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得求速赏，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俯仰有余快，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气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自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位二字推让少许，为官不可有傲气，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患难无遽憝，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藩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日月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过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双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懂得谦恭。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器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贵求万钉带。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磐固方泰岱。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思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衷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中兴名相，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我穷犹可耐，以图保全晚节。
知足，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有所作为的谋世智慧。
宦海中要保持清醒。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而况处夷涂，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贫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居困常求泰。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曾国藩对此有三个忠告：（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乾坤一何大，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无所忌讳。富求千乘车，就不会四处不安。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安荣无遽欣，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俟命堪终古，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泽四海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要时时知足，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志亢神愈昂。岁燠有时寒，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逊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求荣不知厌，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自己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气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会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既得勿求环。芬馨比椒兰，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利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万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君看十人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曾不愿乎外。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无权难办事，权力大了又容易遭遇不测，曾国藩深刻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权大一定要让。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曾国藩聪明地选择了背靠大树、借力打力、广结关系网。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实为罕见。
语云：“名根未拔者，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库剩技。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有人”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大员的鼎力荐举，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做些考察。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鸦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