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顾事实和常识，将资本输出理论、殖民地理论解释成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把它们解释为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及每个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这类东西可以成为政党的有用文献，否则只能表明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专有的。实际上，大企业——从福格尔到摩根——的金融资本极少能影响到对外政策；并且在这类大企业家或大银行家有机会出风头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幼稚举动往往也只会带来灾难。资本家集团对于本国政策的态度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会成为影响其政策形成的原因，而且与以往相比，今天尤其如此。短期利益对他们态度的左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短期考虑距离任何深远计划或任何确定的“客观”阶级利益都同等遥远。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堕落成为庸俗迷信的阐述了这一迷信和许多可敬的、心地单纯的人所坚持的迷信基本上是毫无二致的。他们在对现代历史做出解释时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即一群特别聪明但同时又很奸诈的犹太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无所不在，他们在幕后控制国际的，甚至是各个方面的政治。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臣服于这一迷信的说法，但他们的理论也并未见得高明。说起来也十分有趣，当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时，我总觉得极难按照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一种方法来加以解释，原因不仅仅在于很难对一些事实的论断给出否定的答案，而是因为人们不仅缺乏关于国际事务及其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原注。
还有其他相同性质的例子也包含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中。举个例子，我们在不久以前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了关于政府性质的定义，其中肯定有一定成分的真理。在许多情况下，这一真理可以说明政府对所有日益明显的阶级对抗现象的态度。但事实上，这个理论虽然正确，但其价值却是微不足道的。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和事实不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也不能正确地描绘那些“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实际上在所有情况下，理论都是可以用同义反复的方法来证明其正确性的。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外，可以认为没有一个政策不可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包括经济的或经济以外的、长期的或短期的，至少从它能够不使事情变得更坏这一点上说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一理论更有价值。让我们转到关于马克思综合的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第二个例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不管人类的意志或愿望如何，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一说法意味着，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逻辑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毁灭，并且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呢？
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趋势的问题早有答案。马克思还没有建立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的纯经济的学说时，希法亭的异议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一些对传统的观点来说必不可少的对将来事实的判断，特别是“苦难和压迫必然会增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毁灭未必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即使这些主张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看到了另一些因素，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因此我希望揭示它的最终结果。考虑到后者，也许有必要把马克思的表述换一个说法，“灭亡”这个词也许用词不当，特别是按我们的理解，“灭亡”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丧失了生产的动力所引起的后果，但这不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虽然这可能影响它的一些含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资本主义和任何其他的秩序终将被摧毁——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的秩序，而社会主义的长生鸟仍不能从它的灰烬中产生。也许会产生混乱，除非我们把所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混乱情况都说成社会主义的，这里还有别的可能性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想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当然只是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
马克思本人虽然极其明智地避免详细描述社会主义社会，但却强调它的产生条件：一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的工业控制体系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存在压迫、奴役和剥削，同时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有纪律的、团结的、有组织的无产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暗示着一次决战，即这是两个阶级之间长期斗争中最尖锐的阶段，每个阶级都严阵以待，准备做最后的斗争。它也暗示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什么，它暗示着这样的看法：无产阶级将接管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拥有坚定的信念的一员，这也就足够了。但既然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预见，这就明显不够了。相比较而言，施穆勒的理论基础要更稳固一些。虽然他拒绝描述社会主义的细节，但他明确地把它设想为一个逐步的官僚主义化、国有化等的过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至少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述。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确定下来，即使我们承认整个毁灭理论；而如果我们不承认它的话，他的失败就更不必说了。
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或其他什么理论，社会主义的秩序都不会自动实现；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条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采取明确的行动。这当然是和马克思的说法相符的。他的革命理论也仅仅是对前面提到的行动的设想。对于一个在其成长年代中经历过1848年的一切骚动，虽然很能清醒地认识并无视革命的空论，却一直无法摆脱它的束缚的人来说，强调暴力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大部分听众并不愿意听取缺乏大声疾呼号召的启示。最后，虽然他看到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至少在英国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可能性是不很容易看出来的，而他所谓的两个阶级严阵以待的局势也使他看不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不畏艰难地研究过这方面的策略问题。虽然可以将革命归入不重要的事物中，但是采取明确的行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能不能也解决把马克思的信徒区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那个问题呢？如果我理解了马克思的意思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对他来说，改良是社会主义之母。他受到社会事物内在逻辑这一观念的影响过分强烈了，以至于不相信革命能完全取代改良的所有作用。虽然如此，革命终将到来，但只有当所有前提都具备时才会到来。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在性质上和功用上，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阴谋家的革命有着天壤之别的。它基本上是在时机成熟时才会进行的革命。有些不喜欢这个结论的信徒，特别在将它运用于俄国的情况时在给《剩余价值学说史》所写的序言里，卡尔·考茨基甚至宣称1905年的革命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然少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原注 ，确实能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出许多和这一结论相矛盾的地方。但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自己否认了他的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而他讲出了无懈可击的《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正像任何思想都要由事物的内在逻辑产生一样，他的这些思想在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观点下表达了一个清晰的、可靠的含义。没有一个严肃的观点总是无条件地支持一个“主义”这一论证还可以引申。尤其是在劳动价值理论里没有特别社会主义的东西。所有熟知这种理论历史发展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剥削理论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仅需认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的存在是包括在文明这一词里的一切东西能够出现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并不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理论可以运用于任何科学理论，但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必须包含它们。并且，除非作者有意为之，否则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使我们处于萧伯纳所描述的社会愤怒中。——原注。简而言之，对马克思的阐述有些保守，只能说他是被认真地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