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王安石：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宰相之一。他在宋神宗手下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变法运动，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对促进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安石于北宋天禧五年出生。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签书判官。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就是埋头看书，常常一读便是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伏案睡上一会。
后来，王安石当了常州知府，他仍然每日手不释卷，苦苦研究书中的各种问题。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书中，所以他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让人觉得很难接近。到常州很长时间，好多人还没见他笑过。有一天，王安石大宴宾客，为了让宾主尽兴，王安石手下办事的人还去请来了歌妓助兴。歌妓们在宴会上演唱调笑，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连平时总是眉头紧锁的王安石也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座的人都知道王安石难得一笑，因此不由得喜出望外。宴会结束后，王安石手下的人便把歌妓们召到一起，对她们说：“你们居然能让太守开颜大笑，实在是不容易，应该好好奖励。”说罢，便给了这些歌妓很重的奖赏。但是也有深知王安石脾气的人，断定知府大人决不会轻易被声色所动，在宴会上忽然大笑必然另有原因，于是便找了一个机会与王安石谈到此事，王安石听后大吃一惊，说道：“我在宴席上思考书中的问题，突然想出了答案，心中高兴，因而不禁大笑，这与歌妓有什么关系？”王安石手下的人听到这一番话后，十分后悔白白给了歌妓们一份厚赏。
19王安石
王安石书读得多，文章也写得很好。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写文章时一定要反复推敲，使文章有独特的见解和风采。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与别人的文章有雷同的地方，他一定要推倒重写，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时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有一次，一个叫刘贡父的文人去拜访王安石，不巧王安石正在吃饭。刘贡父便被仆人引到书房等候。刘贡父一个人坐在书房，很是无聊，便随手拿起王安石写的一篇论兵的文章翻看起来。不料这一翻倒看出了兴趣。王安石的文章见解新颖独特，论说很有气势，是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刘贡父边读边暗暗赞叹，恨不得马上就去见王安石，好好夸赞一番这篇字字珠玑的妙文。但他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作为王安石的好友，他知道王安石作文力求新意，极其厌恶自己的文章落入窠臼，如发觉文章与别人的雷同，必定要大加修改直至重写，心想今日既然有此机会，不如跟王安石开个玩笑，于是他再从头将文稿浏览了一番，暗暗记住了文稿的大致内容，然后悄悄离开书房，踱到了另外的房间。
王安石吃完饭后，急忙将刘贡父请到了书房。主客寒喧了一阵，因为都是文人，话题便渐渐扯到了文章上。王安石问刘贡父最近又有什么新作问世。刘贡父便顺口答道：“无甚新作，只是写了篇《兵论》，还没定稿。”王安石一听来了兴趣：“喔，你也写了《兵论》，文中有何高见？”刘贡父抬起头，假装出认真思考的模样，然后便将刚才记下来的王安石文稿的主要内容复述了一遍。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刘贡父已经偷偷看过自己的文稿，见刘贡父所说的文章内容与自己所写的不谋而合，内心十分懊丧，急性子的他一气之下便抓起桌上自己的那篇文稿，不由分说便撕扯起来。刘贡父见状，知道玩笑开大了，赶紧起身阻拦，可是为时已晚，文稿早被王安石三下两下撕成了碎片。于是，他既遗憾又有点不安地对王安石说：“相爷怎么撕起文稿来了呢？其实，我刚刚跟相爷说自己写了《兵论》，是开玩笑的。我不过是在相爷吃饭时偷偷看了相爷的文稿。贡父刚才所述，其实是在背诵相爷文中的内容。要说写文章，相爷的识见和文采，贡父怎么赶得上呢？……”刘贡父还想说下去，表达自己的歉疚之情，却被转怒为喜的王安石挥挥手打断了，他笑着说：“要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稿子撕碎，但文章的内容全记在我的脑子里，等下我再重抄一遍就是。”
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今江苏镇江）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人”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王安石虽然因推行新法而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但他为政清廉，自律甚严，却是连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的。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发生了很严重的旱灾，大量土地颗粒无收，饥民们背井离乡，四处乞讨为生。自然，这又给守旧派提供了一个攻击新法的口实，他们在宋神宗面前大说王安石的坏话，说只要把王安石去掉，天就会下雨。宋神宗一听，又动摇了。这一天，他派人去召王安石，准备听听他还有什么高见，却不料等了很长时间，王安石才姗姗而来。见一向守时的王安石对自己的召见如此不当回事，神宗心里很不高兴。
王安石似乎也察觉到了神宗的不悦，一见面便向神宗请罪：“陛下怒微臣迟来之罪。臣因为早饭熟得太慢，吃饭吃得太晚，所以来迟了。”
“好好的，饭怎么会这么难熟呢？”神宗虽是从不下庖厨的人，但也知道烧饭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所以对王安石的话很觉得诧异。
“说来羞愧，臣今日烧饭用的是新方法，所以烧了半天也烧不好。”
“喔，你用了什么新方法？”
“臣在炉膛里加一把火，随即又往锅里添上一勺水，本以为饭会烧得快一些，却不料……”
“哈哈……”宋神宗听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原先因王安石迟到而产生的不快，也跑到了九霄云外，“你的这种新方法，怎么能把饭烧熟呢？”
王安石眨了眨眼睛说：“倒要请教陛下，为什么这样烧饭便烧不熟呢？”
“这还不简单，饭是用火烧的，火慢慢地将锅里的水烧干，饭也就熟了，你每加一把火便又往锅里添水，这火不是白加了？饭还怎能烧得熟呢？”宋神宗虽然从没烧过饭，讲起来却是头头是道。王安石见他说得摇头晃脑，知道他已人了自己的圈套，便赶紧接了上去：“是啊，办任何事的道理其实都跟烧饭一样。我们要煮‘富国强兵’这锅饭，变法就是烧饭的火。‘青苗法’是一把火，‘市易法’又是一把火，只有这样一把接一把地加火，饭才会烧熟。可现在，‘青苗法’、‘市易法’还有许多新法刚刚推行不久，便有人以各种借口要求取消，这就好比在新加的火上浇上了一勺水。这样，‘富国强兵’的饭怎么能煮得熟呢？”
说到这儿，王安石想起守旧派三番五次地以天灾来攻击新法的行径，不由得又激动起来：“有人不断地以天灾为由要求取消变法，这是毫无道理的。天灾什么朝代没有呢？就连夏禹商汤那样的盛世也有旱灾发生。天灾不足畏，可怕的倒是人祸。只要我们不听信谣言，坚持把新法的火烧下去，‘富国强兵’的饭总有一天会烧熟！”
实行新法的前景，在王安石眼里无疑是美好而又灿烂的。可惜，自信、要强的王安石低估了守旧派的力量。在守旧派的合力围攻下，王安石实行变法最大的靠山宋神宗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变法终于失败。王安石也暗淡地结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在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名人名言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司马光：开创通鉴学的社稷之臣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20司马光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开始编纂史著，与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横跨中国历史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实际上，时至今日，《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
司马光从政近50年，对北宋的国计民生、典章制度发表过不少独特的见解。诸如虚心纳谏、崇尚务实、注意民心、知人善用等治国主张，长期不懈地编纂《资治通鉴》，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
名人名言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
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有众长。
夫俭则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
包拯：铁面无私的执法青天
包拯（999—1062年），即包公，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他的父亲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良好的家庭教育逐渐把小小的包拯培养成为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只有28岁的他考中了进士。可是父母身患重症，几经医治均不见效。包公不忍远去为官，执意要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交口称颂。几年后，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包公这才在亲友们的苦苦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10年之久。包公对父母的孝敬，直到今天也堪为一些素质低下的人的表率。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并最终做了开封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