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1946）
一
在他的论伟大的维莱斯流派的那篇才华横溢的论文这篇文章是关于岗恩在1926年3月27日发表在《国家与文学》上的《遗传能力的研究》的一篇评论。该文在1933年重印于《精英的聚会》卷中。该卷比有关凯恩斯的其他任何出版物更突出了他作为普通人和学者的形象，因而我不止一次地参考了这篇文章。——原注里，凯恩斯表现出了对遗传能力的重视。这似乎不完全符合许多人设想的关于他的智慧境界的情况。关于他的社会学的明显推断，被下面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在他的传记文章里，他往往非常小心地强调祖先的背景。因此，他一定能理解到我由于没有时间不能调查凯恩斯亲属的过去而感到的遗憾。我希望其他人会去做这些。让我们用敬佩的眼光去了解一下他的父母来聊以自慰吧！他生于1883年6月5日，是神学博士约翰·布朗牧师的女儿弗罗伦斯·亚达·凯恩斯和剑桥大学注册主任约翰·内推尔·凯恩斯的长子——母亲异常能干，曾任剑桥市长，父亲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位卓越的逻辑学家和著者，他曾写过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年）：事实证明，这本令人钦佩的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第四版（1971年）一直沿用到1930年。该书能在有关它的种种问题的半个世纪的争论中保持中心地位，使得直到现今，学习方法论的学生还不得不选它为指导书。——原注。
让我们注意这篇纪念文章的主人翁的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有神职色彩的背景。当我们加上伊顿学院和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这两个名字时，这一背景的含义——它的卓越的英国品格和高贵成分——就会更清楚了。在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教师，而教师是惯于夸大教育的塑造影响的，没有人会把它贬得一钱不值。而且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约翰·梅纳德对这两个地方的反应不是正面的。他似乎享有一个完全成功的学者的生活伊顿公学对他总是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在他后来所得到的荣誉中，没有比被教师们选为他们在伊顿公学校董会中的代表更令他高兴了。——原注。1905年，他当选为剑桥大学同学会会长，并成为第12个数学学位考试的一等及格者。
理论家会注意到，凯恩斯日后的盛名如果没有一定的教学才能再加上辛勤的工作——通过勤奋工作，使遵守这个信条的人易于去获得他想掌握的更为先进的技艺——是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将认识到：数学的思维能力隐藏在凯恩斯著作中的纯科学部分里，或许还隐藏在几乎被人遗忘的培养这种能力的轨迹之中。有些理论家可能怀疑：当他最初进入这一领域时，数理经济学正在聚集力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要超然于这一潮流之外呢？这还不是一切。尽管他从来不明确地敌视数理经济学——他甚至接受计量经济学会的会长职位——但他从来不以他的权威公然支持它。从他那儿得到的暗示几乎全都是否定的。有时他的谈话中会流露出类似于厌恶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必追溯到很远的地方。更高层次的数理经济学具有所有领域中所称的“纯科学”的性质——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凯恩斯的卓越才能完全用在了政策问题上。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充满智慧，因此他绝不会忽视任何逻辑上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喜欢这些细节；在更大的程度上说，他是在容忍它们；但在他很容易达到自己设定的限度之外，他对它们就失去耐性了。为艺术而艺术，不属于他的科学信仰的任何部分。在任何领域，他都能循序渐进，而在分析方法上他却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将看到，在不需要运用高等数学知识的其他领域，凯恩斯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甚至不反对使用托马斯·芒爵士的那些粗疏的论证，如果目的证明这种使用是正当的话。
二
作为一个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步入成年生活的英国人，凯恩斯对本国的政策有着强烈的兴趣。他被选为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905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来临。为什么这样一个英国人没有从政呢？为什么他最终选择去了印度事务办公室？他的许多支持者和反对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金钱是次要原因，而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即任何一个能够和凯恩斯谈上一个钟头的人，都会发现他是最不适合搞政治的人。政治作为一个游戏来说，并不比赛跑——或者就这一问题来说，并不比纯粹理论本身——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具有非凡的辩论才能，并且对策略价值具有锐利的眼光，可是他似乎感受不到政治机关的魔力圈的诱惑——这种诱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国那么强烈。党派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随时准备与任何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合作，并忘掉任何过去的争论。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与其他类型的人合作，更不用说接受任何人的领导了。他效忠于措施，而不效忠于个人或党派。并且他对不同的信念、思想、旗帜一视同仁，正如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样。
那么，难道他不能胜任一个理想的公务员职位，成为一位对当今英国历史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名垂青史的大臣吗？他能但他却偏偏没有这么做。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对需要耐心的日常工作更无兴趣，也绝对无意将自己训练成一个像难以驾驭的野兽一样的政客。这两种消极倾向——对政治舞台的嫌恶和对文牍的反感——促使他去扮演真正由天性赋予他的角色，这角色使他能很快胜任并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一个使他奋斗终生并且从未放弃的角色。不管我们如何猜测他将要形成的心理规律，我们都能感觉到：从早年起他就完全理解了自己。实际上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的主要钥匙之一，也是他取得幸福的秘诀的金钥匙之一——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幸福的。
这样，在印度事务办公室待了两年以后，凯恩斯回到了剑桥大学，在国王学院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1909年），并很快在剑桥经济学家圈内外树立了威望。他以《经济学原理》第五卷为中心讲授纯粹的马歇尔学说。可以说，极少有人像他那样精通这一学说。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他仍然拥护这一学说。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他在偶然来到剑桥的人看来是一个年轻教师的形象：体格瘦小、面带苦行僧式的凝重、眼睛炯炯有神、专心致志、异常严肃，让人看来似乎有些由于勉强忍耐而焦躁不安，还有那没有人能够忽视、每个人都尊重而一些人很喜欢的雄辩者的风度1927年，我和凯尔斯才开始交往，他留给我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原注。从他早在1911年就被委派为《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来接替埃奇沃思这一事实就能够证实他越来越高的声誉。直至1946年的春天，他一直非常热情地担任这一经济学界的重要职位埃奇沃思在1918—1925年间出任副主编，后来由麦格里格接任，其后又由罗宾逊接任（他在1933年曾被任命为助理编辑）。——原注。考虑到他担任这一职位的时间之长，以及在他任职期间所投入的兴趣和工作，他的编辑成就的确是惊人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制订了《经济学杂志》和由他担任秘书的皇家经济协会的方针，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许多论文均出自他的建议，从文章的观点到陈述的事实，直到最不容易招致批评的标点符号。我们都知道这种结果，并且我们每个人——毫无疑问——关于它们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当我说这句话时，我可以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总的来说，凯恩斯作为一位编辑，是杜邦·德·奈穆尔主编《公民评论》以来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我确信这会受到所有人的赞同。
凯恩斯在印度事务办工室的工作不过是学徒而已，它对于一个思想比较贫乏的人来说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而凯恩斯不仅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充沛活力，还展示了其自身的才能。正因如此，他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第一本书——初次成功——是《印度通货与财政》1910—191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有关印度财政的讲座，见F·A·哈耶克的《伦敦经济学院，1895—1945年》，《经济学杂志》1946年2月号第17页。——原注。这本书于1913年出版，这时他也被委派为关于印度财政和通货的皇家委员会的委员（1913—1914年）。我认为理应把这本书称为关于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译者注的最好的英文著作。然而我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与概述本身所取得的成就联系不大：我们能从中发现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相近的观点吗？从序言到结尾，凯恩斯只是宣称，他的1936年的学说在他看来似乎是“他已经遵循了许多年的思想路线的自然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以后提出一些说明。现在，我更愿意大胆地说，虽然1913年的这本书没有包括被认为是极其“革命的”1936年的那本书的任何典型的主张，但1913年的凯恩斯对于货币现象和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清楚地暗示了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的观点。
显然，在那时，货币管理并不是什么新玩意——这恰好是此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没被当做新生事物的原因——而凯恩斯在印度问题上的偏见导致人们认识到了该书的特殊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凯恩斯不仅明显地估计到了它对物价、出口和进口的影响，而且也清楚地估计到了它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这是非常新鲜的东西，虽然不能单独决定，但却能制约他自己的前进路线。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理论发展是和当时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的。期间，他提出了实用的建议，这在1913年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都是始料未及的。把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验的理论含义加到《印度通货和财政》的理论中去，人们就会看到1930年的凯恩斯观念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我的这一说法是保守的。我本可以更深入一些——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出现对传记作家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的错误的话。
三
1915年，这位穿着学术服装的潜在公务员变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公务员：他进入财政部工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财政以“稳健”著称，并且将道德上的成就作为首要的议程。可能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官员就是在那时产生了后来变得十分明显的对财政部思想和观点的不满意。但是他的工作是受到重视的，因为他被选为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主导了和会的进行。和会上签订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与奥、匈、土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译者注的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如果这发生在劳埃德·乔治时代的政治圈内，这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并在最高经济委员会担任财政部长的代表。比这更重要的——从传记者的观点来说——是他在1919年6月的突然辞职，这可以表明他这个人和他作为公务员的突出的个性。其他对于凡尔赛和约有同样顾虑的人绝不会大胆地说出来，凯恩斯却与众不同，他辞职了，并告诉全世界辞职的原因，从而他就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物。
《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所取得的成就使成功这个词变得令人觉得平凡而乏味。那些不理解幸运和功绩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人，毫无疑问会说凯恩斯只是道出了每个明智的人想说的心里话，他恰到好处地使他的抗议在全世界产生了共鸣，仅仅是因为他的抗议而不是他的特殊论点使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尊敬。以上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凯尔斯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如果凭借这一点我们就否认这一功绩的伟大性，那么我们最好把这一用语从历史上完全删去。因为没有任何一项丰功伟绩不是事先存在伟大的机遇的。
总的来说，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某种道德上的勇气。但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充满了实践的智慧但绝不肤浅，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但不冷酷；有着纯正的人道精神但没有意气用事，面对所有的事实，没有徒劳的遗憾也没有绝望：它是建筑在全面分析之上的强有力的建议。同时，这本书也是艺术的杰作，其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每件事物都恰到好处，在它里边没有任何事物不是恰到好处的。没有任何无用的修饰来破坏它的严谨的结构，同时，优美的表达方法——他一直没有再写得比这更好——使它非常简洁。凯恩斯以剧中人的身份努力去解释导致凡尔赛和约悲剧性破产的原因，他的文章所达到的高度常人难以企及。
这本书的经济学意义，正如《凡尔赛和约的修订本》（1922年）所补充的那样——在某些方面补充了它的观点——是最简单的，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技巧。虽然如此，其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在凯恩斯进行他的伟大说服活动之前，他对他所要考察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做了一个概括。这篇文章可以用朴素的语言概括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这一“非凡的插曲”，在1914年8月就走到了尽头。技术改进及一系列的新食物与原料来源的获得所不断创造出来的丰富的投资机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所造成的企业领导能够取得一个接着一个成功的这种条件，已经迅速地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毫不费力地吸收资产阶级的储蓄——这种储蓄就好像不停地“为了不吃蛋糕而烹制蛋糕”，并没有什么困难。但现在（1820年），这些刺激快要没有了，私人的企业精神正在衰退着，投资机会正消逝着，而资产阶级的储蓄习惯也因此而丧失了其社会功能，他们这种因循守旧的做法使境况变得比原来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