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
此时，左宗棠在官场已经站稳脚跟，在清廷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
选择接班人要慎重。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摧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便于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也就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广学问、拓展眼界。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抨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即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垫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也最能克绍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详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祯、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他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但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使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