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正蓬勃而起的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不能停止，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交接，已风闻被特务机关列上了黑名单的闻一多表示：只要昆明还有一个没有复员的学生，我就不走！同被列上黑名单的李公朴、吴晗以及其他著名民主教授，也有此相约。
后来的情况却是，袁震的肺结核病突然犯了。
因妻子长年患病，夫妇二人也长年隔墙分睡，但吴晗对袁震始终体贴入微，恩爱如初，即使在昆明最穷困的日子里，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去肉摊上买最便宜的肉骨头，去河边磨着性子钓鱼，乃至给妻子输血……对此在昆明知识界里传为美谈。
于是，吴晗顾不得自己的承诺，提前走了，送妻子由重庆转去上海治病。几乎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以自己血染的承诺，在地平线上蠕动起黎明的第一缕曙色……
两年后，吴晗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又过一年，他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身分，气宇轩昂地接管清华大学并被任命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再锦上添花，做了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当年同在昆明的知识界朋友，私下谈起那段往事，总有人心存疑窦……
疑窦总归是疑窦，没有人说得清楚。
能说得清楚的是下面这件事，与吴晗同时代的学者，几乎无人不知他与胡适有很深的一段因缘：
胡适曾做过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这期间吴晗正在这所学校念书，因家道中衰，父亲卧床不起，除偶尔得亲朋接济，主要靠写稿挣钱上学。临近毕业时，他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赏识，并推荐去《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吴晗即以此为盘缠来北平，按胡适的介绍投考了北京大学。尽管他能凭一条小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行李，从浙江义乌的家乡，一路风尘仆仆走进了上海，又走来了北平，但在数学考卷上却挑不走一个“0”。而当时北平三所一流大学--北大、清华、燕京，有个同样的规定：凡考生成绩有一门为零，即不录取。
他落榜后，胡适即拜托顾颉刚先生为他在燕京图书馆谋到一份工作，以暂栖身。在这里，吴晗又考了一次，他还是挑不去这个“0”。但他利用燕京丰富的文史资料，完成了一份《胡应麟年谱》，其中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先前的假定。此文一出，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才使清华大学于次年破格录取了他，并直接进二年级。
清华此举，震动了北大、燕京，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此时已来北大担任文学院长的胡适拟议修改原规定；燕京的顾颉刚等教授则找上门来，希望他仍回燕京，并在燕京就读……
吴晗本人却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多的是走进清华园的才学，少的是走进清华园的银子。胡适赶紧把锅下的火给熄了，又托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为他在校内谋得工读生的待遇，即让吴晗在清华图书馆每天整理两小时的清室大内档案，月薪为25元。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人每月有4、5元钱，就能过上中等平民的生活。于是，吴晗的学杂费用、生活费用，得以一并解决……胡适不像当今人们司空见惯了的一些“伯乐”仿佛戴上了三千度的近视眼镜，牵出来的不是千里马，而是偷油吃的老鼠。与童谣里唱的那只老鼠不同的是，眼下的诸多“老鼠”偷油吃，上得去，也下得来。胡适给中国的史学界牵出来的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而且对吴晗犹如再生父母般的关怀，也不需零星半点“油”的回报。
吴晗却回报了，解放后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论”的靶场上，也有他射出的“子弹”。
吴晗无疑是被迫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吴晗颤颤抖抖的“枪口”，一定招来了一道道疾如猎犬的目光，始终有人认为解放后他未能在思想上很好地清理与胡适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在彭真信任他，彭真平时总亲切地称他为“教授”，只有在公开的严肃场合才称他作“吴副市长”或是“吴晗同志”。可彭真一个人撑不起中国的天，大概从彭真对鸣放、整风的态度上，他已察觉在中国的天空上，那种好似常常笼罩在莎士比亚一出出悲剧上的不祥符咒，正在悄悄地汇聚。他不会不担心这天空一旦翻过来像口漆黑的锅底，将更加牢牢地夹紧自己那段欲割难割的“尾巴”……
当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吴晗悄然去了太湖度假。在鼋头渚上，他迎着蓬蓬吹来的湖风，通体生凉，恍若新浴……
作家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记录了又一位有识之士，这便是他的岳父张宗麟先生--
“他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还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三十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
尚在丛维熙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日，这应该是在1957年的3、4月间，即政治气候还在乍寒乍暖之时，他回到家里，兴奋得手舞足蹈地向妻子张沪转述了讲话内容。在十六岁的花季便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眼下又在《北京日报》当记者的妻子，无可无不可地听完，却兜头给丈夫泼来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工作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么！”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妻子是理智型的人，丛维熙只当是她个人的判断，并未打算在意。但是，妻子又一脸郑重之色地补充了一句：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丛维熙“深感突然……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作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党员，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还是一张白纸，他一定想和妻子作一番探究。张沪显然在“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根本原理”之上，还有一条“相信爸爸”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
如果说警觉是一双双蝙蝠惊恐不安的翅膀，那么张宗麟的“蝙蝠”飞自历史阴暗的房檐下，而刘宾雁的“蝙蝠”，则扑腾在现实挂着一串串冰冷眼睛的林梢间。
与前者还有不同的是，后者的警觉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表达的，它将使我们感觉到二十多年后，作家张洁给刘宾雁起的一个外号“笨人刘老大”，并非戏谑之言，眼下他这样做，是不是真有点“傻”、真有些东北的“二杆子”味呢--
5月间，刘宾雁在上海的那次采访。在写完了交给本报的通讯、寄给《人民日报》的《记者这一行》之后，他意犹未尽，又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请尽速转交
敬爱的毛主席：
自从“放”的方针开始执行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新的方针以及变化，党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上海的一些工厂里发生了骚动，据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去北京向您请示，又听说您在6月1日将就这一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另一次报告，所以我想把在上海想到的一些意见向您作一报告。我是党员，《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几年来跑过东北、西北、中南各省与上海，党内与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时常引起我的（如像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忧虑。我衷心拥护扩大民主生活与整风的方针，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说过：“为了取火，免不了就要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这种傻瓜在我们党内是大有人在的，至于连煮饭的火也畏惧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党内那种保守势力必然要对这一方针加以抵抗，希望您无论如何不要轻信这种人的意见以及他们所反映的情况……
请您注意：
写了这许多您一定早已了解的情况，无非是由于一种忧虑：在上海以及哈尔滨与一些负责干部的接触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与中央、群众感情的差别已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而这些人在掌权，他们是“势力”，他们有最大的发言权，中央听见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更多一些。
这些人的话可以轻信么？当然不能。但是如何改造他们？怎样使这次整风也能对这些人有点影响？他们相互间是那么客气又那么互相依赖，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是非常非常难发生作用的。需要中央采取措施。刘宾雁5月25日以后，我们将会遗憾地看到，不是所有的警觉，都阻挡住了他们向“右派”泥坑的急速滚落。
如果再往下看二十年，我们还会惨痛地发现：对于一列挂着一个个运动、而且速度越来越疯狂的火车来说，警觉，即使是来自高度理性的警觉，不过像投射在铁轨上的树影一样没有意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几十年来，在风与雨的瓢泼、血与火的熬煎之中，其实，只有灵魂高贵者与灵魂卑微者之分，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侥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