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住在北京一条胡同里的老工人任老汉死了。
他不是被人杀死的，也不是自杀的。可是，居委会的干部却根据群众的反映，要求公安局前来验尸。
摆在验尸台上的任老汉的尸体，干瘦得像烤焦了的木柴，其惨不忍睹之状，令法医吃惊。很快的，验尸报告出来了：死者年龄七十岁，极度消瘦，肌肉萎缩，胃内无任何食物，全身性营养不良。致死的原因是患肺原性心脏病引起心衰，在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并发小叶性肺炎而死。结论：任老汉是病饿而死的！
可怜的任老汉，在解放前那吃糠咽菜、民不聊生的岁月里，多少次病魔向他袭来，他请不起大夫买不起药，去庙里讨几把香灰咽进肚子里，硬是挺了过来；多少次饥饿向他袭来，他沿街要饭没人给，就去挖“观音土”吃，直吃得肚皮胀如鼓，他硬是活了过来。可是在今天，在普通老百姓都添置起彩电、冰箱、空调的今天，在有了急病一拨电话救护车就能开到家门口的今天，任老汉竟然会病饿而死！
任老汉并非孤身。他和老伴含辛茹苦一辈子，拉扯起两儿两女。正像古诗里写的：“三日吃娘九肚浆，把娘磨得脸皮黄；儿睡干床盖干被，湿铺湿被母安睡；孩儿眠睡稳安后，父母才得放心眠；乳哺三周并五岁，儿暂长大般般会；偶取寒热有伤风，父母时刻窒心中；千方百计来调治，拈把信香许几柱……”
儿女长大成了家，父母双双白了头。任老汉的大女儿在外地工作。女儿出嫁，又远在外地，就不算数了。可另外三个孩子都在北京。他们是：大儿子任明，二女儿任白，小儿子任冬。任明、任白成家后都出去过了，只有在北京金风羊毛衫厂当工人的任冬娶了媳妇以后，跟父母住在一起。几年前，老伴去世了，任老汉顿时感到失去了依靠。他呆痴痴地望着小儿子，把度过风烛残年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他颤抖着老手，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知道，工资本来就很低的任老汉，拉扯四个孩子成人，该有多么不易啊！这仅有的一点积蓄，完全是他的血汗钱啊！他用这最后一点血汗钱，给任冬买了摩托车和大彩电，希望唤起儿子的孝心。
任冬打开大彩电，里面传出动人的歌声。任冬情不自禁地随着唱起来：“……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唱归唱。歌一完，任冬就变了脸。他把任老汉挤出正房，“安置”在院内一间仅有三平方米的小黑屋里。一张破旧的单人床，一张走了形的玻桌子，一口锅和几个硖纸箱子，这就是任冬“分配”给任老汉的全部财产。
任老汉长叹一口气，住进了小屋。他想，这一辈子什么罪都受过来了，住得小点又算啥？他对任冬说：“冬儿，爸爸老了，要给你添累赘了。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白吃白喝的。我现在每月还有退休金，你们小两口住的房费，用的水费、电费，都由我来交。另外，我每月再给你们五十块钱，你们每天只管我一顿饭就行！我有一顿饭吃，就饿不死！”
任冬总算还有听话的时候，不过，那只限于一每月，任老汉的五十块钱，他照收；他自己的房、水、电费，每月由任老汉照付。至于那一顿饭一五月的一天，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干部在老人的锅里发现了一小块烙饼，已经硬得像石板了。还有一次，老人央求儿媳妇给煮个鸡蛋吃，儿媳妇说：“等你儿子回来再说吧！”到了星期天，任冬带着媳妇出去玩一天，任老汉就在家饿一天。已经七十岁的老人，怎能经得住饥一顿、饱一顿的折磨？任老汉的下身开始肿了。由于腿脚不利索，他时常从床上摔在地下，爬不起来。他苦苦哀求儿子：“冬儿，你行行好，把我拉起来吧，我难受啊！”任冬竟然说：“你就坐在这儿吧，这儿舒服！”任老汉气不过，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不料，任冬抬起脚来，狠狠地踹了任老汉一脚，疼得老人直咧嘴。
“饥不得食”，“病无所医”，这是任冬残害老父亲的两把软刀子。在任冬的百般折磨下，任老汉的身子一天天虚弱下去，骨瘦如柴，在京的另外两个儿女，也根本不管任老汉的死活。一天，任老汉又跌倒在地，把头摔破了。居委会的干部打电话找他的儿女，结果谁都找不到。后来，女儿任白勉强来了，眼看着老人头上血流不止，居然无动于衷。还是办事处的一位女同志蹬着三轮板车把任老汉送到医院。幸亏去得及时，缝了四针，才算脱离了危险。过了几天，任老汉伤口愈合，该拆线了，可三个儿女谁也不管，就让任老汉的头上带着线过日子。任冬照样饿着他。又过了十几天，又饿又病的任老汉终于不行了，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直喘气。任冬压根就没想把任老汉送医院去抢救。他站在床边，瞅着任老汉，冷冷地问：“怎么了？要死呀？”
任老汉已经听不到任冬的话了，他吃力地向着这一不缺粮二不缺药的世界，发出最后一声微弱的呼叫：“饿死我了，救救我吧！”可怜他，到死，头上还带着没拆线的伤口！任老汉悲惨地死去了。死在饥饿和疾病这两个恶魔的手里。死在他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们的手里。我双手颤抖地拿着验尸报告，等待着刑警把这几个丧尽天良的男女带到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