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早成且夫唱妇随，本就是一幅人生难得的风景，但似乎流经他家乡的泸河，是一条反叛之河，喝了这河水长大的罗隆基是这样，后面将写到的彭文应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从自己的风景画里钻出来，披坚执锐，呼啸向前，从几乎导致《新月》关门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其后接踵而至的《救亡两大政策》、《对于训政与党政的意见》、《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到他创办一个便被查封一个的刊物《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无不以笔去横扫社会这一幅被国民党作践得不堪入目的画布--“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则应之为牛；呼我为马，则应之为马’。”
读了以上的文字，我们便能说：如果此时的上海滩上，鲁迅的杂文是毛泽东所说的“匕首”与“投枪”，那么王造时的这些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政论，便几近飞毛腿导弹了，很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到了他而立之年当上了“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每每出庭他喜怒笑骂皆成文章，令法官瞠目结舌，让听众伏天饮冰，以致于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他的丰采为荣。
当一个明星总要付出什么代价，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最具政治性却又最忌讳政治明星的国度，他的一个个教职被拒聘，改行作律师，事务所又门可罗雀。如同他的胃在粗茶淡饭里蠕动，他的脑袋也在鬼火般幽蓝的准星间摇动：不断有包着子弹、小炸弹的恐吓信寄来。他的名字列在一张“格杀勿论”的56人的黑名单上，名单上被刺杀的第一人便是民权保障同盟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建国初期，上海市公安部门曾逮捕一个姓徐的反革命分子，此人在1934年与另两名特务，潜伏在王家住的极司非尔路（今愚园路）中振坊附近，他们领受的旨命便是伺机除去王造时……
这颗政治明星何以渐渐暗淡了呢？
一个主要原因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除互相保持中立外，还彼此确认两国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的权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也最残酷的年代，斯大林却从侧面给中国的腮帮子上狠狠地来了一拳。一些共产党人吞下了这颗被击碎的牙齿，犹如尽管眼波幽怨却痴心不改的弃妇，仍编织斯大林的“英明”苏联是击退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浊流的主力，为了扳倒希特勒这只穷凶极恶的龙头，眼下苏联不能腹背受敌。
作为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人物，却吞不下这颗牙齿，他们要吐出来，以一泄中国人民的义愤。
救国会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经张申府审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分别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此信上签名的有沈均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九人。
王造时始终不清楚这封信竟成了一片薄薄的核辐射物质，十几年间一直在向他的命运作默默地投射。新中国成立后，“七君子”里，除邹韬奋1944年死于癌症，李公朴两年后壮烈牺牲于昆明，其他四人陆续由上海调往北京：沈均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
论学识、胆识和影响均不在四人之下的他，却被投闲置散，虽挂了两个虚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失业在家，穷困却不潦倒。在他的遗稿里，关于这一时期有这样两句话，“我从来没有向人讨过什么事情。我对党也不肯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有苦宁愿自作自受，特别是自以为是被冷漠，更不愿表示靠拢……”
岂料韬奋先生的一句话，真成了他日后的谶语：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7页）直到1951年下半年，他才有了生活的饭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邀请他来复旦任教。直到1957年年初，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的一次谈话里，他才得知在统战部的保险箱里，历史被作了整容手术：那封信不仅仅是他执笔，还是他根据国民党的意旨、并领了国民党的钱，事先写好后，再逼迫救国会的领袖们签名的。
当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在自己没有死，倘若死了的话，这经过整容的历史就得放进他的棺材里，岂不毁了一世清白？刘述周劝他趁即将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同各方面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
3月21日晚，他和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人到沈均儒家中聚餐，席间，他提出了此事，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众人像是有些难堪，仿佛由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阴影的存在，如同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何等洒脱，已渐成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彼此在铁窗烈火里所凝成的手足般的情谊，也一点点地变了味……当他们的小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大街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或是一次，想起要过问一下路面上王造时这张被扔弃的冰棍纸？
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均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但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一起负责任，不该由你单独承担责任。在座的也纷纷劝王造时想开点，反正这事已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也终于说清楚了……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
六天后的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款待了王造时。总理耐心地倾听了他的不白之冤后，当即表示要根据他的才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并问他是否愿意进京工作，他表示愿意慎重考虑。总理还流露出解放后救国会的解散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中央有再恢复起它的意图……
他感觉周恩来深谋远虑，不但要恢复自己的历史原样，还要借此恢复救国会冲锋陷阵的那个全民火热抗战年代的原样。如果说在沈均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其实，鉴于他解放后的处境，深居简出的他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尽管这“铣刀”充盈着新生般的激情，可能够在党的身上“铣”下来的意见也寥若晨星。他只在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点自己对搞好教育事业的看法，在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程序的建议。似乎反右斗争一来，被当成绞索将他吊上政治绞刑架的，还是这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
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篇发言，并配发了他发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笑容灿烂得好似九月怒放的雏菊，这是他走出“保险箱”后的第一次灿烂，又是他走上“绞刑架”前的最后一次灿烂。
发言中，他如是说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
出身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其父陈崇贵，是一位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相当影响的牧师，常年在世界各地传道布教。他又是一位爱国的牧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不但自己由法国回到祖国，而且将陈仁炳在法国上学的小弟、在美国念书的二弟、三弟，一并带回国内。周恩来对他颇为礼遇，将其由上海调来北京，安排宽敞、体面的住所，在会见西方友好人士时，多次邀请他夫妇作陪，并担任翻译。
1932年，陈仁炳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同年赴美国自费留学。四年里，先后获得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他与共产党员刘基平等人组织了抗日教育研究会，这个主要以他的家为活动据点的民间抗日团体，熏陶了不少热血青年去投奔大别山里的新四军。
武汉沦陷后，他领着28位、内有原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夏之秋、著名电影演员项等人的爱国学生，在流亡新加坡途中组成了“武汉合唱团”，在短时间里突击练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焦土抗战》、《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并排练了曹禺名著《雷雨》和另一出自编的话剧《逃亡到星洲》。该团在新加坡连演三个多月、场场爆满之后，又到马来西亚五、六个城市巡回义演。
每到一地，无不观众如潮如涌，每场演出之前，陈仁炳都要发表亡国之恨、救国之情犹如这岛国椰风一样火辣辣的演讲。演出完后，广大侨胞慷慨解囊，支援国内抗战。除捐献现金的，还有不少女侨胞，当场纷纷摘下自己身上心爱的首饰钻戒，其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动人，常常不由得使陈仁炳和夏之秋热泪盈眶，双双在台前跪下，以代表国内抗敌将士和受难同胞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仅在马来西亚，合唱团便通过侨会向国内汇去了捐款、票款，共计国币二千多万元，这一数目相当于当年马来西亚所有侨胞平均每月捐输的四倍多，和当年世界五大洲华侨平均每月捐输的一倍多。
1940年秋，陈仁炳回到祖国。曾任重庆广播电台总编辑，又任财政部秘书等职，在重庆他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所震惊，由此拒绝参加国民党，回到教育界。先后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并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加入了民盟。以后又参加了进步教授们组成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担任了“大教联”干事；同时，还协助创办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社副社长。
青年是他心中的太阳，犹如风餐露宿的流亡途中，他和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含辛茹苦，一块引吭高歌；这时在他所在的学校，凡有学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便总能在青年们敬仰的目光里看到他清癯、不息的身影，从青年们火热的胸膛上听到他撞击的金石之声：
“目前大势所趋，政治上也有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就是流向民主，流向自由，流向人民的意志所向。我们广大青年，广大人民，要求吃饭、要求和平、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48年5月，上海高校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的集会，规模大得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国民党当局自然格外青睐，几乎在掠过校园内外的空气里也布满了猎犬似的眼睛。原本答应上台讲话的几个教授，突然陨石般消失了，他没有消失，却在那里消失自己身上通讯录等一切能牵扯上别人的东西。待“消失”完毕后，在全场山呼海啸似的掌声中，他走上了主席台，即席发表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演讲。
他被安排从后门离开会场，此后他便与大门无缘了，总在东躲西藏，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家里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还担任了上海民盟支部宣传委员、解放工作委员会成员，直至次年4月，他被军统特务机关列上暗害名单，他才转移去南京，并协助当地民盟组织，为迎接解放南京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仁炳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市政协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还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陈仁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1957年6月9日的《解放日报》在冠以显著标题《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有不同意见》，和用黑体字排出、并经过精心处理的内容提要下，刊载了他的发言--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和放的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的人在那里压制批评、遮盖错误？希望领导上普遍地去检查一下。我听到很多同志对于搞好这次整风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感到兴奋，可是在听到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反映……我就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治安策》。拿今天的话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几桩是令人痛苦的，哪几桩是令人流涕的，哪几桩是令人长叹息的，又有哪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应该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在把我听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叹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古时候，有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风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地、公道地教育和处理。这对于打消群众的顾虑，比发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
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进来已经好几年了，可对于无论哪一层业务都不太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过来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这对日益解决很多单位中的党群关系问题，肯定也有好处……
彭文应，又是一个江西“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