓玉麟笑道：“请你来不是给黎都督磕头的，而是替都督剪辫子的。”我父亲便高兴地说：“哎！这两天我已经不晓得剪了多少个人头。”我知父亲紧张，说错了，便故意吓唬他说：“你现在胆子变大了，都敢剪人头了？”我父亲吓了一跳，双膝一软，又要往下跪，嘴上说：“不不不，是剪辫子，剪辫子。”蒋翊武再一次扯住他，说：“你再下跪，就得剪掉你的头了。”
大家皆笑，连黎元洪也忍不住笑了。父亲上前替黎元洪剪掉辫子，又细心地为他刮顶，完后递上镜子，黎元洪左看右看，自语道：“原来没有辫子是这个样子。”
蔡济明便上前摸着他的头，笑道：“都督没了辫子，好像个罗汉。”黎元洪便自嘲了一句，说：“我看有点像个弥勒佛。”我父亲忙不迭地说：“对对对，黎都督这一剪发，活活就像个黎菩萨。”黎元洪说：“是哪个黎？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泥？”我父亲有点茫然。我知父亲又糊涂了，忙替他答道：“不是泥巴的泥，而是天亮黎明的黎，也是黎大人的黎。”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邓玉麟说：“既然都督都剪了辫子，我们应该放炮仗庆祝一下才好。”
几个士兵连忙跑出去。紧张了几天，难得有这片刻的轻松。我跟着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便放响了鞭炮。一旁有人问：“庆祝什么？”我说：“黎都督剪辫子了。”
这一天是1911年的10月12日。武昌城最紧张也最压抑的日子已然过去。
尾声
更猛烈更雄壮的爆竹声响在几天之后。全国都在这声音中震动。
黎元洪终于同意出任都督，被清廷逼迫逃亡在外的革命党领袖们也都纷然回来。为了中华民国的开国，武昌城举行了祭天大典。
阅马场筑起祭天坛。坛前设燎火，坛上摆着轩辕帝的灵位。灵前立着香案，轻烟袅袅。案台上陈放有玄酒，祭旗则分立在两侧，一派庄严肃穆。
鼓乐声响了起来，汤化龙和胡瑞霖引领着黎元洪出来。黎元洪或许心潮澎湃，又或许心如止水，总之他的脸上看不出有何表情。他默然地登坛行礼。谭人凤受革命党委托，上台授旗授剑。居正则前去讲述革命的意义。之后，黎元洪朝众人望了一望，跪了下来。他缓缓地展开手中纸卷，一字一句开读祝文：“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群策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日，此岂人力所能及哉！”
他到底把自己摆在了开国元勋的位置上。
三军举枪，三呼万岁。
我和我父亲都站在欢呼的人群当中。我们同那些奋战过数日的革命党人站在一起。我们像他们一样祭天地，祭列祖列宗，祭先行烈士，也像他们一样热泪盈眶，而又欢呼雀跃。
民国就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开始了。
我忍不住问邓玉麟：“邓大哥，从现在起，我们真的都是中华民国的人吗？”邓玉麟说：“当然啊。”我父亲说：“可为什么叫民国呢？”一旁的蒋翊武说：“因为这个国家将是属于人民的。”我说：“它真的会属于人民吗？”熊秉坤说：“现在恐怕还没有完整的答案，但这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我有些不解。蔡济明便说：“现在还只是开了个头哩，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说：“那会到什么时候呢？”吴兆麟说：“只要我们努力，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民，你也要努力奋斗。”
大家都说，是呀，民，你要努力奋斗！
我只是“哦——”了一声。
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意思，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是帝王的国，而是民的国了。只是，它要真正成为民的国，道路还十分崎岖漫长。
在很多很多年里，我一直向我的后代传达着这一句话：民，你要努力奋斗。我想或许一百年都过去了，我们都还得把这句话传下去。
民，你要努力奋斗！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完稿于武昌
（《上海文学》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