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议会设置了奖励谷物输出的奖励金。在当时的立法机关中，乡绅所占的席位比今天多，他们都感觉到了谷物价格的逐步下跌。奖励金制度是以人为力量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使这一价格抬升到查理一世查理一世（1600年11月19日至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国王，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公开处死的国王。——译者注及查理二世时期的水平，直到每夸脱谷物的价格上涨到48先令才停止实施。这一价格，比格里戈里·金在同年推定的一般年岁的契约价格大约高出20先令，增幅高达5/7。当时，格里戈里·金的这一判定博得了普遍的赞扬。如若格里戈里·金的计算确实值得人们这么赞扬的话，那么除了极度歉收的年份，要想实现每夸脱小麦的售价是48先令的目的，只有借助于奖励金制度这种人为的手段。但是，由于当时威廉王的实力尚未稳固，所以只好恳求乡绅们制定土地年税，因而也就只好采纳乡绅们的建议了。
由此可见，银价大抵早在上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大幅抬升了。到了本世纪，由于实施奖励金的必然作用，银价不能按照当时的耕作情形显著增加，但从大体上讲，银价仍然在继续抬升。
在丰年，由于奖励金奖励谷物输出，所以谷价自然会昂贵到超过它本来该有的数目。但是，奖励金制度最明显的目的，却是靠设法提高丰年谷价的方法来奖励耕作。
诚然，当谷物极度匮乏时，大抵会停止发放奖励金。不过，谷价在这种年头中的许多年里，仍然受到了奖励金制度的影响。可是在丰年，谷物大多会因奖励金的诱惑而被异常输出，所以丰年谷物补救歉岁不足的调剂作用，也就没有施展的空间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丰年还是歉岁，奖励金都能使谷价抬高到超过按实际耕作情况所应有的价格。由此可见，如果18世纪前64年的平均谷价低于17世纪后64年，那么在耕作状态不变且没有奖励金的情况下，这一低价的差额还会更大。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奖励金的促进，也许耕作状态会有所不同。奖励金制度对一国农业的影响，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重点讨论。现在，我只打算谈论一个事实，即银价升涨得比谷价更多的现象，并不是英格兰特有的。在同一时期的法国，银价升涨的比例几乎与英格兰相同。这一事实，得到了三位相当诚实、勤勉而辛苦的谷价研究者的承认，他们就是社普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谷物政策论》的作者。但是，在1764年以前，法国曾经禁止输出谷物。人们很难设想到，谷物价格下降的原因，在一国是禁止谷物输出，而在另一国却是奖励谷物输出。
造成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如此变动的原因，其实是欧洲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逐渐升高，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下落。我们已经知道，无论在任何时期，谷物都比银或其他任何商品更适合充当价值尺度。自从发现了美洲富矿之后，谷物的货币价格一下子就比以前升高了3~4倍，原因是银的真实价值下跌，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升高。所以，如果说18世纪前64年的谷物均价低于17世纪，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引起这种价格变动的原因，也是银的真实价值的上升。
在最近的10~12年间，由于谷价高昂，所以不禁有人猜测，欧洲市场上白银真实价值的下跌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引起谷价高昂的原因，分明只是暂时异常的天气，这种天气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最近这10~12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很异常，再加上波兰的扰乱，所以许多需要从波兰进口谷物的国家，都陷入了缺乏谷物的困境。如此长时期的天气异常，虽然不是很寻常的现象，却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类似的实例，只要是研究过以往谷价的人都能列举出很多来。而且，异常的10年荒歉比10年丰收更为常见。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就是谷价在1741—1750年异常低廉，在最近8~10年却异常高昂。从伊顿学院的记录可知，在1741—1750年的温莎市场上，最优小麦的平均售价是1镑13先令945便士每夸脱（合9蒲式耳），比18世纪前64年的均价大约低了6先令3便士。由此推断，这10年间的中等小麦售价，才1镑6先令8便士每夸脱（合8蒲式耳）。
1741—1750年的谷价之所以没有按自然趋势下跌，一定是因为实施了奖励金制度。由海关的统计数据可知，在这10年间，各种谷物输出的总数量，竟然高达8 029 156夸脱每蒲式耳，总共花费了1 514 962镑17先令4个半便士的奖励金。1749年，首相佩兰陈述，在此前的3年，谷物输出奖励金的支出占了相当巨大的数额。他的这种说法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如果他是在次年这么说的，那么理由就更充分了，因为该年的奖励金支出额高达324 176镑16先令6便士。在这种强制输出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的谷价，必然会升高到超过未采取奖励金制度时应有的价格，其超过额自是无须说明。
这10年的统计，以及此前10年的统计，都放在本章所附统计表的末尾，不过，它与其他各年的统计是分开的。跟本世纪前64年的总平均数相比，这10年的平均数要低一些，但也没有低多少。
1740年的确是异常歉收的1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50年前后的20年。在1750年以前的20年里，虽然有一两年的谷价非常高，不过也显然远远低于本世纪的总平均谷价；在1750年以后的20年里，虽然1759年的谷价相当低廉，也显然远远高于总平均数。如果前者低于总平均数的程度，没有后者超过总平均数的程度大，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就是奖励金制度了。何况，缓慢升高的银价也无法引起这么急剧的变动。造成这一变动的原因，只能是天气的意外变化。
在18世纪，大不列颠的劳动价格的确上升了。不过，造成这种上升的原因，不是欧洲市场上的银价降低，而是由国内繁荣带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法国没有英国那么繁荣，自17世纪中叶开始，其劳动价格就随着谷物的平均售价日益下跌；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在上世纪甚至是本世纪，几乎都没有变动，始终是1塞蒂埃（约合4温切斯特衡蒲式耳）小麦均价的5%。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劳动报酬，即劳动能够提供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量，已大幅上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大不列颠的特殊景况。造成货物价格上升的，也似乎正是这一原因，而不是欧洲一般市场的银价下跌。
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在欧洲市场上，白银价格曾在一段时期里几乎保持不变。所以，这期间的矿业利润也大大超过了自然水平，数目相当可观。但是，此后不久，输入欧洲的银就不能全部以这一高价卖出了，其所能交换的货物量也越来越少，银价也慢慢地回落到了自然水平。也就是说，银价所能支付的，又仅仅是其上市所必需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了。我们已经说过，秘鲁大部分银矿交给西班牙国王的赋税，都等于总产出量的1/10，根本没有可以用来交地租的剩余。最初，这种赋税高达总产出量的一半，不久又减至总产出量的1/3、1/5，直至现在的1/10。这1/10，似乎就是秘鲁大部分银矿在补偿开矿资本及普通利润之后的全部剩余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开矿者的利润都相当高；可是现在，这种利润却跌到了仅够继续开采的水平。这是被普遍承认的事实。
1504年，秘鲁银矿缴纳给西班牙国王的矿税，降到了标准银的1/5。在41年之后的1545年，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在1636年以前的90年里，美洲最富饶的矿山都要向西班牙国王纳税，所以有充足的时间把欧洲市场的银价降到最低水平。90年的时间，长得足够让任何非独占商品的售价都降至其自然水平，即在保证缴纳特种赋税的场合下，商品仍能继续长期出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银价本来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并使税率不但要减至1/10（1736年），也要像金税一样减至1/20，甚至还有必要使美洲现在仍在开采的大部分矿山停开。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是银的需求也逐渐增加，逐渐扩大了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这么以来，欧洲市场的银价就维持住了，甚至还抬高到了稍稍超过上世纪中叶的水平。自发现美洲至今，美洲银矿矿产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一、欧洲市场逐渐扩大
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发现了美洲之后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在农业和制造业上大有发展的国家，不但包括英格兰、荷兰、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甚至还包括俄罗斯。意大利似乎也没有倒退的迹象。意大利在征服秘鲁之前是没落的，之后却渐渐发展起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好像倒退了。不过，葡萄牙只是欧洲极小的一部分，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衰退。16世纪初的西班牙与法国相比，的确相当贫穷。只是从那时起，法国就开始有了长足的改进。经常巡游于这两国之间的查理五世（1337—1381，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因此下了这么一个著名评语：法国的所有物资都非常丰富，西班牙的所有物资都非常贫乏。既然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总额增加了，那么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然会逐渐增加；既然富翁增加了，那么银制器皿和饰物的数量自然也必须逐渐增加。
二、美洲是本地银矿矿产的新市场
跟欧洲最繁荣的国家相比，美洲在农业、工业及人口方面的进步速度要快得多，所以美洲对银的需求的增加速度也自然更快。美洲银的新市场，完全可以由英属殖民地充当。以前的英属殖民地，一向对银没有需求，现在却因为铸币和打制器皿而增大了对银的需求。除了英属殖民地之外，大部分的西班牙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也是美洲银的新市场。在欧洲人未发现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拉圭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境内主要山脉是阿曼拜山和巴兰卡尤山，其南边国境完全与阿根廷接壤，东北与西北角则分别是巴西与玻利维亚。该国境内主要河流有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译者注、巴西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面积居世界第五，国土面积相当庞大，位于中南美洲与大西洋之间。——译者注等地之前，这些地方都还是野蛮民族，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艺制作业和农业，现在，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从事着工艺制作业与农业了。
在美洲银的旧市场当中，市场范围比过去扩大的有墨西哥和秘鲁两国。无论记述这两国古代壮丽画卷的奇异故事如何掩饰与夸张，但是那些具有沉着眼光并读过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都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在农工商业上的无知。这种无知，比现在乌克兰鞑靼人鞑靼人，几支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20世纪末人数约达600万。他们大体上居住在俄罗斯中西部，沿窝瓦河中游及其支流卡马(Kama)河两岸，东抵乌拉尔山脉。鞑靼人也有居住在哈萨克的，少部分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译者注的无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秘鲁比墨西哥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北部与美国接壤，东南与危地马拉与伯利兹相邻，西部是太平洋，东部有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阻隔。——译者注更进步一些，但是当地居民也只知道用金银做装饰品，却不知道用金银做铸币，而是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因此，该国也几乎没有分工这码事，耕作者不但要自己建筑住宅，还必须得自己制造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在这些耕作者当中，虽然也有许多工匠，但是能够负担他们生活的，据说也只有君王、贵族或僧侣。事实上，他们恐怕就是这些上等人的仆役或奴隶。古代的欧洲市场上，从未发现过墨西哥和秘鲁的工艺制造品。
西班牙的军队虽然不到500人，甚至经常不到250人，却几乎陷于食物匮乏的境地。据说，在这些军人到过的地方当中，就是人口相当稠密、耕作极其发达的地方也经常会出现饥荒。由此可见，记述该国人口如何稠密、耕作如何发达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中，有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技术改良及人口增长的方法。西班牙殖民地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方法，但其在这几方面的进步速度却比欧洲所有国家都快，因为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宜人的气候和广大而低廉的土地。西班牙殖民地所具有的这三个优点，是所有新殖民地所共有的，它们能弥补当地政治的许多缺点和不足。
1713年，弗雷奇埃在参观了秘鲁之后，说利马利马是秘鲁的首都、利马省首府，跨里马克河南、北岸，利马的名字即来源于里马克河。东北有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西连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卡亚俄。——译者注市大约有25 000~28 000的人口；但是，从1740—1746年居住在该地的乌洛阿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乌洛阿说，该市当时的人口至少也有5万人。在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大都市人口计算的差异方面，这两位作者的意见大致与此相同。他们两人的报告，无疑是正确的。从这些计算的差异来看，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比英属殖民地慢。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了美洲是本地银矿矿产的新市场。跟欧洲最繁荣国家的白银需求的增长速度相比，美洲本地对于白银需求的增加必定要快得多。
三、东印度也是美洲银矿矿产的市场
随着美洲银矿的开采，东印度市场上的银量也日益增加。当时，美洲和东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量，也依赖于亚卡普科船舶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大幅度是最明显的。在16世纪的欧洲国家中，只有葡萄牙一国与东印度进行着正规贸易；但是，到了16世纪末，荷兰人成了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并在数年之内就赶走了葡萄牙人，使葡萄牙人失去了在印度主要殖民地上立足的权利。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国都分占着东印度贸易的最大部分。不过，葡萄牙的贸易是日益衰退的，荷兰的贸易却是不断增长的，而且其增长速度超过了葡萄牙贸易的衰退速度。在上世纪中，与印度进行交易的国家还有英国和法国；到了这一世纪，它们之间的贸易范围就更大了。瑞典和丹麦是在本世纪才开始与东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最近，俄罗斯也组织了所谓的“商队”，准备经由西伯利亚和鞑靼到达北京，与中国开始正规的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