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理念上，我对犹太人不怀不敬，他们是一处无可变更的古迹，与他们相比，巨石阵显得微不足道，追溯年代，他们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然而同那个民族的任何人，我不想养成与之随意交往的习惯，我承认我无意于走进他们的会堂，古旧的偏见不离左右，我放不下林肯市的休的故事。多少世纪来，在我们的先人和先人之间一边是伤害、蔑视、仇恨，另一边是隐蔽的报复、欺骗、仇恨，这必定且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后代的血，我不相信这血还能流动得清澈友善起来，或者说几个好听的词语诸如率真、自由、19世纪的曙光，就能够弥合这势若水火的分裂造成的鸿沟。希伯来人方方面面与我格格不入，他矢志不移于交易，因为商业精神抹平一切差别，就像所有的靓丽美颜偎身于黑暗之中。我大胆承认我不看好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相互垂青示好，虽然这已经很是时髦起来。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相互修善通好，有虚伪和做作的成分，我不愿看到教堂和会堂以别扭的身姿、作态的礼节表示亲密、友好。如果他们改宗了，为什么不一并到我们这边来？分离的核心意义已然离去，为什么还要保持一种隔离状态？如果他们可以同我们坐上同一张餐桌，为什么要对我们的烹饪术感到恶心？我不理解这些半改宗的信众，犹太教基督化——基督教犹太化——让我感到匪夷所思，或鱼、或肉我喜欢彼此分明。温温和和一个清醒的犹太教徒比癫癫狂狂一个醉酒的教友会信徒更加反常，更令人困惑，犹太会堂精神本质上讲是分离的精神，B先生如果能按他前辈的信仰行事，他便会更加始终如一，他的脸上透着不易觉察的轻蔑，其本质是冲着基督教徒们的。他骨子里的希伯来精神强盛如故，尽管他最近改变了信仰，他自己也是压制不住他的犹太民族性的。当他高唱“以色列人的子孙穿过了红海！”这种民族性爆发得多么充分！那个时刻在他眼里，听众就像埃及人，他以得胜者的派头骑上我们的脖子。对他的感觉不会有错，B先生的表情里有这毫不含糊的意蕴，并在他的歌唱里得到证实，他的出色的嗓音的底基正在于意蕴，他所唱出的是理解，就像肯布尔表演出的对白。他歌唱摩西十戒，并给诸条戒规赋予恰如其分的个性。总体上讲他们的民族不具有让人永远可以感知的很多表情，他们怎么会有呢？然而你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犯傻的言谈。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让人的外表敏锐起来，我从未听说过他们之间有弱智出生——有些人赞赏犹太女性的骨相，我赞赏它——但哆哆嗦嗦。士师们就长着一双双深不可测的黝黑的眼睛。
在黑人的表情里，你的惯常所遇总是典型的、毫不含糊的友善，面对这样的面庞——或宁肯称之为面具——温和轻柔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大街上或是马路上，这样的面庞总将和蔼的目光投向邂逅的路人，我喜欢富勒那美妙的称谓——这些“用黑檀木雕成的上帝的身影”，但我就是不愿意结交他们，不愿意与他们共同进餐，共道晚安，因为他们是黑皮肤。
我喜欢教友会的风尚和教友会的敬神方式，我尊重教友会的准则，在路上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都会受益。当发生了什么事，让我难以平静或心绪烦乱，看到教友会信徒或听到他平静的声音，就像一部通风设备，让空气清爽，移走我心头的重负，然而我喜欢他们（如苔丝狄蒙娜所言）未达到“同他们一起生活”的程度。我完全彻底世故化了——要有幽默、幻想，时时渴求人家的认同。我必须有书籍、图画、剧场、杂谈、丑闻、玩笑、费解的事，上千件小玩意儿，对这一切，他们的简单情趣是用不着的，在他们简朴原始的宴会上我怕是要饿肚子的，我的胃口要求太高受不了夏娃（据伊芙琳讲）为天使配置的菜肴，我的乐趣太过冲动——不可能与但以理步调合拍，同席为客。
人们经常发现教友会信众对大家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直截了当作答，我认为这一现象不应该拿一种通俗的假设来解释，说他们与其他人群相比善找借口，惯于推托，多用模棱两可的伎俩。他们本来用词更比别人精细，表态更比别人谨慎，他们有动这个脑子的特殊性格，他们的行事方式立足于真实。教友会信徒在法律上享有誓言豁免权，在极端情况下借助誓言这种习俗，尽管被当作古老的宗教传统加以神圣化，其实易于（应当承认）给那种不精确的头脑引进两种真理的思想理念——其一种适用于涉及公正的庄重事务，另一种适用于日常交往的普通过程。正如由誓言捆绑到良智的真理仅限于真理，与此类似，通常确认商铺和市场也该有一个自由度，以便对需要这种庄重盟约的问题作出一定的退让，逊于真理亦合乎情理。通常会听到一个人说：“你不是要我像发布誓词那样讲话吧？”于是乎大量不甚准确、漫不经心、有误差之虞的内容，于不知不觉中潜入寻常会话，人们容忍了一种次生真理或曰俗人真理，而牧师真理——誓约真理，由于情景的性质就变得失去必要。教友会信徒浑然不觉这个差别，在最为神圣的时刻他的简单确认获准接受，而不做进一步检验，致使他在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话题中即将使用的词语被赋予价值，很自然地看待这些词语更为严肃。他的话语之外你得不到什么，他清楚如果一个随意的表述被发现出错，他至少该自己收回他所享有的豁免权以免招致不满，他清楚他的音节是掂量过的——这种针对一个人的特殊的戒备心理会产生多久远的影响，从而导致不直截了当的种种对答，以诚实的手段岔开问题可能就有道理了，而在这样的时刻这样做就不仅仅作为合乎场景之例而被引证，而且更应作为合乎圣意之例而被引证。这可敬的思想表现，其名声闻达于教友会信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故事里，它可以追溯到这种强制的自我戒备心态——如果说它不像是古老的宗教既卑微又世俗的旧传统的一个忠实的幼枝，这种忠实在原始的友人中从不弯曲或退缩，从不因迫害风靡而退让，也不因审讯和在折磨人的对质的压力下粗暴地审判或指控而退让。“如果我坐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直至午夜，你断无可能表现得比我聪敏。”一位一直在处理扑朔迷离、情节微妙的案件的真正的法官这样对佩恩说。“那要看应对的答语而定。”这位教友会信徒反驳道。这种人令人惊叹的沉着，有时候可用一些滑稽轻快的事例说明——有一次我同三位男性教友会信徒搭乘驿站马车旅行，他们的衣扣的风格最明确不过，属于他们那一派的新教徒。我们在安多弗停车小憩，其时在我们面前摆上了餐具，一部分为茶具，一部分为晚饭用具，我的三位旅伴只就着茶桌用茶，我按自己的习惯用了晚饭，当女房东拿来账单，我的旅伴中那位最年长的发现她是按茶和晚餐两项收费的，这遭到拒绝，女主人闹闹嚷嚷执意坚持，教友会信徒们据理力争，发生了不太激烈的争执，而这位盛气十足、头脑冲动的女士看来根本听不进去。保安进来了，甩出他常用的不置可否的逐客令，教友会信徒掏出钱，一本正经地交了出去——一顿太过昂贵的茶钱——我照着他们的样子，规规矩矩地交出我的钱去支付我的晚餐费。女主人对其所索毫不松口，因此和我一样，他们三位不声不响留下银子，走出屋子，最年长的、样子最庄重的那位走在前面，我紧随他们之后，我想我最好能够效法这样的举止庄重、行为得当的人们。我们上了车，收起了上车步梯，马车驶离。女主人的嘟哝声算不上十分清晰，也算不上十分模糊，过了一阵子就听不见了——我的知觉在因那怪异的一幕给迟滞了一阵之后开始颤动起来，我在等待，希望这些严肃的人们就他们的看似冤枉的行径做一些辩解，让我吃惊的是关于这一话题他们只字未提，他们就像出席会议一样不声不响地干坐着。最终，那位最年长者打破沉寂，问询紧挨着他坐的那一位：“你听说过吗，眼下靛蓝在印度公司的售价如何？”这个问题好像一剂催眠药物，作用于我的道德感，直至我到达埃克塞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