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头两年还不错。
爱因斯坦一方面是职业顺顺利利、专业炉火纯青、事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却是他与米列娃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走过了一段由辉煌到低落的转折过程。
1903年，相爱多年的爱因斯坦与米列娃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但其中已经掺杂着一些阴影。爱因斯坦的父亲一直到1902年10月10日临终前，才把儿子单独叫进房间，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婚事。此情此景，让爱因斯坦一想起来就心酸不已，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
而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则对米列娃始终没有认可。前文已经提到，在使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影响爱因斯坦的情况下，她给米列娃的父母写了一封非常狠毒的信，说她跟她丈夫都认为，是邪恶的“老女人”（指米列娃）让他的儿子误入歧途的。这封信是在米列娃回到老家，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生下私生女的情况下收到的。米列娃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严重影响了未来的婆媳关系。
爱因斯坦则认为他是“出于责任感”才结婚的，而且“投入到了某种完全超出其能力的事情上”。
年老以后，爱因斯坦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对这次婚姻有一种“内心的抗拒”，他只把它当作自己出于责任感而必须承担的一次婚姻。这不是爱。在他们相遇7年以后，他对她的爱和热情正在冷却，而对她的看法中的否定成分逐渐堆积，也许是自然的。
他这样评价米列娃：“她非常渴望学习，也非常聪明。她有某种天生的洞察力，但并不善于形成概念。她完全不是心胸狭小，而是不相信别人，不善言辞，并且抑郁。”
但是，至少在刚刚结婚时，爱因斯坦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也曾对幸福的婚姻充满期待。
尽管母亲曾经一度并不支持，他们婚后头两年的生活仍相当惬意，可谓志同道合，夫唱妇随，相敬如宾。那正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最幸福的日子，也是爱因斯坦事业上最辉煌的阶段。
正是由于米列娃的协助和配合，爱因斯坦才能从日常生活的担心中解脱出来，在“伯尔尼时期”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同时，工作清闲、薄有收入（虽然不是很宽裕）的职业也使他有机会专心研究。
爱因斯坦1903年在致老朋友贝索的信中说：“现在我已是个有妇之夫了，与妻子一起过愉快而舒适的生活。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烧菜也是把好手，而且总是十分快活。”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上，米列娃都给予了他极大帮助。米列娃也在给朋友海伦妮·科伊夫勒的信中说：“我们同甘共苦，现在的生活比在苏黎世时还幸福。”
当米列娃回娘家时，他很快给她写信：“现在，快点再回到我身边来，三个半星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出色的小妻子可不能再让她的丈夫一个人待着了。家里的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你很快就能收拾干净的。”
婚后头几年，正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研究崭露头角的时期。这期间，他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在科研上也获得了她的有力佐助。爱因斯坦有了一些想法，常与米利娃一起讨论；爱因斯坦的论文，米利娃校对；各种科研数据，米利娃计算。包括《狭义相对论》等多篇重要论文，她都做了大量数据的计算和核实。
在与米列娃的私人通信中，爱因斯坦提起相对论时，也总是用“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工作”来形容--但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她对“相对论”的贡献。
爱因斯坦曾赞扬妻子说：“我真幸运，找到一位同我一样能干和有主见的妻子……当我们携手完成相对论研究之时，那将是何等的快乐和自豪！”1905年，爱因斯坦开始写博士论文时说：“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
爱因斯坦经常把在工科学院结识的挚友请到家里，一起讨论哲学、社会学、医学、数学和物理，有时一连几天争论到深夜。米列娃是他们忠实而缄默的听众。有时夫妻二人在枕边窃窃私语时，也常常围绕着电动力学和原子力学。
米列娃还有较好的音乐修养，弹得一手好钢琴，使得家里空气中多了许多优美的音符。
婚姻原本是米列娃最为担忧的事情，如今却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对米列娃来说，放弃个人事业完全是为了婚姻和爱情。她是如何从失去女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迄今无人知晓。婚后，她把心思完全放在了丈夫身上，尽一切努力帮助爱因斯坦。她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后来她回到苏黎世时还办过一个大学生家庭旅店。
米列娃十分理解并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大多数人是怀疑的，当时一些名学者甚至激烈攻击他。米列娃说：“亲爱的，你的理论是对的，让别人去说好了。”她还骄傲地告诉女友：“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让我丈夫一举成名！”
不久，米利娃与爱因斯坦夫妇有了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1904～1973年）；之后又怀上了小儿子爱德华·爱因斯坦（Eduard Einstein，1910～1964年），但这个小家伙和他早夭的姐姐一样命运不济，一生患有精神病。
1901年5月，当爱因斯坦得知未婚妻米列娃怀孕后，他曾允诺放弃一切科学和专业抱负，对米列娃负起责任。为了结婚，他甚至可以接受最低的职位。他爱米列娃，然而在他们为自己建筑的小世界中，他却带着患有幽闭恐惧症的心情；他热爱科学的较高价值，然而有时为了满足自己低三下四的生活需要，而不得不以科学作为谋生手段，并为此而奋斗。
由于爱因斯坦同时还要赡养寡母，专利局低薄的工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正是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完成了登在《物理学年鉴》1905年第17卷上三篇论文中的两篇，完成了相对论论文的草稿，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且在3月发表了10篇书评。
家庭出现阴影。
就在爱因斯坦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的阴影也随之出现。无论周遭的环境多么恶劣，爱因斯坦都能够从自信中汲取力量，继续追求自己的科学目标。而米列娃则明显地缺乏自信。高傲的爱因斯坦在寻找职业方面的种种困难，对怀着孩子的米列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在婚后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情感上，她都与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差距。
结婚以后，米列娃更是一无所有，连知性的谈心也给“奥林匹亚研究院”（爱因斯坦组织的一个科研小组）的大男生取代了。二人再也擦不出智慧的火花，生活琐屑更是一点点剥蚀了、消耗了余情。
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她越来越不注意打扮自己，成了典型的家庭妇女、“黄脸婆”、“糟糠之妻”，又怎能让喜新厌旧、拈花惹草的爱教授继续爱她？
爱因斯坦最初看到的只是米列娃快乐的一面，婚后，米列娃完全依赖于她的丈夫，这无论从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开始成为一种负担。1952年，爱因斯坦在给他的瑞士传记作者塞利希的信中这样写道，米列娃“抑郁愁闷，喜怒无常，而且一般来说，对接近我的人非常冷漠、充满怀疑”。
在另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她（米列娃）是一个不友善的、缺乏幽默感的人，她自己在生活中一无所得；而且只要她一出现，别人生活中的喜悦一下子就被控制住了！”
而且，她那张“极其刻薄的嘴”（米列娃的话），倒是和他母亲波林的嘴不相上下。
在曾经出版的厚厚一大本爱与米之间的情书中，最后一封米列娃给爱因斯坦的信，是1903年8月27日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发出的，是二度怀孕、正在害喜的米列娃回塞尔维亚娘家待产，途经布城时所写。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行，但已透露出她旅途上的辛苦与所受的折磨。
1905年之后，随着学术上名气越来越大，爱因斯坦渐渐淡忘了对米利娃一片苦心的珍惜。
20世纪的最初10年，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忙碌的10年，对现代物理学来说则是决定性的10年。他一个人就改变了宇宙的面貌。等到这个10年快结束的时候，他在物理学家的圈子里已经非常出名了，科学世界已经完全对他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