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云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虽然做人圆滑，但天性纯良。在惟丏与他公开绝交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去九华山找他，赢得了我们班全体女生的一致赞誉。一个名叫赵欣的云南女孩为他的行为所感动，自愿报名与他一同前往，邓海云当然慨然允诺。没人知道他们的九华山之行有没有见到惟丏，不过，当他们从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居然手拉手，公然在校园内出双入对。邓海云更是张口“欣欣”，闭口“欣欣”，叫得让人心里直发颤。
毕业前夕的惟丏，在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此前，尽管系里的三位主任曾轮番出面请他吃饭，劝他留校任教，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惟丏的坚决拒绝。后来，辅导员谈起他来，语调已隐约有些不悦：他这个人，学问没得说，就是做人爱钻牛角尖。难道他就不知道大观园中也有“过洁世同嫌”这样的告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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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杰病故以后，留下了一封遗嘱。有一笔数额不明的款项（后来我知道是二十五万）指定赠予胡惟丏。据遗嘱执行人之一的曹尚全透露，胡惟丏是全年级唯一一个让李家杰感到自卑的人。他想通过这笔赠款表达对后者的尊敬。在这封文情并茂的遗嘱中，李家杰这样写道：
这笔钱赠予胡惟丏，就是赠予我自己。因为胡惟丏的道路，就是我自己想走而未得的道路。我在欲望的泥淖中陷得越深，惟丏那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形象就会愈加清晰。他这一类人的存在，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问题是，在毕业十多年后，要想确定胡惟丏的准确行踪已非易事。中国社会重新大洗牌，使我们都有了两世为人的颓唐和伤感。在偶尔举行的同学会上，胡惟丏这个名字已经多少有一点陌生感了。有人甚至断然否认，我们班曾经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曹尚全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追查这个白发隐士的行踪，结果一无所获。有人说他去了安徽老家，承包了五十亩的棉花地，养了无数的蜜蜂，并办了一个书院；有人说他出国去了印度，在德里大学潜心研修梵文；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更为可信：惟丏实际上哪儿都没去，他就在自己家附近的静安区图书馆当管理员。
到了2003年的春节，在恭贺新禧的手机短信中，突然传来了惟丏自杀身亡的消息。他从漱石公寓的顶层跳到了自家的露台上。由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他的遗体很快为积雪所覆盖，一个星期后才被水暖工发现。类似的短信接踵而至，让我在尖锐的惊愕中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王燕在给我发来的短信中只有一句话，却恰如其分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世间已无胡惟丏
2005年盛夏，我在拉萨讲学半年之后，准备返回北京。我托人订了一张由贡嘎机场直飞北京的空军联航机票，这样不仅可以省掉在成都转机的不便，还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费用。联航的飞机差不多半个月一班。西藏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建议我利用回京前的这段闲暇，去藏北的那曲看看，或者去藏南的日喀则游览扎什伦布寺。我假意应承下来，可实际上哪儿都没去。
我搬出西藏大学的宿舍，借住西郊的一位朋友家。他和妻子去了德钦，我正好帮他们看家。那是一片山前的开阔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茅草，乌鸦云集，蜻蜓乱飞，看上去有些荒凉。接下来的日子既闲适，又寂寞。我晨昏颠倒地打发着一天天的光阴，很快就忘记了时间。白天里酷热难当，我成天酣睡；到了晚上，暴雨如期而至，气候变得十分凉爽，我就在灯下阅读《左传》，有时也看看电视。
一天，我正在午睡，我楼下的邻居，一个藏族小姑娘带着她的大狼狗，给我送来一封信。我因为害怕那条凶猛的牧羊犬，正犹豫着要不要开门，那小姑娘调皮地笑了笑，将信从窗户里丢了进来。
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张明信片。它是一个名叫“旺堆”的人寄来的，只有寥寥数字。他说，直到最近才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来拉萨讲学的消息，问我是否有兴趣“在适当时间”去热振寺做客。
我知道拉萨有很多名叫“旺堆”的人，可惜的是我一个也不认识。况且，这个人既然在寺庙修行，说明是个喇嘛，可他居然还能浏览互联网，确实有点怪怪的。
可是当我把这张明信片翻过来，看到它正面的那张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时，冷不防出现的蒙娜丽莎的诡异笑容吓了我一跳。我的心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了一下：莫非，这个署名旺堆的人就是胡惟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胡惟丏在两年前的一个大雪之夜自杀身亡，至少十多个同学赶往龙华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拿着那张明信片，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又高又远的蓝天，心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阒寂和虚幻。
我决定当晚就前往热振寺。
我的行程并不怎么顺利。我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了很远，也没看见一辆出租车。天快黑的时候，在罗布林卡的附近，我总算找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司机倒是去过热振寺，可向我提出了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我看了看暮色四合的街道，也只得答应下来。
电动三轮车带着我，嘀嘀地叫着，很快就到了拉萨河边。我们顺着河边高高的堤坝一路往北，不一会儿就出了拉萨市区。沿途所见，无非是成群结队的牦牛、大片的青稞地、夕阳中翡翠般的沼泽地、一座又一座的玛尼石堆、树枝上挂满的缤纷的经幡……
我们抵达热振寺外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红白相间的寺庙建造在湖边的山坳里。湖水湛蓝，岸边长着茂密的芦苇。我能够看见湖边四周的雪山和树木倒映在水中，奇怪的是，树木是红色的。天上的繁星和月光平铺在水面上，波光闪烁，就像有人向湖中撒下了无数的金币。
在寺庙门前，我说出了旺堆的名字。一个来自康巴的喇嘛领着我，绕过正殿前数不清的酥油灯，穿过配殿的游廊，走上了一条石砌的山道。一群放生的小狗欢叫着，一路跟着我们。这个喇嘛将我带到一个幽暗的破旧僧房里，四下看了看，然后对我说：“旺堆喇嘛或许正在经堂讲经，我这就去告诉他。”随后他就走了。
僧房里有一股淡淡的藏红花的香气。墙上挂着一幅唐卡。眼中所见，陈设十分简陋，不过一床、一桌、一凳、一灯而已。当然，由于灯光晦暗，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局部。
很快我就听见了说话声。一个身穿深红袈裟的喇嘛，身后跟着一个八九岁的提灯小童，正朝这边走过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可没想到这么快。”他来到近前，望着我，似笑非笑，“我们有二十年不见了吧？”
他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非常虚弱。他身后的那名小童向我吐了吐舌头，灯影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说实话，直到这时，我仍然不敢相信他就是惟丏。他的身上散发着僧侣特有的气息，虽然满头的白发被剃掉了，可高原上的紫外线使他的那张脸看上去更为苍老。
“我是该叫你惟丏呢？还是旺堆喇嘛？”我试探与他寒暄。
“随你好了。”他招呼我在桌边坐下，自己则坐在床沿，“你大概还没吃过饭吧？”
那个小童又不知从哪儿晃了回来。他给我弄来了一些糌粑，几块奶渣，一块牛肉，还有一只陶钵。糌粑有点难以下咽，奶渣有一股膻腥气，我本以为陶钵里盛的是酥油茶，尝了一口，才知道原来不过是一钵清水。
他静静地看着我吃饭，让我说说“那边”的情况。我听见他嘴里说出“那边”这个词，还是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由于“那边”的事情过于纷乱，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首先提起了传说中他的死，同时悄悄地观察他的脸色。和我预料的一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神态，而是用他那惯常的暧昧语调对我说：
“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么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像条泥鳅一样滑，你根本就抓不住他。
我很快就提到了李家杰。我问他还记不记得班上一个名叫李家杰的人。他点了点头，“怎么不记得？读书的时候，他好像一直在忙着谈恋爱，先是王曼君，然后是苏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后来我听说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我告诉他，李家杰如今也已经不在了。他死于糖尿病所引发的肾脏衰竭。我还说起李家杰死前指名要留给他的那笔遗产。我把那份遗书一字不落地背给他听。他的脸在油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叹息良久之后，忽然对我道：
“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讽刺。”
我吃惊地望着他，“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那笔遗产，可人家毕竟还是善意的。”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知道他指定将那笔钱给我，是出于善意。不过，这件事本身仍然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他在遗书中说，他想过我的生活，可是他大概不会想到，也许我做梦都想过他的生活。你知道，我本可以留校，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从此过上碌碌无为的日子。没有什么希望，但也不至于绝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几乎耗尽了心血。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想过别人的日子，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悖谬所在。”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最后变成了含混不清的自言自语，就像从窗下吹过的一阵山风。不久，他就提到了毕业前夕我对他的那次拜访。
“其实，我没有去九华山。当时，我就在房间里。我躺在里屋的凉席上，听着你和舅舅说话。我虽然已打定主意与这个世界告别，可任何决定都是可以改变的。任何时候改变决定都还来得及。有时候，只要向前跨上一步，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比方说，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大大方方地向你道歉，告诉你这不过是一个玩笑。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到街上随便找个馆子喝酒畅谈。如果喝醉了，还可以说几句脏话。我只要从床上蹦起来，走出去，事情就解决了。甚至，当我听见你下了楼，走到外面的弄堂里，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请舅舅追出去，把你喊回来。可我知道我不配。我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还在不在？”
“什么画？”
“金农的《兰石图》。我把它装在一只大信封里，让舅舅交给你的。”
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他那个穿军装、会绣花的舅舅来。他的确曾交给我一个大信封。至于里面的那幅画，我以为是惟丏本人的习作，后来被魏挺借去临摹，就留在了他那儿。我把这些细节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他的脸上并无任何惊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道：“也许那幅画本来就该归魏挺。不过是借了你的手。”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会儿别的事。他提出为我摩顶，我答应了。到了午夜，他又问我是否介意在他的寺庙里住一宿，我也欣然同意。他在地上铺了一条藏毯，却坚持让我睡他的床。
临睡前，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会不会，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吹灭了灯，在黑暗中对我道：“试试看吧，反正你迟早会醒来的。”
我很快就醒了。楼下的那条大狼狗还在汪汪地叫着。白花花的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我从床上起来，感到头痛欲裂。我终于想起来，刚才楼下的藏族小姑娘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它就搁在窗下一只大花瓶的边上。
我拆开那封信，里面是一张联合航空公司派人送来的机票。
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降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忽然又想起在拉萨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来。看着窗外肮脏、昏暗的大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确有些疑心，我们班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他和我们同学四年，却似乎从来就没有真的存在过。他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告别了这个世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我甚至已记不得他长什么样了。唯一还能想得起来的，就是他脸上暧昧而古怪的笑容。
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
⊙文学短评
像《阿Q正传》一样，作者截取了几个侧面试图勾勒出此次追忆的全貌，然而这一行为并不具备《阿Q正传》的痛快与淋漓，它更像是“我”回忆能力的一次痛苦操演且伴随着答案难寻的无可奈何。胡惟丏以坐标的方式存在，在空间上使“我”时时体验到人生不同维度的张力，互为彼岸，却不通音信，只能以“悖谬”的方式共存；在时间上，这一坐标暗自定格于八十年代，也因为如此，它不断地对“我”的回忆进行注解与阐释，仿佛一次次地试图去赶赴那场未来得及践行的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