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还提出了设立自由港、自由区的报告及国与国之间提供互惠条件、签订贸易协定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不仅是优秀的著作，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工作，代表着他个人的意见。由于他思维开阔，广泛吸收各种合理的意见，所以他并不是靠其行政上的职务成为杰出的权威人士，成为他所研究的领域的领导人的。对此，在他辞职后不久，关税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第三个年度报告》中这样说：
“陶西格博士在1919年8月1日辞去他的职务，这使委员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多年来他对于美国关税历史和关税政策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当代美国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几部书和大量论文对广大学生和立法者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同时，他在其他领域的造诣、对商务的了解及与商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使他的著作和论点克服了专家们通常犯的知识面狭窄的毛病，使他能够正确预见关税政策及其实施细则的意义。它既有学者和理论家的眼光，又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及判断力。他把理论与实际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强有力的个性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被总统任命为关税委员会的主席，这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可，对委员会正确、公平和有效地开展工作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计划与实施、调查研究、收集意见和提供指导等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随着美国的参战，陶西格的责任迅速地扩展到关税委员会职责范围之外。他成为战时工业局定价委员会的委员，曾有一个时期他任职于粮食管理局的谷物部及其下属的一个肉类包装工业委员会。他很快就感到负担过大，必须减轻负担。但是由于威尔逊总统的请求，所以他保留了他的定价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和自己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威尔逊总统充分地认识到与这样一位能干的、热心公益和无私的顾问合作的价值。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早在1918年1月，陶西格就一些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问题向总统提出了建议，特别是关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问题。这样，他被聘请参加和约顾问委员会就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事了。同样极其自然地，他参加了这一委员会所属的关税和商约委员会，他还作为发起人，出席了经济条款一般委员会的会议。总之，他在国内或国外事务的很多方面都提供了帮助和建议。
他曾怀着一种不怕任何报复和困扰的心情，坚定地代表正义和公平的一方，远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毫无疑问，他的许多个人观点来自于他的官方经历，他真正做到了坚决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巧妙地避开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但他的工作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晓。同时，除了他在题为“巴黎和会经历记”的讲演中对波士顿一些神论协会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以外，我们也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他对和约的一些不合理的条约究竟有什么想法或感觉。他在这些月份中所写的愉快而近乎闲聊的家信里，只说到一些他的每日工作和观察。也许他所做的与所想的部分来源于他平时的闲谈，但他从不谈及自己所担忧的工作。针对别人对他的批评，他总是保持沉默。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此感到遗憾，但这正是他的高尚之处。他的言行都是受深刻的责任感所推动的，从不会使他的合作者失望。
在1919年6月回国之前，他就把脱离关税委员会的辞职书交上去了，实际上该辞职书是在8月生效的。但是从1919年到1920年，他还在总统的工业协会工作，并在食糖平衡局工作到1926年。
四、元老（1920—1940）
60岁时，陶西格回到了哈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声望和威信日益提高。他怀着年轻人般的热情，继续完成他早年“在剑桥生活，为哈佛工作一生”的誓言。
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愉快地工作，有时进行轻松的、短时间的散步，到了夏天他还会去科都伊特进行长时间的游泳，晒日光浴，晚上偶尔也会欣赏一场音乐会。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并且主要是从事科研工作的那些人。他的强烈的个性使他成为聚会的中心，以致这些聚会常常带有某种他的课堂的风味。他的愉快而豁达的性格通过庄严而含蓄的外表表现出来，从而使他成为受人敬爱的领袖。他那闪光的美德、活泼的风格和他本人的有点守旧的作风，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1918年，他和劳拉·费希尔小姐结婚了，她的和蔼可亲在以后的十多年当中使得他的家庭十分安乐祥和，而且使那些对这位伟大的学者充满了敬佩之情的年轻人感到无比欢欣。
在他的整个职业活动里，《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该刊物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也成为《经济学季刊》的顶梁柱。《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给了他一个向世人展现他的工作与成就的机会。从1896年到1938年，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他精神衰退那两年和几次短期的中断外，为了《经济学季刊》的发展，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阅读和批改手稿、约稿，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等事务中。而且，在1929年A·E·门罗教授参加这一工作以前，除了秘书的协助以外，他几乎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工作。他的成就是惊人的，而这无疑归功于他为保证《经济学季刊》稿件的高质量所做的努力。可以说，《经济学季刊》为全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成就是罕见的。实际上在我们的领域中，能够达到陶西格水准的编辑，几乎很难找到第二个。要寻找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首先要了解他的性格。在他的性格中，能力和宽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很有把握地领导《经济学季刊》，而拒绝让各个委员会来妨碍他的工作。虽然他偶尔也征求意见，但他能独立于这些意见而自己作出决定。在一般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并坚决主张自己意见的人，易于失之偏狭和变得独断，但陶西格是一个例外。他往往一眼就能看透来稿质量的高低，根据稿件的质量决定是否采用，至于作者论述的方式或结论是否符合他的口味，对他来说无关紧要。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对有关数学的稿件的处理。他自己对数理经济理论，即使不讨厌，也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可是他仍然欢迎这方面的高质量的稿件，尤其是亨利·T·穆尔的投稿，并且在他担任编辑的最后一年，他愉快地接受了这方面前所未有的技术性最强的作品。还不止于此。由于精选作品的苛刻习惯，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所有科学期刊的编辑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缩小刊选作品与大众口味的差距？一方面，他希望《经济学季刊》的讨论内容符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另一方面，他更乐于致力于讨论按照一般原则来处理与解决的问题，他试图寻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找到了——人们会永远感兴趣的话题。关于时事评论问题，他特别喜欢经过仔细选择的书籍的评论文章，从而避免了一个编者所面临的困难。
就是这样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编辑，后来成了一名职业教师。但是当我们回顾那些年月时，所想到的是作为哈佛学生的教师的他。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堪称无与伦比的工作中。他在该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他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自己的匹敌者，甚至是比他更优秀的人。但是作为教学艺术的大师，在这一领域中，本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教学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他那激动人心的讲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当过导师，他是一位鼓舞人的讲课者。但他之所以成为世界知名的教师，是和他的教学理念相联系的。从1928年起他专门教授理论知识，特别是他心爱的（研究生的）课程“经济学II”。这是一门介绍美国学者的经济思想的课程，后来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和学院中广泛地被采用。他的成功还在于他采用了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即先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科学地提出讨论题目，然后再决定讨论方式。
他是最早认识到以下事实的人当中的一位：经济理论像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部分一样，不仅仅是方法论或哲学的宝库，而且是用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经济模型的一种工具，因此，老师应该向学生传授的是对待事物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习惯和针对事实发现问题的艺术。但仅仅懂得这种工具是不够的，学生必须学会如何运用它。陶西格自己喜欢把他完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叫做苏格拉底的方法。在每一次班级讨论会上，他总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要求学生展开讨论。令人佩服的是，他总是知道如何使讨论变得生动有趣，让他的学生们争辩个明白。在陶西格的指导下，每次讨论都获得了圆满成功。有一次，他从他的课堂讨论会回来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对我今天的做法感到不满，我自己说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