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坐在领导对面。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四十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是文艺界知名的写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魔术）家放“卫星”的大会。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里又兴起放“卫星”，最大的“卫星”是亩产小麦五十万斤，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卫星”。文艺界不甘落后，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卫星”来了。柳青不仅不放“卫星”，甚至一言不发。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弱智的人都会产生对于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的敏感，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人精了。会后，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卫星”的原因。
“可是……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
“实事求是。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放不了重量大的‘卫星’。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
谈话停止了。气氛虽有点滞闷，却不紧张。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也是朋友，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柳青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或者说，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又重复一遍：“我是作家，又是党员，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
“你按你的实际情况，能放多大个‘卫星’就放多大个。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
柳青浅浅地笑笑。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也掩饰不住（或不作掩饰）内蕴的讥讽：
“我到这种场合里整个被吓瓜了，脑子停止转动了。热火朝天……雄心壮志……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把我……吓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正写的那个东西……相比之下……显得小得拿……拿不出手。我表个啥态嘛……没法子表……”
柳青所说的“显得小得拿不出手”的“那个东西”，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在作最后一遍的修改和润色。
谈话始终断断续续。这会儿又断了。领导的心里是有点复杂，也有点难言之隐。他不仅情感上喜欢柳青，更敬重柳青，敬重他已有的创作成就，更敬重他的人品人格。隐而难言正在这里，在铺天盖地的大跃进的响锣密鼓声中，瞪着两只黑亮透壁的眼睛死盯着别人高声大调表决心放“卫星”，紧闭着一绺黑胡须的嘴唇一言不发的柳青，他首先担心“政治态度”的负面影响和伤害。他和柳青交谈，就是出于战友和朋友的关爱，身居政坛要职的他，习惯性敏感“表态”的特殊意味。他希望柳青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损害，明天还要继续放“卫星”，还来得及弥补。他已经把话说到这样清楚无误的程度，柳青却仍然在解释他的主意。领导吸起烟来，瞅着柳青一眼，又避开了，漫无目的地眯着眼，沉浸在飘绕的烟雾中。
领导再瞅着柳青的时候，突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柳青的手，提高了声调，惊讶里蕴含着兄长般的关爱：“你的手指头咋成这样子？”
“破了。”柳青轻淡地回答。
“破了？削铅笔割了？”领导很急切。
“都不是……”
“皮肤病吗？”
“也不是。”
领导已经抓住柳青的左手，拉到自己的眼前，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周围，全是一片红肉，没有皮儿了，渗血仍然没有完全凝结，看来令人心头发疹。领导逼住柳青的眼睛问：“那到底是咋弄的？”
“抠的。”柳青抽回手，平淡地说。
“你自己抠的？”
“别人谁能抠我的手嘛！”
“什么时候抠的？”
“今儿个。”
“为什么抠？”
“……”
抠指甲是柳青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在听大报告或参加小讨论会的时候，听到那些令他感动和启迪的话语，抠指头的动作不会发生，因为他的手指捏着钢笔忙于记笔记；只有在听着套话废话狂话假话尤其是胡说的昏话时，他就瞪着黑眼珠抿嘴不语，搭在膝头或夹在两膝之间的手就抠起来了。别人很难发现，膝盖总是在桌子底下，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习惯性地抠着。不过，抠着也就抠着，并无多大肢体损伤，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两个指头的皮儿抠光剥掉了这种惨相，他竟然浑然无觉。
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上午是领导们一个一个报告或讲话，或代表单位表红心。他那时已经开始抠了，不过没有抠破皮。下午是各位诗人作家唱家演家弹奏家耍（魔术）家竞放“卫星”，有诗人说他在多短时间里要写出多少万行诗，有演家说观众喜欢他在舞台上翻跟头，他要把现在的十个跟头翻到八十个跟头……热烈地放“卫星”的大会暂告结束，柳青绷紧到麻木的神经一时还松弛不下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时，才发现右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抠得不见皮了，竟然没感觉到疼，竟然没有感觉到渗出的血滴把膝盖内侧的黑裤子浸湿了……
领导俯下身轻轻地问：“你是下午开会时抠的？”
柳青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坏习惯，不知不觉就抠成这样子了。老也改不了。”
“噢……噢……噢……”领导转过身，独自微微点着晃着脑袋，走到窗前背对着柳青站住，只见冒烟，不闻话语，再不启发柳青表态了……
一年之后，饥饿便笼罩了蛤蟆滩。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被作为象征旧中国贫穷的稀糁子野菜树皮等食物，现在摆上了蛤蟆滩家家户户的饭桌。有人嚼着野菜树皮仍不改活泼的天性，哎呀！甭说亩产五十万斤粮，就按一亩地打一万斤，咱们该当干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五十万斤的“卫星”放到天宇里去了，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那些放过高产“卫星”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十个翻到八十个的名演家，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卫星”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无论碗里糁子多么稀，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蛤蟆滩尚未发生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牛马却大面积死亡，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在蛤蟆滩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仍依赖畜力。牛马死完了怎么办？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没有正经吃食了，牲畜早在人之前就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整天走村串寨，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三字经》，既要通俗——饲养员文化普遍偏低，又要琅琅上口易读易记——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学的耐心。柳青把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放下来，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通铺长屋里已经此起彼伏着男人们的鼾声，连续的间断的和偶尔骤暴骤落的，深厚的清亮的和黏糊滞稠的都交混在一起，给最清醒的柳青听着。这些和他一样被呵斥被推搡被栽赃被谩骂被凌辱的大家人精们，现在进入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最幸福的时段，痛苦和焦灼都解脱了。柳青确定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竟然自嘲地想着，现在早已用不着抠指头了。“文革”初期他还抠着，后来就被口头的炮轰和拳脚代替了。相对于年轻壮汉的拳脚，抠指甲这种小动作已经中止了，因为整个七十斤重的躯体都要消灭了。他的眼前浮出的是那双惊愕不堪痛苦不堪的美丽的冰雕似的眼睛，就要结束自家的折磨和终生依偎他的人儿的折磨了。柳青伸出右手，抓住了一根电线，几乎同时把右腿伸出被窝，一脚就准确无误地踏住接电板的另一根电线……
写到这里，长篇小说《创业史》里的一段话浮现出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或者一步……我在初中毕业那年春天，每月按时到邮局去购买一本连载着原名《稻地风波》小说的《延河》杂志，两毛钱是从父亲给我买杂拌咸菜就馍吃的副食费里俭省下来的。梁生宝在饭馆里花两分钱买一碗面汤泡着自家带的风干馍大吃大嚼的时候，我想到父亲每逢赶集进城也是这个消费水平这等消费作派；梁三老汉的好恶和审美的言语和行为，活脱就是我家门族里的八爷；梁生宝母亲在稻棚屋里顺意开心和愁肠百结时的神情，常常与我的母亲重叠……还有前引的这句话，我在那时就一遍成记，至今依然能浮现出来。我后来结识过南方北方的同代作家，每谈都会说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一般都是朋友先提起，而且常说到这句话，有的说曾经当做座右铭置于案头，或抄录在日记本首页上。我现在想到，以一句人生哲理式的警句影响过不知多少读者的柳青，在他把一根电线攥在右手，又决绝地用右脚踩踏另一根电线的时候，怎样阐释这“紧要处的几步或一步”……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一年多，“文革”的气候似乎暂时缓和了一阵儿，出版界在西安召开第一次集会，我有幸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了。得知这天下午柳青要来作报告，竟然兴奋得等不到开会。需要交代一句，柳青没有把自己消灭得成，活下来了。不知是接线板有什么问题，还是他从蛤蟆滩电工那里学到的用电技术不完备，抑或是上天怜惜天才和正派人，他把右脚踏到地线时，“嘭”的一声把他的脚打得缩了回去，直到三次踩踏三次都被打得退回，柳青作罢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自杀的蛛丝马迹，直到一周后，一个同在“牛棚”的编过他《创业史》的编辑，一把抓住他从早到晚都紧攥着的右手，当即掰开，手掌心是一片焦糊的疮疤。他向这位暗中操心着他的编辑说了原委，那人顿时把眼睛睁翻到眼眶上去了，又苦不堪言地闭上了……柳青活下来了，他的那位留给他冰雕般神光的亲爱的妻子马葳，从城里逃回蛤蟆滩，却在一口深井里终结了自己……柳青终于被“解放”了，回到韦曲县城，由长大的女儿用自行车驮着到卫生院看病和注射，他慢性病缠身。
柳青从会场的通道走向讲台，步履悠缓，端直走着，不歪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走上讲台时，我和与会者才正面看清一张青色的圆脸，最令人惊讶的是那双圆圆的黑白分明力可穿壁的眼睛的神光。开头所写的十万人里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犀利的一双眼睛的印象，就是我第一眼看见柳青时有感而出的。柳青还留着黑色整齐的短髭，和善而又严谨……他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讲话过程中，有三次从黑色对襟棉袄里掏出一个带着尖头的圆形橡皮喷雾器，张大嘴巴，把尖头伸进嘴里对准喉眼，用手一捏一放那个橡皮圆球，发出哧啦哧啦的响声。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空寂的会场里就响着哧啦哧啦的喷气声。百余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心中偶像的右手一捏一放的动作。他大约已经不足七十斤体重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他第一次往喉咙喷雾剂，到第二次第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圆环尖头的器具时，我就低下头去了……那哧啦哧啦的声音无法躲避，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在耳。
再见到柳青是两三年后，还是文艺界的一次会议，那时候不称会议称“学习班”。又有新的政治口号指示下来，“文革”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叫做“反潮流”，反“复旧复辟”的潮流，据猜测是针对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柳青被请到场讲话，还是青布褂子，对门襟，不过是单衣，还是整齐的短髭，还是锐可透壁的眼光。借着时兴的“反潮流”的话题，柳青有几句话震响：在我看来，反潮流有两层意义，首先要有辨认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的能力，其次是反与不反的问题。认识不到错误潮流不反，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认识到错误潮流不反或不敢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
语惊四座。会场里又是鸦雀无息的静寂。所有眼睛都紧紧盯着更频繁地从口袋里掏取喷雾剂的那只手，所有耳朵都接受着那哧啦哧啦的响声的折磨……
直到现在我才肯定，这惊人的论述绝对不会来自中外古今的哲学经典，也不会来自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修身修养的规范，当是从抠指甲和上批斗台的纯个性体验中获得，跨越过生活体验，进入更深一层的生命体验。
2005-5-21
二府庄——雍村
⊙文学短评
这是一次以“我”、主人公柳青、小说文本《创业史》与十年文革的多层次的对话。“我”在解读了柳青在文革中的不肯说假话的同时，也解读了《创业史》对个体的意义，而最有价值的苦难记忆莫不是把生活体验变为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