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他还在试卷上附加了一纸证明：海伦·凯勒，233号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
剩下的所有其他考试科目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德语这么难了。我记得在考拉丁文那天，施灵教授来到考场告诉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令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态完成了后面其它科目的考试。
学习的困境
当我在剑桥中学开始第二年的学习生涯时，我满怀希望，内心里充满了必胜的决心。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遇到一些意外的难题。
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学、希腊语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书都没有被制成盲文，因此在有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而且，这些科目都是很多人一起上的大课，老师不可能为我做单独辅导。莎立文老师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还要为我翻译老师的话。11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第一次露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此外，我需要在课堂上写下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过程，还需要解决物理方面的难题，后来直到我们买来了一块盲文写字板，这一切才成为顺利解决。
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解题步骤和过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基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
简而言之，每门学科都有其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背叛自己真实的感觉，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当我脾气暴躁时对莎立文老师的态度更是让我追悔莫及。因为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盲文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工具都拿到了手，我重新建立起自信，又投入到学习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几何图形尤其让我恼火，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我也无法理解其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直到基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算是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在那些盲文书籍到位之前，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莎立文老师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
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到了第一学年的期末，我在考试中的成功表现向莎立文老师、哈勃小姐(剑桥女子中学的校务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也许能轻松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准备工作。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莎立文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当吉尔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宣布我一定是身体垮掉了，他对我的学习安排做出了调整，不让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莎立文老师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中学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老师是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S.基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其余的时间我和莎立文老师都住在我们的朋友J·E.钱柏林先生家里，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的2月到7月，基斯先生每周会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立文老师则会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问题，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把我在那个星期里用打字机打出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仔细地批改，然后交还给我。
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进入大学做着准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基斯先生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的多。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文学一半的容易就好了。
但即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能把它变得饶有趣味。他总是能把那些难题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部分，让我更加容易明白，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不论我表现得多么愚钝，他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对我的笨拙失去耐心了。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允许莎立文老师为我读试卷，而是雇来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对我来说，维宁先生是完全陌生的人，除了撰写盲文之外，他并不同我交流。而监考老师也是陌生人，也压根不打算同我有任何交流。
在语言类的考试中，盲文还挺好用，但是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尤其是代数，在这上面我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熟稔于心，无论英式、美式，还是纽约浮点式。但这三种系统在几何和代数方面的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却是大相径庭，而在代数方面我只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哈佛以前用过的代数试卷。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是一份用美式盲文标注的试卷。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那些符号的意思。维宁先生在回信中给我又寄了一份试卷，并附了一张符号对照表，我立刻开始着手学习那些符号。当时正是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而我还在拼命地分析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我还是无法知道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排列方式。我和莎立文老师全都愁眉不展，对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小会儿，又请维宁先生详细地解释了美式符号的用法。
尽管如此，在几何考试的中我还是遇到了标注不清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习惯按行写出的命题，或者是让别人把命题写我的手掌上。但现在这些命题全部摆在我的面前，我发现自己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办法在脑海中集中精力，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考代数的时候，我仍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总之，我想困扰我的正是那些刚刚学到的数学符号。此外，我也无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东西。而我以前总是用盲文和头脑进行学习的。基斯先生一贯鼓励我以心智解决问题，他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做卷子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必须把那些例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才能大概了解我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对那些符号的解读到底正不正确。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随机应变。
但是我不会指责任何人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障碍有多大，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必须要克服怎样特殊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但如果说他们是无意识地在我的前进道路中制造了障碍，那么，当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将这些障碍一一克服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的宽慰与轻松。
大学梦
为踏入大学校门所做的拼搏结束了，现在，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不过，大家建议我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斯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天，我才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进拉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一天对我意义重大。我已经盼望它好多年了。我心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力量压倒了朋友们的劝说，甚至比我内心的呼唤还要强大，它在无形之中驱使着我去同那些视听正常的人一较高下。我深知行路艰难，但我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雄心。我将睿智的古罗马格言铭记于心：“虽然被逐出罗马，却依旧活在罗马城下。”我已被阻挡在知识的大道之外，那么我只能迫使自己穿越人迹罕至的乡村小路——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当然知道大学里面遍布着许多条这样的小路，在行进途中，我用双手触摸到的姑娘们都怀着和我一样的心理，她们勤于思考，热爱知识，而且斗志昂扬。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天地，我信心百倍，已经做好了接纳一切知识的准备。我相信在神奇的精神王国里，我会拥有像其他人一样的自由。这个王国的子民、风景、习俗、欢乐和悲伤也应该是鲜活而真切的。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圣哲先贤的精神和思想，而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浪漫。我那年幼无知的美丽梦想随即变得暗淡无光。渐渐地，我开始感受到了上大学的种种不利因素。
直到现在，让我感触最深的仍然是时间的紧张。以前，我有从容不迫的时间来进行冥想，来反省自己。我常常通宵达旦地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便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但是在大学里，你没有时间同自己的思想谈心。你上大学就是为学习来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来的。一旦步入学习的大门，你就要把最钟情的乐趣：独处、书籍、幻想连同飒飒作响的松树一起留在外面。我想我应该从思想中寻找到一些慰藉，并以此作为我未来幸福的积蓄。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我第一年主修的科目有法语、德语、历史、英文写作和英国文学。在法语读物方面，我阅读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圣伯夫的著作。在德文课上则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我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论出版自由》
常有人问及我是如何克服大学学习的不便的。当然，在课堂上我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教授的声音很微弱，他似乎正在通过一个电话来说话。老师讲课的内容会被莎立文老师尽可能快地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这样的匆忙之中，老师讲课风格的个性特点会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一样，常常望尘莫及。
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也不觉得自己比用笔记录的姑娘们差到哪里。假如整个心思被机械性的听讲和手忙脚乱的记录所占据，那么你就不可能过多地留意到讲义的内涵或风格。我无法在上课时做笔记，因为我的双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我会在到家后把能记得的内容草草写下来。此外，我还要在打字机上做习题，记笔记，写评论，完成课堂测验和期中期末考试，这样老师们就不难发现我掌握的内容是多么的有限了。
我使用的是一台哈蒙德牌打字机。此前，我曾尝试过很多机型，但是我发现哈蒙德牌打字机是最符合我工作要求的机器。这种打字机具有可变动的键盘，你可以移动若干次滑梭，每移动一次就会转换成不同的字体，这样，你可以在希腊语、法语或者数学字符之间转换，我想，如果没有了这种打字机它，我在大学里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习各门课程时我所需要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本的，因此，我不得不请别人将书的内容拼写在我手上。这样同别的同学相比，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功课，我要面对许多别人不会遇到的困难。
每时每刻，我都要集中精力让自己的意识处于兴奋状态，有时，我会一口气花好几个小时阅读几章内容。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嬉笑、歌唱和舞蹈的世界里，而这样的生活常会令我生起悲愤心理。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没有一条到达顶峰的平坦大道，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虽然我曾滑倒过很多次，但是我仍然会爬起来向着隐藏的重重障碍冲击。
我每发一次脾气，就能更好地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步履蹒跚，长途跋涉，只为了取得那一点点的收获。我备受世人的鼓励，我满怀期盼越爬越高，宽广的地平线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一次的抗争都意味着一次胜利。艰苦的努力使我触摸到了辉煌的云海，湛蓝的天空，以及愿望的高地。而且，我并不总是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奋争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研究所的所长E·E.艾伦先生为我弄到了许多我所需要的盲文书籍。他们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们对我的鞭策弥足珍贵，已远远超越了常人的想象。
去年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包括英国文学的《圣经》、美洲和欧洲各国政治、贺拉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其中课堂气氛最活跃的是写作课。查尔斯·唐森·科普兰先生的写作课总是充满了妙趣横生、诙谐而睿智的语言，就那个学期而言，我觉得他比其他任何老师教得都好。他让你领略到的是最纯粹和最具震撼力的文学。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而他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一切都让作品本身说话。由此，你会沉醉在作者那深邃的思想之中，你会全身心地陶醉于《旧约》那黄钟大吕般的雷声之中，乃至于忽略了耶和华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