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秘密协定”
1933年5月21日，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来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他自我介绍名叫武志平，代表陕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前来与红军接洽谈判互不侵犯事宜。上年年底，红军西征经过陕西时，还与三十八军交过手，现在怎么就要谈互不侵犯呢？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其实际权力仅仅限于东部沿海几个省份，中国的南方、西南和西北等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还掌握在各地方军阀手中，虽然这些军阀表面上也归属于国民政府，但他们手握枪杆子，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鱼肉百姓，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貌合神离，对国民政府的指示阳奉阴违，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不听不办。蒋介石对这些国内的军阀割据势力极为头疼，采取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等各种手腕来对付这帮军阀。就在蒋介石与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争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与军阀们的斗争是同一营垒里的黑吃黑，红军与国民党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则是阶级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在“剿共”的旗帜下，拉拢这帮军阀一起来“围剿”红军，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甚至吃掉这些军阀，最为典型的是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贵州，然后顺便收拾贵州军阀王家烈。所以各地军阀既怕红军革他们的命，也怕蒋介石缴他们的枪。在红军和蒋介石两股力量面前，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这些军阀们各打各的算盘。只要红军是路过而不是占领自己的地盘，他们就打枪打炮，热热闹闹地将红军“礼送出境”，如果红军要在其地盘上扎根建立根据地，那他们就要拼命。这些军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邻为壑，互相倾轧。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前，陕西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杨虎城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蒋阎冯大战后，蒋介石分别击破阎锡山、冯玉祥，阎锡山退回山西老巢，冯玉祥出洋考察，然后将冯玉祥的西北军分而治之。1930年，十七路军进驻陕西，蒋介石对杨虎城两手并用，任命其为陕西省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又在临潼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在陕豫边界摆放三个师，让杨虎城时时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
红军由湖北入陕后，蒋介石令杨虎城参与堵截，此时杨虎城对红军并无认识，认为红军不过是“流寇”，同时也担心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陕西，威胁自己陕西王的地位，于是派出部队在秦岭、关中一带阻击红军，与红军硬碰硬地打了几仗，结果惨重损失，西安震动。尝到了苦头后，他也知道红军的厉害。谁知红军并未在陕西久留而是飞兵入川，并且将川军打得鸡飞狗跳，一败涂地。杨虎城则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1933年2月，驻甘肃天水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奉蒋介石命令与胡宗南部“换防”，胡宗南部到川陕甘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杨虎城的三十八军进驻汉中地区，在东起镇巴、西到宁羌沿五百余里大巴山一线布防，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围攻红四方面军。蒋介石这一手一石三鸟。胡宗南的第一师是他的精锐战略预备队，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将其放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一是防止红军西进陕甘，二是监视和威胁西安的杨虎城，三是让杨虎城的西北军参与“围剿”红军以消耗其实力。
杨虎城原来还觊觎甘肃，蒋介石的这一招使得杨虎城不光西进甘肃的梦想落空，还要与红军对峙，杨虎城对此极为不满。蒋介石的这一招也让刚刚进川的红四方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部队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作战，但党中央也在随时想法支援和帮助各根据地的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为策应和协助红四方面军，中共中央上海局加强了陕甘军事情报通信和秘密联络工作。中央军委任命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卫士营营长张汉民为中共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负责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的军事情报。张汉民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负责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游击队的来往干部，输送武器物资，筹款，安排红军伤员秘密送往内地治疗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张汉民先后接纳了王超北、李慕愚、史维然、汪峰、唐一民、张晗辉、李锐、杜润滋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任职，开展军运、统战联络、筹建红二十六军，向中央输送西北情报。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子午镇，一次歼灭杨虎城部四个营，西安震动，张汉民即受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1933年底，张汉民所在警卫团尾随红四方面军进驻陕南南郑，此时红四方面军刚刚渡过汉江到达上元观，张汉民即派所部通讯排长共产党员雷茂化装成樵夫，与红四方面军接上了联系。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表示，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川，待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后再进一步联络，现在部队急需五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军情紧急，请雷茂三天内送来。雷茂返回褒城草凉驿警卫团驻地取到地图后已是12月18日，超过了三天期限，红军已出发。雷茂急忙循着红四方面军行军路线追赶，一直到天池寺、西河口才追到红军大部队将地图交给红军。这份地图解决了红军入川之急需，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拿到地图后，对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极为感谢。
由于雷茂此行前后共二十多天，张汉民在部队驻地得不到他的消息很着急，于是再派张晗辉去寻找红军。张晗辉取道上元观、西河口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进入四川苦草坝，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看到红军已进四川，张汉民计划兵变后打出红旗与红军配合，于是再派张晗辉返回苦草坝向红四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研究后认为，警卫团是杨虎城的贴身部队，张汉民留在警卫团内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联系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于是对张汉民的计划提出劝阻，但允诺，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公开打出红旗。张晗辉代表警卫团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订立协定：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情报。张晗辉携带红四方面军总部给张汉民的函件，从苦草坝返回南郑，途经西河口时被敌通江民团徐跃明部拘押，徐部一名叫李元华的小队长将张晗辉杀害。红四方面军与陕西地下党刚刚建立的联系中断了。
1933年2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驻甘肃天水的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换防”。蒋介石此举令杨虎城十分恼怒。上海中央局认为，这是给杨虎城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同时，为突破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封锁，最好能安排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超北来到西安物色人选，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总编兼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是我党地下党员，宋绮云介绍了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王世英通过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武志平回忆：一九三三年三月，党驻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部署；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运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三、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党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我在陕军内部的公开职务进行这项（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
武志平回忆说：“王右民同志对我说，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地、当机立断地完成任务，并约定我由他单线领导，并约定了接关系的暗号和秘密联系方法。我草拟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简要计划，得到组织的批准后，很快行动起来。”
经宋绮云推荐，杨虎城派武志平到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任少校参谋。
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军人，素有政治抱负，是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不希望在内战的战场上消耗中国武装部队的实力，他更不愿意自己与红军火并，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蒋要他进攻红军，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到时蒋再名正言顺地对其部队缩编，甚至裁撤，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杨虎城身边有不少进步人士，除了宋绮云外，有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对杨虎城影响很大，杨虎城对其奉若上宾，并聘请其为自己的高级顾问。武志平与杜斌丞过从甚密，他希望杜做杨的工作，让杨保存实力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以免让蒋渔翁得利。1933年初，杜衔杨之命前往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地区的红军和进入陕、甘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换防问题。
武志平回忆：
杜到达天水的一天，我到马跑泉去迎接，途中我们很自然地谈到红军进入川、陕地区的问题。杜说：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
……我和杜商谈由他建议杨就停战议和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待机行事。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是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要从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来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条件。
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没隔两天，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捎来了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密信：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因为是杨虎城身边派来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本来就对武志平另眼相看，现在有了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积极开始了对孙蔚如的工作。武志平回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三十八军司令部，我和孙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我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
孙蔚如专门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在一幅绢上：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 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南郑出发，出发前，武志平偷偷带上了事先已经秘密准备好的一套川、陕、甘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重要物资和情报。在巴山深处，武志平被一个叫袁刚的土匪绑架，险些被害。武志平是见过世面的人，与袁刚虚与委蛇，最后竟然让土匪招待一顿，留住两夜后放行。在深山老林里，武志平一人艰难跋涉，终于5月21日到达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武志平的来意后，傅钟非常重视，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
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武志平带来的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