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膺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这些负担。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
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纸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说明提示：
1955年4月18日，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
▲论欧洲大陆体系的瓦解（坎宁）
论欧洲大陆体系的瓦解
坎宁
现在，已经到了考验的时刻，应该问一问备尝艰苦的人们——尤其要问问那些不在座的人，因为有谁比他们受到更大的困苦？——在这次战争的过去任何一个阶段，有没有一种既能得到和平，同时又能维护国家利益、不辱国家尊严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不去问那种主要只从国家的力量与安全来看她的尊严的人。但是。如果这种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热衷于维护国家的荣誉，却只在极端疲惫和信心不足时便甘愿放弃斗争，那么，我便要问问他，他能否指出，希望在哪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政府和国会应该同意放弃斗争？
是不是应该在欧洲大陆还处于和平的时期？那时你在欧洲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互相连结的体系，一个巨大的大体（指法国），周围环绕着许多卫星。在那个时候，我国能得到和平，能维持十二个月的和平吗？
答案是什么？唉，我们已经试验过了，结果是重新开战。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后来，在大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在三分之二的欧洲港口已经向你们关闭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只缺一环就能把整个大陆联成一条铁链，使你不能同各国交往的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人家倒是十分热情地向你们提出和平。先生们，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初次来到你们之中。那时，我冒昧地劝告你们要有耐心，要坚持下去；我说我怀有一个希望，因为这个巨大的联合体是勉强形成的，是强加给大陆国家的，可能不久就会四分五裂。当时你们是姑妄听之，我不知道有几分说服力。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屈服于窘迫与恐惧的压力之下，雄道今天应该感到遗憾？
结果如何呢？大陆体系在1812年确实建立起来了，唯独俄国在外。那一年，我国承受的压力无疑是难忍的。倘使我们当时作了让步，这个体系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于是，第二年还未过去，这个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它瓦解了，正如一切暴力体系必然终将解体那样，它不像终于天年的生命，和缓地、逐渐地衰亡，而是突然地分崩离析；它瓦解了，好似冬日的寒霜，太阳出来便消融蒸发。还是在昨日，整个欧洲大陆像覆盖在一块巨大的坚冰之下的广阔平原，呈现出一片荒凉惨淡的景象；今天，天上吹来的和煦温风，将这块大地解冻，于是，河水又潺潺奔流，人类恢复交往。
我们在那严酷的季节下没有屈服，没有像疲惫已极的异乡游子那样躺下歇息——那种歇息无异于死亡——难道今天反而感到后悔吗？我们当时没有气馁，坚持下来，静待变化，难道不是很明智吗？
◎说明提示：
坎宁，英国政治家，反对法国大革命及雅各宾派。坎宁曾任外交大臣及海军司库。
▲给美国政府的答复（西雅图酋长）
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西雅图酋长
数不尽的世代以来，渺渺苍天曾为我族洒下多少同情之泪；这个在我们看来像是永恒不变的苍大、还是会变的。今天天色晴朗，明天又阴云密布。但我的说话却像天空的星辰，永远不变。西雅图说的话，正如日自东出，春去秋来，华盛顿的大酋长可以确信无疑。白人酋长说，华盛顿的大酋长向我们致意，表示友好。我们感谢他的好意，因为我知道他无所求于我们，不用我们以友情回报。他的人民众多，犹如覆盖着广阔原野的青草。我的人民稀少，像风催雨袭后的平原上稀疏的树木。那位伟大的——我还假定他是善良的——白人酋长派遣人告诉我们，愿意买下我们的上地，但同时也愿意留下足够的土地让我们舒适地生活。这看来确实很公道，甚至很慷慨，因为红种人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得到他尊重的权利了，他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合宜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辽阔的地域。我不愿再详述我们民族过早的衰微，也不再为此哀叹，不责备白种兄弟加速了我们的衰败，因为我们或许多少也应该责怪自己。
白昼与黑夜不能相遇。红种人对白种人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就像朝雾在旭日升起前就要消散一样。然而，你们的建议看来是公道的，我想我的人民会接受建议，退居到你给他们的保留地。这样我们就能分处两地、和平共存，因为白人大酋长对我人民所说的话，有如大自然从沉沉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
我们在什么地方度过余年已经无关重要。我们的来日不多了。这原来比你们更强大、更有希望的民族，曾经人口兴旺，受大神的庇护，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幸福地安居乐业，再过几月，再过几冬，这个民族再也不会有一个后裔留下在它的墓前致哀了。但我又何必为我民族的夭忻哀叹呢？一个部落没落，另一个部落就会振兴；一个民族衰亡，另一民族便会崛起，像海潮一样，后浪逐前浪。这是自然的法则，悲叹惋惜是无用的。你们衰落的时间可能还很遥远，却必定到来。因为即使是能够同上帝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的白人，也不能免于同样的命运。我们终究会成为兄弟的，等着瞧吧。
我们会考虑你们的建议的，等到我们作出决定，就会通知你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项建议，我现在在这里就要提出一个保留条件：我们要求有权随时不受干扰地扫谒我们祖先、朋友和子孙的坟墓。这里每一寸土地对于我的人民都是神圣的。每一片山坡，每一个河谷，每一块平原，每一丛小树都由于往日的哀愁与欢乐而变得无比圣洁。地上的尘土在我们脚下比在你们脚下更柔软舒适，因为那上面浸满我们祖先的鲜血，我们赤裸的脚踩上土地之时更觉其上充满深情。甚至只是在这里短暂地居住、嬉戏过的幼童也会热爱这阴沉沉的荒地。在暮色降临之时，他们会迎接那些幽暗朦胧的阴魂归来。当最后一个红种人死去，白人对这个部落的回忆已经成为神话之时，我部落的那些看不见的亡灵，仍将密密地聚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们的子孙以为他们独自在田野、仓库、商店、公路或寂静的、无路可通的森林中时，他们也不是四周无人。夜深人静，你以为城镇村落阒无一人时，街上将满是归来的故主。他们过去曾住在这里，他们仍然热爱这块美丽的土地。白人永远不会独占这个地方。
◎说明提示：
1855年西雅图与白人签订埃利奥特条约，出让印第安土地和建立印弟安人保留地。这是他在订约之前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西雅图，美国皮吉特湾印第安人酋长，对白人殖民者友好。
▲原子能时代的和平（爱因斯坦）
原子能时代的和平
爱因斯坦
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就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在军事技术已发展到目前状况的今天，加强国家军备以保证安全的想法，只是一个会带来灾难后果的幻想。美国首先制成了原子弹，所以特别容易抱有这种幻想。看来多数人相信，美国最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这样，任何潜在的敌人就会被震慑，而我们和全人类就可以得到大家所热望的安全了。我们近五年来一直信守的格言，简而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得到军事力量的优势以保证安全。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最初只是作为一种防止战争的手段，现在已经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保证安全的漂亮帷幕后面，双方都以狂热的速度改善大规模的破坏手段，在人们的眼光里，制成氢弹似乎已是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以及由此导致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从技术角度而言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已明显地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一步必然引出第二步。最后，越来越清楚地，必然招致全人类的普遍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