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不以梁启超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集，交梁启超审核。梁细读之后，对他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很是赞同，遂单独出版了《人境庐诗草》。
袁世凯最害怕两支笔：一支是梁启超；一支是章太炎。他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
章太炎（枚叔）与刘师培（申叔）在日本时并称“二叔”。章太炎曾说：“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章太炎曾对学生吴承仕和黄侃作过比较，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
章太炎戏语其五大弟子：黄季刚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吴大竹以巨幅白布自制大竹歌长诗一首，函请章太炎题诗一首。章作诗：“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乃讽刺其目空一切也。
夏曾佑50岁后，弃书不观，他说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对于当世学人，他说，“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
陈宝琛鄙徐世昌（菊人）为人，为之菲薄，说是徐送一部《四库全书》给法国人，因而得到文学博士，它已经不是面子上能掩饰了的事。时梅兰芳亦得文学博士衔，陈却加以称赞。他人问之何以厚此而薄彼，他却微笑回答：“春兰秋菊，亦各一时之秀。”
胡适《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五十年（指1872年至1921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胡适认为章太炎是古文学的“光荣的下场”，但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胡适曾说：“日记记得最勤的是赵元任，他专门记日常生活中芝麻绿豆的小事。”
张爱玲说，与胡适对谈，如对神明，“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陈子展把所作的《水灾诗》给陶行知看，副题为《题仿洛阳体》。陶没有回答。但当陈称胡适诗为“胡适之体”而戏仿其《飞机赞》时，陶就讥胡是“个人主义的作家”。
吴承仕从来反对称他为“大师”。他对学生说：“太炎先生人称国学大师，但他从来是否认的。所谓国学本分‘朴’、‘质’两学，太炎先生对朴学是有精湛研究和新建树的。太炎学识渊博，我只是从他学得一点东西。当听到人称为‘大师’或称为‘王’时，压力很大，又无法解释，希望同学们免称尊号为好。”
苏曼殊从章炳麟学作诗，从陈独秀学汉字。人称他的译诗比自作的诗好，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
康有为晚年别号长素，源自孔子的尊称素王。即他想以教主自命。后来章太炎对梁鼎芬说，康有为想做教主，未闻他想做皇帝。人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但想做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章太炎曾说，广东人士首称儒有简朝亮，佛有苏玄瑛。
抗战时，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流徙四川，3人俱为新儒学家，号称“三圣”。故徐复观评：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徐并以三人与张君劢合称为“中国当代四大儒”。
梁漱溟谈起诸葛孔明，曾动容地表示：“我平素非常崇拜诸葛亮。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下评语：“那本书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
田汉与吴天是文坛上的挚友。一次吴天写了一部剧本，发表在《戏剧春秋》上。该刊编者田汉看后，认为不成熟，便在剧本后面批曰：“新作家吴天，本剧未见成熟，行文颇觉枯涩，为比较起见，故暂行此。”
汪辟疆称学者得“传雅”两字真不易，平生所见，堪当此称的只有三人，其中两个人是嘉兴沈子培（曾植）、义州李文石（葆恂）。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曾以天伤星行者武松比拟黄遵宪，并说他“有改革诗体之意，其成就虽未能符其所期，然一时巨手矣”。
王国维写过《曲录》。郑振铎说，这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
马一浮与熊十力，本不相识。熊将所撰《新唯识论》稿寄于马。马素不轻易为人作序，但看过此稿本后，甚为钦佩，认为此书“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下，囊括古今，平章华梵”。便将序文作好，以文会友，两人友情日深。
丰子恺平生最崇敬两个人：一个是李叔同（弘一法师），他由翩翩公子变为留学生、教师、道人，最后成为和尚；另一个是指点李叔同学佛的马一浮。
某女作家在大学上课时问：“我的文艺著作像哪个？”问之再三，吴世昌答：“弟子认为先生幸而生为女性，始能成为女作家中之翘楚；然而，小说方面描写之深刻辛辣，先生不及鲁迅远甚；至于新诗方面之隽永超逸，先生亦逊于徐志摩。”
王森然作现代人传记不为尊者贤者讳。他非常崇仰蔡元培，但在蔡传中引用沃丘仲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评语，说蔡“帷不达情伪，易为人欺”。又说他的“《红楼梦索引》几不能自圆其说，识者嗤之”。
贺麟写诗，有“四海寻畏友，所以惟留人，一是东莞张，一是富顺陈（铨），张溥有如金刚石，钻研精选无比伦；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无理无遁形”。其师吴宓见后，批了“状二友，二肖”。
刘盼遂一次曾云：“王国维用甲骨、金文研究社会历史，是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开创；梁启超的思想、学问开一代的学风；陈寅恪一向不开重课，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在学问上能沟通中外文化。”
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人，被史学界誉为“东西周”。周予同十分佩服周谷城的学问，他曾对人说：“周谷城的学问渊博，能一下子开设几门课；是万金油，可以随便搽。”
周予同与范文澜早年交往密切，他说：“范文澜对经学有很厚的根基。他的《文心雕龙注》，足可与乾嘉学者的著作媲美，是一部传世之作，真叫人佩服。”
1919年，宗白华与郭沫若通过向《学灯》投稿相识，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宗白华称赞郭沫若：“你的诗是我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郭沫若则对人云：“白华是我的钟子期呀！”
郭沫若说，常人以为郁达夫“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1920年春，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时，郁达夫写信规劝他不要为流俗所染，不要忘记海外的妻子。这给郭沫若铭感最深。
郭沫若与郑伯奇见面前，相互通信。郑的字迹与姑娘们的笔迹一样纤细，郭便认为郑一定长得很瘦小。但见面后，郭马上比喻郑是“东方的兴登堡”。
李一氓认为，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第一是考古学，第二是史学，第三是文学。
沈从文曾议论郭沫若写小说：“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罗果夫（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曾问许广平，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是谁。许回答说：冯雪峰。
冯雪峰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冯告诉毛：“有个日本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毛泽东认为“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孺子”系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冯雪峰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解释”。但鲁迅的本意其实只是指海婴。
胡适常惜鲁迅《阿Q正传》未用绍兴土白写，以为若如此则当更出色。
许钦文第一部小说集《故乡》发表时，鲁迅便说：“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
鲁迅从夏曾佑诗中寻句作联赠友人，“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以讽焚书坑儒。但联后题跋却称，“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致。”
曾有人问鲁迅为什么喜欢和巴金一道工作。鲁迅说：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是的，晚年的巴金在自己的书桌上仍然放着一本《汉语词典》。
王统照十分佩服巴金的人格。他多次与朋友闲聊时说，巴金的外表看来是严肃的、冷漠的，不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是看不出他内心卷涌的感情的火焰。
陈独秀在南京读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草稿，要和他合作写太平天国史。胡适持异议，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史，还是你自己努力研究吧。”
1922年，闻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尖锐批评了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指出其中的错误。郭收到此文后表示敬服，并将它发表于《创造季刊》。
闻一多的道路，按吴晗说是曲折的、多变的。因此罗隆基笑着指闻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也大笑说：“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朱自清称闻一多有三重人格：斗士、诗人、学者。说他为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
20年代，北平学术界有两“新会先生”（即都是广东新会人）：北大陈垣和清华梁启超。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著。
顾颉刚对洪业说：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这人有点霸气，可是后来参加了国民政府。
郭绍虞在纪念朱自清时，曾把他和闻一多做比较：“一多与佩弦的分歧处：一多恨多于爱，佩弦爱多于恨；一多嫉恶若仇，佩弦从善如归。”
柯劭忞著《新元史》，费时46年。李思纯称此书“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但梁启超、王国维均以其未叙作例取材为憾。
曹聚仁称赞周作人博学，但认为他从书卷中出来，脱不了书卷气。如周的《关于苦茶》中对苦茶（山中野茶）的解释就不甚准确。曹说这要靠生活经验，即使读破五车书也无用的。
冯玉祥说：李白的诗如天马行空，恣以不羁；杜甫的诗则深沉实在，苦吟而成。
赵景深在30年代时称，文人兼画家，古有王维；欧洲有罗赛蒂、高蒂安；今有叶鼎洛、倪贻德。
阳翰笙于30年代发表了《地泉》三部曲，1932年再版时请茅盾、郑伯奇等人写序。茅盾在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是失败之作。阳翰笙看后，把它一字不漏地全篇刊出。
许钦文读丰子恺童话《小钞票历险记》，称“丰子恺先生的童话写得自然，其原因是他始终做着小朋友们的好伙伴，不失赤子之心”。
俞平伯的散文典雅又有书斋气，还有点苦涩。周作人以为，这就是俞平伯散文的风致，又解释这“风致”不是“有闲”。俞在散文中喜用北京土语，几乎使人忘记了他是一位地道的浙江人。
周作人写50自寿诗，称为自己生活真实写照。刘半农以为周诗虽好，却撒了一大堆谎：不会作画，也从不写草字，“画蛇”之谓何；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房点心。
钱杏邨有一首小诗，是写周作人“一生经过”的叙事诗。前四句是：“三十年前志士，五四而后名流，如今靦颜事仇，不顾遗臭万年。”
翦伯赞曾为教条主义绘了三幅像：头等教条主义--原著中抄；二等教条主义-一从别人书中转引转抄；三等教条主义--抄都不会抄。
冯友兰的《新理学》出版时，轰动一时。但饶思诚却认为，此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钱基博撰《中国文学史》，于杨云史诗极为推崇。唯涉及历史，则加以评论，因杨曾任吴佩孚之秘书长。所以有语称：“弹冠新朝，而未忘故国；委身强藩（吴佩孚），而特多阿誉。”
叶灵凤在日记中说，林语堂的见解始终似是而非，有时精辟，有时又强作解人。
白蕉中肯地评价邓散木：“篆刻第一，诗书第二；学力第一，天资第二。”
高名凯记笔记有条有理，写得极为清楚。因此张东荪说，高名凯的笔记比他自己的讲稿还要清楚。
刘梦溪评吴宓生平做了三件大事：一为创办《学衡》；二为筹建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三是慧眼识陈寅恪和少年钱钟书。
老舍称张恨水是个真正的文人，他有“四不”：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
许地山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比较喜欢茅盾、沈从文的作品，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张资平的更不大适合于青年看。
茅盾写有历史小说《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他自己认为《大泽乡》写得最亲切，但曹聚仁却称赞那篇以《水浒》结尾为题材的《石碣》。
朱光潜对梁实秋说，梁的散文《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其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之上。
1965年，毛泽东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等，席间追忆他长沙已故的老师袁吉六。章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谦逊地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后来就在毛题写的墓碑畔石柱刻联：“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
文革期间，聂绀弩在北大荒“流放”中，把《资本论》读了4遍。吴祖光说聂是他最奇特、最有学问的朋友，又是纯纯粹粹的马列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