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可以被归结为消费不足产生危机的理论。可以列举两个事实来支持这一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中，马克思的主张和西斯蒙第与罗贝尔图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他们都支持消费不足的理论，因此推断马克思也接受同样的说法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从马克思作品的一些章节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所包括的关于危机的简短说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无疑是主张这一说法的，虽然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做了更多的阐述，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已经客观地承认了自己并不是这方面的权威。
事实是他没有形成一个简要、清晰的关于商业循环周期的理论，而且也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推论能从他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中得出。即使我们接受他对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所做的解释，并同意有关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的学说（不变资本的相对增长）及人口过剩的理论（过剩的人口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等确实能够串联成一条以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为最终结论的逻辑链条，而他们这么做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一方面，也找不到可以解释必然会使资本主义过程发生周期性变动，并足以说明繁荣与萧条必然交替发生的原因。毋庸置疑，我们总可以随手凭借大量的偶然事件来弥补基本说明的不足。这些偶然事件大致可归结如下：错误的计算，错误的预期和其他各种错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起伏不定，过度的投机和对过度投机的反作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虽然如此，根据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积累的过程仍然是一个机械的、匀速运行的过程，而且仅从这个理论来看，这一匀速的过程是能被充分证明的。从逻辑推断来看，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匀速发展的过程，按照这一思路，则应该不会出现所谓的繁荣和萧条。
当然，这并非一定是一个不幸。许多其他理论家曾经并且如今也简单地认为，一旦足够重要的某种事物发生错误，危机就会随之发生。这也不全然是一个不利，因为它曾经把马克思从他的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能够自由地观察事物而非对它进行曲解。这样一来，他广泛考虑了各种各样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因素。虽然他并没有大力宣传这一点。例如，为了证实萨伊关于普通过剩的不可能性这一命题的无效，马克思理论毫无疑问地颂扬了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巨大推动力，他就曾肤浅地使用货币介入商品交易的现象而没有用其他因素作为反驳的论据；用银根宽松的市场来解释和以耐用资本性货物为特征的投资相一致的不均衡的发展；用开放的市场这种特殊的激励因素或新的社会需求的出现来解释积累的突然增长。他企图将人口的增长作为解释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但是不很成功。他看到了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突然的痉挛式的”，而这是“它的同等程度突然收缩的前奏曲”，虽然他没能进行解释。他有针对性地说：“信用的扩张和收缩，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原因，不说别的，单就这点，已经显示出它是如何浅薄了。”当然，在有关章节中，他也对不断发生的偶然的事件着重做了解释。
这一切都是常识，并且基本上是正确的。从他对于商业周期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历来涉及影响商业循环分析的所有因素，而且总的来说错误极小。此外，必须谨记，在当时，仅仅就看到循环性运动的存在这一点来说已是巨大的成就了。在他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于这一周期的存在已经有了模糊的认识，但是他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引人注目的、引起极大破坏性的事件上，也就是后来被称做“危机”的事件。但他们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危机仅仅是周期运动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环。他们不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且认为这些危机只是偶然、孤立发生的灾难，而且这可以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中推出，是由于失误、过剩、渎职或信用机制方面的缺陷造成的。我相信马克思是第一个打破并超越了这些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走在了克雷蒙·朱格拉的前面——除了统计上的补充之外。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虽然商业周期的现象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而且他也了解了它的机理，但他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也像朱格拉一样，他毫不迟疑地提出一个周期会持续十年，并且会被一些小的波动所打断。他被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周期持续时间这个问题所吸引，并认为它可以与棉纺织厂里的机器的使用年限相类比；他认为周期长短与机器寿命长短在道理上是相通的。和危机理论不同，他在商业周期问题上的研究有许多领先之处，这足以说明他在现代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享有创始人的地位。
另一方面必须被提到，在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使用“危机”这个术语时引用的是其一般的含义，就像其他人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经常指的是1825年或1847年的危机。但他也做了其他层面的延伸。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有一天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他认为在真正的毁灭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而且呈现出许多致命的弊病。对于这一理应被视为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的阶段，他也使用了同一名词。他表现出了把那些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秩序下发生的这一独特的危机联系起来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不断强调劳动大众日渐增加的苦难。他甚至认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最终崩溃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看做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一个线索，则我们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毁灭的因素，如果没有一些很好的补充假定，他们就开始寻找这样一种理论，就不能成为重复发生的萧条的原因；而且这一线索不能使我们超越“剥夺剥夺者”这个看似无足重轻的主张，只不过它在萧条时期比在繁荣时期可能更容易实现而已。
（7）最后，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观念（总崩溃理论），有一个例子能够给出合理解释，这个例子将不恰当的推论和有助于挽救最后结论的深刻见解结合了起来。
虽然马克思的“辩证推理法”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将迫使他们奋起反抗”这个论断上的，因此它就被这一不合理的推论所破坏，因为那个要证实贫困必然增长的验证因这一不合理的推论归于无效。另外，在其他方面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质疑产业控制的集中化必然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希法亭是他们之中第一个用系统的观点表达这种疑问的人，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重要派别的领导人之一。实际上，他倾向于相反的推断，即通过集中化可能使资本主义取得稳定。关于这一问题，我要说的意见留在下一部分。可是在这里，我要指出：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本国目前的趋势下，是没有根据来相信大企业会“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的推断的，但即使马克思的结论和前提不相一致，希法亭说的似乎也太过分了。
尽管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的毛病在过去多于现在，然而他的结论，就只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可以是正确的。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在1847年就揭示出的结论称为意义深广的远见，而且这明显和他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相契合，绝不是夸大其词。现在这是非常普通的话了。首先形成这种看法的是施穆勒。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和普鲁士上议院议员。他不太像是革命党人，也不很热衷于宣传鼓动，但他朴素地表述了相同的真理。但对于为什么这样及怎样去做的问题，他却未能说明。
几乎不需要再做详尽的概括了。不论多么不完善，我们的概论应当足以证实：第一，没有一个完全注意纯粹经济分析的人能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完全留意大胆创造的人能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在对理论技术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评判时，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利于马克思的。坚持于一个早已不正确的、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很快变得陈旧的分析工具，一系列不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结论；或者，当试图纠正其某些方面的错误时，有可能其基本论断，有时还会走向相反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他们看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这个问题发表评论，如果总结说，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的或将要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理由，利润率将下降到导致企业倒闭的程度，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这样，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事物，提出“要么是消费不足，要么是生产过剩”的推断，但这样得出的结论是最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即使是这种批评，也要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
第一，虽然马克思经常犯错误，而且有些还是不可救药的，但他的批评者也不见得总是正确的。即便其中有些人还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因为他本人不可能会见其中大多数人，所以事情就要记在他的账上了。
第二，马克思对于许多个别问题的贡献，批评性的或建设性的，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概论里，于是就认为这里必然有一些简单、明确的马克思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更不用说对它们做出公正的评价了。但我们在讨论他对于商业循环周期的理论时，已经谈到了其中一些主张。我也已经提到了他改进了我们关于物质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些主张。他在那个领域里的设计纲要虽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最近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
虽然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似乎要被全部推翻。因为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可以抵消马克思在理论方面的“轻微罪行”。他的分析虽然有些缺点甚至有不科学之处，但仍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既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一些没有联系的以独立形式出现的东西，而是上述形式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或者说是经济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时刻按它自己的轨迹发展并按照目前状态决定以后状态的实际过程。这样，虽然有许多错误的看法，但作为著者，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仍是第一个提出对于将来的经济理论有所预见的人。而我们在今天仍然在一点一滴、不辞劳苦地收集着他的理论的断砖碎瓦，以及一些统计的事实和有用的方程式。
另外，他不仅提出了这一构想，并且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因为他的理论想要服务于伟大目的。对于有损于他的作品的一切缺点，我们必须另做判断，即使这些缺点，像在某些情况下所显示的那样并未因此全部得到补救。但是实际上他确实总结出了一个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经济学家总是要么为经济思想史而工作，由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贡献呈现出多元化的性质，要么就是在利用前人做过的历史性的工作。经济史实已被归入一个单独的领域，如果它们进入理论领域，则只是起例证的作用，或者可能是为了证实结论而与理论机械地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对于史实与理论的混合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也就是说，他把它们应用在产生结论的论证中。作为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观察到并且有系统地教导人们认识经济理论何以能够转变为历史分析，历史叙述何以能够转变为历史的论证。他并不想解决和统计学有关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那么，所以一般的朋友和论敌从过去到现在都从来未曾了解评论者所面临的真正任务是什么。这也回答了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的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结果是没有成功，但在此过程中，确立了目标和方法。
四、马克思——一位导师
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总的看起来，现在这一有些突兀的综合体又怎样解释呢？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果它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就比各部分的总和更正确；除此之外，由于综合体很可能把好的变坏或把坏的变好（这两者几乎在每一点上都是存在的），从而使得整体比其中任何一部分单独来说，可能更正确或更错误。最后，理论中的有些部分只能由这部分综合体得出。但关于后者这里将不再多说了。我们每个人必须自己确定这部分对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厌恶不合情理的专业化，因此呼吁综合性，正如剥削理论从劳动价值理论中得出一样。进而，尤其是在以非专业成分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呼声最高有些马克思的推崇者，超越了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态度，仍然按照表面的价值接受他所写的所有作品。非专业成分在这样的推崇者中占据了非常多的成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集团中，外行与有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比至少是三比一，而这种经济学家照例也只是本篇引言里所规定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原注。但马克思的体系很好地证明了：虽然综合可能意味着新的见解，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束缚。
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学和经济学是如何彼此渗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目的和实践方面是一致的。这样一切主要的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也是社会学的，并且在两个层面（如果能根据我们的观点将其成为论证的两个层面的话）上有着相同的含义。例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这个范畴和社会学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至少在原则上是统一的，而事实上，它们就是一个概念。又如，关于经济学家的职能分配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收入是指对生产性服务的回报，而不考虑社会阶级；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任何这样的收入都要在阶级之间分配，这样它们之间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再如，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只有在特定的阶级手中才成为资本，同样的事物在工人手中就不能被称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