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住的楼已住满，他只能和最后一批考生住在一楼的楼道里。所有上楼的人都能从楼梯上看到他。当晩，他那儿形成一个小小的中心。他一下认识了好多人，不，是好多人一下认识了他一一他就是那个在报名时当场画画的人。大家争着看他画夹里的水彩画。离考试还有两天，大家结伙去西郊公园写生。杨玉琪初次到上海，第一件大事是想画熊猫。两个考生紧随着他，一个非要帮他拎包，一个非要为他端着一杯画水彩画的水。他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叫他们不拎或是不端。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考场上，人的价值只是人本身。他当场也没悟过来。他当时只注意着熊猫什么时候懒洋洋地动起来。他飞快地画下一张水彩，用水一冲，熊猫变得毛茸茸的，不摸都能感觉着这种手感。回到住处考生们人人来看这幅画，大家尊称他熊猫画家。哦，他成了画家！很多考生送他照片，都写上：送给熊猫画家。风头出足。好像别人只是考生，而他是画家。到考试时，监考老师走到他桌边，敲敲他的桌子说，你不要紧张，慢慢地画，你不要受考试时间限制。考生们当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明白这是一个一定要录取的佼佼者幸运儿。
两天后初榜公布，名单上没有熊猫画家的名字。杨玉琪到底没被录取。
考生们晔然了。像这样的考生反而不录取是为什么？他们到接待部门要求回答。一位有关的老师出来答复考生的责问。他说一千多考生中录取20人，有规定往届毕业生只能占3%的名额。考生们想，20人的3%的话，连一个人也不到。那位老师还说，有的考生虽然没被录取，但是水平确实很高，不需要学习就可以立足了。另外，学校选择学生，还考虑政治因素。
还考虑政治因素？明白了。对杨玉琪来说，就是主要考虑政治因素了。像他这样生来带着“政治因素”的人只能是高等学府的门外汉。一个梦，破灭了。那是他的一个最辉煌、最隆重的梦。他躺在一楼楼道的地上，两三天不吃饭。考生们纷纷下楼来劝慰。他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如同一级级楼梯的断裂、塌落，活活地压迫着、掩埋着、窒息着杨玉琪这个不安分的生命。考生们说我们不录取倒也罢了，你真该录取的。
他们越劝越加重他的绝望感。他是应该被录取的。他是应该被录取的！没画头了。再画，还是这个样。再画，还是这个样。不公平，不公平！
回泰州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来不准弟妹碰的纸和颜色全部送掉。他送掉的是照耀着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梦。年轻的朋友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他从小埋下的孤独感，如今渗遍了他的全身。他想起李清照的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他却已经无所寻无所觅！闲得难过！他觉得他开始养老了，时年17岁。
他养老不久又开始画画，他不承认这是画画。他说这是反正没事干随便涂涂。他以为这是由于无聊，其实是他的画瘾很快又犯了。如同戒烟者借各种托词抽烟，譬如上厕所得抽一支等等。他说涂涂玩玩的，也无非是在寻找心理上的托词。涂到1966年，又想考大学，又觉得非考大学不可了。用泰州话说，是抱了儿子去当兵，死也无所谓了。不过这次已有自知之明，到扬州考区只挑最冷门的学校和最冷门的专业。像自己这种“政治因素”的人，能上大学已是万幸。苏州丝绸工学院的丝绸设计专业，似乎考生很少。那么，就是它了。把画夹里的画拿出来给老师看。老师一看说不错啊，留下这张。再拿出一张，老师说很不错啊，这张留下。杨玉琪备而不用地带了二三十张，老师竟然叫他全留下，干脆把整个画夹留下。然后“爱不释手”地拉着他的手，径直陪他上考生宿舍，说他的专业课已经行了。考完后他觉得这次看来是成了。所以说“看来”，因为有了上次教训，否则他一定认为是准行的。但这次，他是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着录取通知了。
他至今保留着一张泰州市进业补习社发的同等学历证明和一张1966年江苏省艺术院校联合招生准考证。准考号：4004。这是他的全部的“学历”了。
1966年高考的录取通知没有发下来，发下来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份份战书。这是向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宣战。连文化带文明画临灭顶之灾的时！矣，杨玉琪对于高考录取不录取已无所谓了。如同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再给他加几年刑能有什么感觉？
杨玉琪结交了几个收破烂的老人。他以比废品收购站高的价钱从他们那里淘画页、封面、线装书等。“破四旧”开始，有的家庭不敢在家里放除了毛选马列着作之外的任何书籍，一概作价卖了。也有的父亲被斗死，儿女们绝望之中把父辈的书连同对父辈的记忆一起卖了。杨家的门口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收破烂的老人来叫门：“老杨爹！”泰州话的老杨爹，就是老杨爷爷的意思，不到20岁的杨玉琪就有人把他从老杨升格为老杨爹了。难怪他早早的产生过养老的心态，抑或是他这种心态使人破格叫他老爹？人们打倒文明的时候，老杨爹正在加紧搜罗文化。他没想到他自己很快会被打倒，终于明白与其等着别人来“破四旧”不如自己动手。然而要他自己毁那一柜子万多张的画页，他一张一张搜罗起来的画页，不啻是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天中午12点他上班前叫大妹代他烧：你看哪张有问题你就烧。12点开始烧，到他下班回家天都黑了还没烧完。他走进家里好长时间不敢打开他的柜子，这个放满了画的柜子，于他如同光耀灿烂的宝库。他生命的积蓄都在这里了。这里要是空了，他这个人也就空有一副皮囊了。柜里还残存一点画，很快也被人全部抄走，包括他自己所有的画和雕塑。他青少年时代的画一无痕迹了。他今天回想起来，他在人生路上稍一软弱就走不下去，就将失去自我，就将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了。
直至他被关押、吊打9天后，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已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了。他觉得地狱虽有18层，他是下过19层了。现在哪怕回到18层，就很好了。坏人就坏人，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几道心灵的伤痕，不过如是了。他的身体这里那里在痛，对这点痛的信号他都不接受了。他的心灵平静轻松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摈除尘念静静画画了。他生下来就是要画画，如同人生下来就要吃奶。不是为了什么，好像什么都不为。
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摈弃了乖巧圆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所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文革”开始时花鸟画也是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因为花鸟画很难直接为政治服务。你画一只鸟如何能表明这是无产阶级的？你画一朵花，又如何能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山水画好办多了。山山水水之间加一条高压线或是加一个女地质队员，这就是社会主义新面貌了。而花每画，似只能使人玩物丧志。然而我国从宋、元、明、清以来，花鸟画都独立成科，都有大家。传统传统，只有能传下去的才能去统。
花鸟画日后如何领一路风骚？杨玉琪从小画水彩，此时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不如从此改行学花鸟画，他说不能讲这全是为了振兴中国的花鸟画，这或许也是一种逆反心理。这世界不会永远是“文革”，不会永远斩花除鸟。而水彩画中用色、用光、用水的技巧正好可以在花鸟画里洋为中用。他画水彩画常常在厚厚的纸上冲水、冲色。他画花鸟画则把薄薄的宣纸先喷潮、刷潮，画得湿乎乎、毛茸茸、雨蒙蒙、雪膨膨。美啊，那花鸟万物之神韵，那天地之精神日月之光华！
杨玉琪被关的那9天里，有一晩是造反大队长看守他。大队长悄悄对他说，给画几张画吧。他一惊，问画什么？大队长说画四条屏。所谓四条屏，就是春夏秋冬四条画幅。杨玉琪以为大队长总是最革命的人，想不到也喜爱画。他是深深地感到了。他回家后，悄悄找他画画的人很多。泰州人做家具，老式床上应有一面镜子，如果画张画贴上，可省去买镜子的钱。五斗柜上也应有面镜子，同样可用一幅画取而代之。三门柜上更常用一幅画来代替镜子。当然得用铅画纸来画国画，否则如何能做家具？杨玉琪心想上面批是批，下面还是需要画。譬如画几条鱼，题款年年有余。画月季花和里，题款月月有余。画牡丹花和鱼，题款富贵有余。虽然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然而不正告诉他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他从那种添加高压线的山水画受到启发。凡画花鸟风景，一律添加上革命诗，尤其是领袖的诗词。譬如画菊，写上“战地黄花分外香”；画柳，“舂风杨柳万千条”；画梅，“俏也不争春”。有了这层保护色，就尽管画去了。
从石缝中挤压、生长、成活的人才，必是极具生命力的坚韧不拔者了。
1984年当杨玉琪终于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时，他看看同班的同学，大都二三十岁。只有一位50岁的。还有一位年纪大的，就是他，38岁。他38岁上学，而14岁的时候却当了老师。那时娘说他是老大，既然没有资格进高中，那就去教小学。14岁的他长得像个还没发酵的死面疙瘩，又干又小。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大都比他高大。他一进教室，学生哄堂大笑，说这哪是老师？他自己也觉可笑，自己怎么就变成杨老师了？也许从这他装大人装惯了，他一生再没人管他叫过小杨。学生疯笑，他得硬绷着。偏又注意到两个学生在桌下玩铁皮盒。那种盒里有洋虫，或是蚕。14岁的半大小子杨玉琪从来就没钱买玩的。洋虫也要花钱买。这种装在铁皮盒里的洋虫真是太好玩了。他盯着这两个学生，盼着他们拿到桌上来玩，那么杨老师就有权没收这不应该在课堂上出现的铁皮盒。学生刚一亮出铁盒，杨老师立即呼风晚雨般地把此物收入手中。杨老师还真厉害！杨老师中午回到家还来不及坐下就掏出铁皮盒来玩。娘骂他个狗血喷头。他再不敢没收学生的玩具了。他生来就不该玩的。他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家里老大，出门是老杨。他把代课所得的钱如数交给娘。娘说你都用来买画纸、颜色吧。
现在，38岁的货真价实的老杨坐在课堂上，如同14岁的杨老师走上讲台一样地不知所措。南师大的老师问那50岁的学生：老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杨玉琪觉得，从长相看他和那老同志也不相上下。他真不知老师接下来是不是也会称他老同志。他心里一阵悲凉。1963年他考上海戏剧学院时，他看到舞台美术的大学生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大学生真大。如今觉得大学生这么小，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像只大河马。
南师大进门那块大草坪上，学生们或是把书盖在脸上仰泳似的躺着遐想，或是把书打开放在草地上俯卧撑似的撑着读书，或是背靠背坐着一起复习功课，或是脸对脸争论什么。草坪周围艳红的美人蕉衬着他们，如同一个美丽的镜框衬着一幅青春画。杨玉琪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幅青春画。他在校两年从未走进这个草坪，总是绕着草坪走，如同打擦边球。
淹感蓁起了鲜妓的景不过他不是擦边球。他正是在南师大认识了他自己。
有一次他在过道里走，正好看见老师在一幅挂着的大写意葫芦画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在评价。杨玉琪站住了。这幅画的作者不就是他吗？他有这么好吗？他自己究竟没得I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许正是南师大老师的肯定，使他开始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
他最难忘的恩师谭勇教授是徐悲鸿的学生。谭勇老师强调要在形象准确的基础上传神，以形写神，中西结合。杨玉琪师其心，师其魂。难怪廖静文一见杨玉琪的画就称赞这是徐悲鸿先生的第三代传人。除了谭勇，还有教授王达弗、卢是、罗剑钊、杨建|矣、黄纯尧，还有徐培晨讲师……杨玉琪至今想起南师大，心里就奔涌着一股热乎乎的感情。他在课堂上亲眼看到71岁的谭勇和80多岁的杨建候对着廖静文叫一声师母深深地一躬。一个有成就的人，他的人品比他的艺品更能震撼人心。
杨玉琪在南师大进修时曾在一个老年大学美术班兼课，赚点生活费。后来老年大学成立硏究班，要聘请曾经教过杨玉琪的一位老师给他当助教。研究班先征求那位老师的意见，说考虑到你们曾是师生，想听听你的意见。老师说哪个画得好哪个上，他愿当杨玉琪的助手。但是杨玉琪认为即使只教过自己一天也终生为师，他不能想像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老师当自己的助手。从此他辞去了老年大学的这份工作。
老年大学的学员多是离退休老干部。有位老干部曾经觉得自己如同金华火腿上的麻绳。买火腿时连绳称，绳的分量算进火腿的分量。一旦把麻绳从火腿上解下来而不再用来挂别的什么，往往被弃之一边了。但是在老年大学他们又是活脱脱的人了，人的本性又回到他们身上，唤醒了他们对美的追求，晚醒多少美好的感情。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后来见到二十几岁的王丽君，正儿八经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师母，羞得丽君玉琢的脸红得像颗大玛瑙。美术班里有一位大头大脸的大个子学生，原是战功赫赫的副军级干部。每天早晨来扫地、抹桌，给大伙换洗笔水、刷调色盘。以前他在部队，这一切，用得着他动手吗？可是现在他乐呵呵池端来一脸盆水，对大家说：嘿嘿嘿，水来了。还有一个平素寡言的老干部，这天杨玉琪刚讲课，这位老干部就要求杨老师可不可以给他画两笔，他有事得早点走。杨老师每堂课轮流给这几个那几个学生画两笔。这次给他画当然可以。后来杨玉琪才知道，这位老同志那天要赶去参加他儿子的追悼会。他儿子是个很好的研究生，得肝癌死了……而他还记着不要落下这天的美术课！人的追求美的本性终究要释放出来的。这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杨玉琪感到他心中满满的情感涌涌的要从他的笔端写出来。他每天半夜从南师大骑车回他借宿的江东门农民家。高大的悟桐树在路灯映射下，像芭蕾舞台布景似的，那么气派、辉煌。杨玉琪驰向一条街又一条街，悟桐树为他搭起一个辉煌的景又一个辉煌的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