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1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周光坦和张琴秋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就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发言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及郑义斋等人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陆续出台了好些相关政策，如《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布告更是明确宣布：
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第十三条规定：
白区医师、技术人材、专门家、教员，在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之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
征得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最早来到总医院工作的本地中医是阎文仲，以后阎文仲又介绍了杨成元。杨成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医术高明，但他曾经在当地的保安团担任过团总，红军解放通南巴后，杨成元担心受到镇压，吓得躲进深山。得知这个消息后，张琴秋认为，红军极度缺乏医疗人才，对杨成元要利用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她在阎仕金和阎文仲的陪同下，钻进深山老林，找到杨成元，亲自给他做工作，以人格担保只要他为红军服务，保证对他不关不杀。张琴秋说：“共产党说话算数，只要杨成元愿意给红军看病，不再干坏事，我用脑袋担保他的生命安全。”
张琴秋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川陕根据地“肃反”之风正盛，极左环境下，很多人为一句话、一件事被抓被关。担任敌人“团正”一级官员，按规定要予以严惩。张琴秋将镇压的对象请到总医院做大夫，引起了一些非议。张琴秋力排众议，坚持让杨成元给红军战士治病。为感红军不杀之恩，到总医院后，杨成元第一天就给九十多名伤病员看病，表现出了精湛的医技，赢得众人信服。在以后的工作中，杨成元勤勤恳恳，抢救了很多重伤员，得到医院的信任。总医院中有专长的中西医生，均称为医官，相当于军队的连级干部。由于苏区财政经济困难，军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实行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金，但对技术人才则特别照顾。经红四方面军总部同意，对杨正元等一批当地聘请的医官给予薪金，医官杨贯英每月工资一百六十元，医官杨成元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医官陈殿之每月工资一百元，医官李邦锐每月工资四十元。医院为医生专门开小灶伙食，“无荤不摆饭”；对有烟癖的医生，特批供给鸦片；老中医行军、出诊可以骑骡子。外出就诊配以坐骑，这就如同今天给专家配专车一样。张琴秋更是决定任命杨成元为中医院负责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杨成元不顾古稀之年，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此时张琴秋已经离开总医院，得到这一消息后，她立即将自己的坐骑送给杨成元。长征路上，杨成元继续给红军战士治病，部队到川西理番时，杨成元不幸病逝。辞世前留下遗言：“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除了留用和聘请，周光坦和张琴秋的第三个办法是自己培养。举办“红色医官”和“红色看护”培训班，成立卫生学校，培养卫生人才。这项工作的最大功臣是苏井观。
苏井观，河南省潢川人，名苏炳达，字静观。1927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离开潢川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参加红军。先任红二十八团军医，后调任红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十师）医院外科主任、院长。红军入川在泥溪开办总医院，苏井观为第一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参与创建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事业。1935年7月至1936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1936年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卫生部部长、红军西路军卫生部部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紧缺的问题，红军入川后，苏井观就开办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第一所“红色卫校”，招收“粗知文字，有学习精神”的雇工、贫农、中农及社会关系清白、无反动嫌疑的男女青少年，毕业后即分配到各红军和工农医院服务。苏井观一边创建总医院，同时自任校长，他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手把手带学生实习。苏井观、周吉安、林春芳、李炳伍、黄兴蓉、潘文森、俞明成等医生讲授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脉络学等课程，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工作骨干。总医院定址王坪村后，苏井观除了担任外科主任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才的工作上。在苏井观的努力下，“红色卫生学校”开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急需的实用知识，这些人毕业后立即进入总医院和部队各级医院，有力地提高了红四方面军的医护水平。学校共为根据地培养了四百多名医护人才。
第三大难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空前的紧张。
红军入川后战事频繁，总医院伤员日收治量在三千人左右，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收治量曾高达六千余人。这么多伤病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巨大。由于敌人的封锁，治疗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极为缺乏。红军当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途径：
缴获。这是战争年代红军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主要来源。每逢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都要注意清点缴获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然后集中送到总医院。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专门通知各部队，提出收缴药品及医疗器械的要求。但数量较少，也不够系统。
购买。这是红军总医院系统获得医药及医疗器械的重要途径。当时红军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的顺序是：指挥战斗所需的地图、电台、弹药，再就是医疗用品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派人装扮成商人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然后想方设法偷运回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武志平通过地下党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成为重要采购运输通道。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有限。
自制。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大巴山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总经理部通过在川陕苏区广泛建立的经济公社和贫农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原料回来自己加工。总医院也专门组织挖药队进山采集，同时自己种植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中草药，医院医务科大量利用这些中草药疗伤治病。如用生半夏、生川芎、生草乌汁做麻醉药，用大小血藤、见肿消及嫩桐树枝捣碎敷创伤口。若遇沙子和碎骨取不出来时，就用蓖麻仁、倒提龙捣成糊状敷在伤口上，让沙子和碎骨自动流出来。
自制药品内容极为广泛，如盐化钙注射液、碘酒、葡萄糖注射液和鸦片制作的阿片丁以及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豆葱酊等药物。尤其是用鸦片制作的止痛药和麻醉剂，效果良好。红军伤员多为刀枪造成的创伤，这类伤口治疗时都需要麻药。但麻药奇缺，最初，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外科医生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伤员手术前将这种药品吸入口内，就可起到较好麻醉效果。大烟是川陕根据地大量种植的毒品，总医院药剂科的医师用大烟为原料，经过提取后制成吗啡作为镇痛剂。打针没有蒸馏水，便用蒸桶把水烧开，像煮酒一样收集蒸汽，然后冷却成水。创伤治疗需要大量的脱脂药棉，药剂科就将普通棉花弹散，叠成块状，用冷水浸泡后压成薄片，再用水煮，脱去油脂，最后用漂白粉漂洗消毒后做成药棉。将土棉布加碱放到锅里反复蒸煮使其柔软，然后加漂白粉清洗干净，再用食用盐水浸泡消毒后作为药用纱布。没有透视设备，不能准确诊断伤员身上的弹头或弹片，就用铁制或竹制的探针在伤口周围探寻。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为了帮助当地消除鸦片烟的危害，还自行研发戒烟药，这种戒烟药因其疗效较好，一般有瘾的人吃上一段时间，就能戒掉烟瘾，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这样描写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的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由于战事激烈，成百上千的伤病员被送往总医院救治，尽管总医院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治，但因缺医少药，还是有不少伤病员因伤病恶化而光荣牺牲。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大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刚开始还可以找来一些木板制成棺材，每座烈士墓前立一块小墓碑，上面刻写烈士的姓名、籍贯和职务。高级干部牺牲后还要召开追悼会和刻制石碑。但在反“六路围攻”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牺牲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做棺材，便实行软埋，甚至出现几个或更多的烈士遗体合葬的情况。反“六路围攻”战役进行了十个多月，总医院里接受的伤病员多达数万，在医院里牺牲的有数千。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伤病员死去，王坪周围布满了烈士的坟墓，形成一个庞大的烈士墓区。
为褒扬革命烈士，1934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决定在王坪烈士墓区建立墓碑。张琴秋亲自设计绘图并题写了碑文，墓碑用质地坚硬的青绵石建造，碑体呈长方形，由碑帽、碑身和碑座组成，碑总高三米九四，碑体正中竖刻着“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旁是“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的对联，横批是“万世光荣”。碑体的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手枪和步枪图案，上面镌刻着铁锤、镰刀、五星图案。烈士墓碑前一张石供桌，两侧各安放着一门用石雕的迫击炮。1934年10月，纪念碑落成。1935年秋，红军撤离通江后，地主还乡团蓄意掘坟毁碑，当地群众于半夜将墓碑深埋地下。新中国建立以后，恢复原墓碑、石供桌、迫击炮和一部分烈士墓。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由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省主席余洪远带队，在王坪烈士墓祭扫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2年4月，徐向前为该园题词：“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王坪烈士墓是全国仅有的红军为自己牺牲的烈士建造的墓碑。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陵园”，这也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002年8月1日，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2011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对烈士陵园进行修缮和扩建，并将散布在通、南、巴各处的烈士遗骸集中在陵园安放。根据“庄严、肃静、安静”的要求，新陵园由陵园牌坊、陵园集墓和无名烈士纪念园组成。扩建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三百五十亩，陵园背靠巍峨耸立的大城寨，清澈蜿蜒的沙溪河在陵园前缓缓流过，哗哗流淌的溪水，日夜不停地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烈士们奋斗的历史。
进入陵园，迎面而来的是庄严肃穆的牌坊。牌坊由汉白玉雕琢而成六柱五门，高十二米，宽二十五米，以纪念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25日解放通江县城。牌坊上镌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字体深红。牌坊下是宽阔的“铁血丹心”广场，广场面积为一万平方米，广场中央耸立着一组巨幅雕塑。雕塑长十九米，宽三米二，高七米八，由十九名石雕人物组成。雕塑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医护人员战地救护，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场景。从广场到墓区顶部是全长四百二十五米的“千秋大道”，大道共由三百四十一级台阶组成。寓意着红军总医院1934年1月进入王坪。
沿着数百级石梯缓缓而上，便来到竖有“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墓碑的陵园集墓区。集墓高八米五，宽二十米，墓内安放着七千八百二十三名红军烈士。徐向前元帅题写的“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题词碑和老红军、书法家魏传统将军题写的“不怕鲜血撒王坪，何日归去得祭坟；革命传统永相继，振兴中华慰英灵”题诗碑分别耸立在集墓两旁。
集墓后面是占地一百五十亩、呈扇形分布的无名烈士纪念园，园内安放着从通、南、巴各地迁来的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五名无名烈士遗骸。数千个汉白玉的墓碑，每个碑上都有一颗红星，犹如将军带领士兵们列阵，向党和人民展示红军严整的军容。
陵园庄严肃穆。置身陵园里，瞻仰着烈士们的遗容，默念着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碑文，如同翻阅着红四方面军英勇战斗的历史。蓝天白云，清风徐来，松涛阵阵，万山唱和，这是人民在向烈士吟唱庄严的颂歌，又似烈士们生前雄壮的呐喊。
脱离俗尘，到巴山蜀水来瞻仰烈士墓是心灵的洗礼。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四个团，撤离王坪西征，1935年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结束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