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升官有道。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摧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摧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年~1856年）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债，以欺日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其对字画甚爱。为此，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
翰宝斋是一个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画。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诱惑，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章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防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随着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停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停衍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停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时罗停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岁数都比罗栓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停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做事缓慢未必全是毛病。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行事懦缓，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急躁的毛病。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株积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楼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但在为官上，曾国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治。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他再急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的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地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可以说，“缓”字是曾国藩经历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是他在学问、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标志。虽然一味讲“缓”也有弊病，但“缓”在曾国藩办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李鸿章当时并未认识到，因为他还年轻，气太盛。随着在官场上混迹时间越长，阅历越多，李鸿章的办事风格也由急趋缓，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的影响和熏陶。
曾国藩总结的“缓字诀”的精义在于，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兵须出奇，如唐代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颇利可汗驻地，将之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铜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又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于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1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语诠释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做官必须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坚毅和忍耐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