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怀疑一部科学论著中是否应该涉及信仰的问题——虽然在这方面马歇尔和牛顿的情况是相同的在这两位伟人之间有一种神奇的相似之处，这使我感到惊奇，并且一直不知道这种相似是来自于他们相似的时代背景还是纯粹出于偶然。这种相似一方面表现为他们的学术泰斗地位、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以及对于批评的敏感；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都不愿将自己的作品悉数发表出。在晚年，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都刻意表现出轻视。——原注。我就是怀有这种疑问的一个人。而且不止于此，我们可能都不赞同其中的某些特定信息。我承认我只反感那种维多利亚中期的道德说教，它带有边沁主义味道，是没有魅力、没有感情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但它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马歇尔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感情倾向，他们喜欢那种在他们看来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精神分析法。
五
但是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有一种比他实际完成的任何研究更伟大的东西，它蕴涵着不朽，或者说具有任何一个特定成果所不可比拟的生命力。由他的天赋所创造的那些著作都留传下来，供我们学习，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除此之外，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关于继续前进的微妙的建议或指导，以及我在开始时曾经努力加以证明的那种领袖气质的表现。列举一些马歇尔为后人提供便利的例子是很容易的，而要说明其领导者气质则相对困难。
第一，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指引了它所教育的一代人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1890年以后三十年间的经济学文献，充满了对马歇尔的主张和方法的重申、发展和推论。马歇尔的学生和继承人庇古教授的著作，罗伯逊、拉文顿、肖夫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提供了无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实例。甚至埃奇沃斯的一部分贡献也属于这个范畴。关于理论方面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关于技术方面另外举一个例子也就够了。
马歇尔首次证明，完全竞争并不总能使产量达到最大限度。据我所知，这个说法就像是一个古老城池的第一个裂口，它产生了这样一个命题：通过限制利润递减的行业和扩大利润递增的行业，产量可能会超过竞争的最大极限。庇古、卡恩和另外一些人，根据这种提示继续进行了研究，最终开创了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新领域。
另外，需求弹性的概念不一定像人们赞扬的那么有价值，可是由此产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方便地运用弹性来进行推理的方式。现在可供使用的弹性概念几乎有一打，其中替代弹性列在首要地位。尽管它确实只在极为有限的假定中行得通且并不实用，但可以极大地解决那些曾经引起极不必要的争议的问题——例如，机器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究竟能不能损害工人的利益这一问题。“替代”这一概念在马歇尔的学说体系中是基础性的。对“替代原理”的强调，几乎可以看做马歇尔理论和瓦尔拉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所需要的“材料”完全为《经济学原理》中能够找到的资料，只要把这些资料“组合”在一起就行了。
第二，虽然马歇尔对长期和短期概念的区分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出他原本期望借由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但这种区分极大地推动了清晰、现实的思维的发展，并且完全有资格获得它所受到的重视。马歇尔自己广泛地应用它，并且通过它给我们上了一课，而我们已经并且现在还在渴望从这一课中受益：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支以缓慢增长的方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短期分析法。
第三，马歇尔更显然是另一个较晚出现的经济思想体系，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创始人。我认为这一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是这一点在英国式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皮埃罗·斯拉法在192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向英国读者提出的思想，是从与马歇尔成本递减曲线的逻辑难题的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这在《生产成本和生产数量》里更为明显。而且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正面的建议，特别是关于个别厂商的特殊市场的注解。哈罗德先生和罗宾逊夫人建立起来的我们所欣赏的结构，只是证明他们是最优秀的马歇尔主义者，同时也是具有强大创造能力的经济学家。
我承认，有一点也不是绝对不可辩驳的，那就是我将以马歇尔的名义提出的第四点主张。我曾经说过，虽然他掌握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但把它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而把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局部分析法放在了突出位置上。然而，特别是在第6篇中，他对于整个经济过程开始了广泛的概括。如果这些概括既不是局部分析，也不是全面分析，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另一种理论——在我自己的研究室里它被叫做“综合法”。当然，他没有将他对这种总量的论述与货币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点上的失败可能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批评。诚然，他在货币理论方面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发现的——由于本文是对《经济学原理》的评论，所以在这里对此无须赘述。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从局部分析出发，然后又希望对经济过程整体做一些论述，在对不便于使用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失去信心时，就应该求助于综合法。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用罗宾逊夫人的话来说，难道货币理论不能像总产出理论和就业理论那样自动发挥作用吗？
第五，我曾经指出，马歇尔明确地坚持一个经济发展理论，虽然按照他的习惯他没有尽力引起读者的注意，但这一理论却占据着他的思想的中心。不要怀疑我多么赞同这个理论，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它不是作为一种哲学，而是作为一个研究工具而存在的，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要大得多。H·L·穆尔的趋势价值，只有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才可以认为和均衡价值相近似。W·M·皮尔逊在其中发现了论述趋势的理论，类似于他在《哈佛——晴雨表丛书》中所做的有关趋势的论述。然而这显然引出了最重要的部分。
第六，马歇尔的影响是促使现代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最有力影响之一。《经济学原理》和《国富论》的相似之点很多，但如果不考虑两者出版的年代，并将两者归入主观的、受时间限制的成就中，按照同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则有一点前者肯定比后者优越。亚当·斯密聪明地汇集并发展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前任的思想中所有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内容。但对于他所接触的范围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17世纪的“政治算术”，他没有做出任何工作加以发展。可是马歇尔则掌握分寸，坚决地把研究引向不仅是量的而且是数的经济科学，并为其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方面，对其重要性的评价是不会过高的——经济学在得出结果之前永远不会获得也不应获得声望。
马歇尔对这一点的认识程度可以从他的“新老经济学家”（1897年）这篇演说里看出来。但我们所应当感谢他的远不只是一个方案；我们应当为他的确定研究方法而感谢他。要使自己相信这一点，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再看一看我所描述的他的“方便的工具”。所有这些工具，显然在统计意义上说是可以运用的。我们只需要尝试利用统计资料构造公司模型、家庭模型、市场模型，就会发现在此过程中会意外地遇到这些工具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方法的确是有用的，但在认识到下述情况之前，我们不能给予它们以充分的估价：不管它们可能是另外什么东西，它们首先是计量的方法——用于数字计量的工具——也是一般统计计量的一部分。它们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也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们在同类工具中是最先出现的，而经济学方面的努力几乎无法从其他工具入手。
例如，那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首先指向统计需求曲线的衍生物，而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提供了可接受的基础。这显然不是巧合。如果他没有打算研究出一种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在统计上的近似方法，那么强加上那些使我们能解释点弹性或需求曲线本身的限定，就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只要我们从这一观点来看曾经引起许多反对意见的那些限制，它们就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拿消费者的地租这个概念来说，诚然，这个概念与上述限定确实没有联系，但是如果它不是意味着导向用统计来估价数量化的福利，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提及“盈余”这个多变量函数的存在，而一定要像此前迪皮特所做的那样，坚持把自变量的数量削减到两个呢？当然，同样的论证也可以应用到他的成本和供给函数上，另外还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坚持使用那些在理论家看来不可取的长期工业供给曲线，并解释出了相当一部分对更恰当、更普遍的模型来说是未知的可能性。
马歇尔在货币理论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现象：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找到能够有效掌握统计资料的理论工具，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他的一切作品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毫无疑问，庞巴维克的推理是定量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统计计量这一可能性，他也从来没有努力让自己的理论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至于瓦尔拉的体系，虽然不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惨淡，却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只有马歇尔的学说鼓励我们前进，虽然它也同时告诫我们谨慎前行。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教导进行工作，无论是极力推进还是谨慎前行，他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
我们正站在一个山谷的边缘上，妄想从中找出一条平坦的、没有崎岖的大路，但不幸全都失败了。然而每当我们回头看时，我们就看见他宁静、庄严、安稳地坐在他的信仰的城堡中，喃喃地教导着我们，述说着于我们大有裨益的教诲。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莫过于：“我越学习经济学，越觉得我对它的了解太少……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比在开始的时候更能感觉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无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