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伟人是这样一种人，即他的个人目的和历史必然性相一致。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够找到那短暂而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在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事业，正面临着一次有力的腾飞。所以，这也正是出现新英雄、新伟人的时候。如果说过去因为各种思潮的影响，我们对于宣传的某些英雄模范人物还多少有点隔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从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中，就会接触到许多称得起时代先锋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言行不再是虚飘，不再是难于理解的了，而是非常切实，容易接受和亲近了。“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厂长邵奇惠在经过多年的坎坷以后，把自己和周围的战友们像箭一样的射了出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老当益壮，驰骋在新时代的前沿，锐气不减当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总指挥，人称“热血男儿”的袁庚，在熏人的“南风”中，头脑清醒，在“冒险”中稳妥地干着光彩的大业；南通市年轻的市长张佑才，大号“南通虎”，他那“虎”的胆略虎的气势，使人对南通市的新崛起不能忽略。是啊！“在这片国土上”，“南方大厦”在升起，北方“开拓者”的足迹分明可见，“长河精英”，“塞外传奇”，“催人复苏的事业”，“希望在燃烧”，时代造就了如此众多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业绩，谁能不为这一切感到欢欣鼓舞呢？我们的报告文作家们，把自己的激动和热情，贯注到一篇篇作品中，向人们宣示，向人们报告着火热的现代化建设生活的消息，把一个个时代的新人推到读者面前。
辉遑的成功和巨大的建树，确实是让人高兴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少有不冒着风险或伴随着艰难甚至牺牲就取得的成功建树。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件新落成的宏大工程或一次成功创造的时候，千万不应该忘记创业者的辛劳和奉献。高扬同志从农垦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他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养身生息，安享天年，用不着到河北这样一个充满了各神复杂矛盾和困难的省里去工作，去冒风险。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一位革命老干部责任感驱使高扬同志毅然接受中央的任命，去进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拚搏。这种无私高尚的精神来得并不是轻松的。诚然，高扬同志今天作为一个成功者正在被人们传颂着，可他为了成功所付出的心血恐怕还远不至袁厚春在作品中报告给读者的这一些吧！为了引滦入津，使天津市人民食用上清甜的水，我们的战士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表现得多么英勇，多么坚强。在这一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先后有十几位年轻战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万难不惧的奋进姿态，正是我们伟大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李延国从“引滦人”的身上所看到的，所抒发的正是这种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在行进的人们身上发现了美，发现了时代精神，这是许多报告文学之所以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叙事和写人并不像小说创作中那样轻重分明。但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描绘越来越重视了。这是报告文学在写法上的重要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报告文学中的某些人物如陈景润、秦官属、林巧稚、贝汉廷、高扬、“中国姑娘”等，都近似小说中的某些典型形象一样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或许还可以说，报告文学中所描绘的某些真实的新人物形象，其思想艺术价值甚至是通过虚构手法塑造出来的小说艺术形象也不能比拟的。所以，当我们赞誉报告文学热情地描绘新时代的伟人、英雄的时候，对于它在新人物形象方面的成绩，亦感到欣喜。我想，再过多少年以后，我们报告文学中的某个人物，或许也能像今天人们谈论曹操、诸葛亮一样被人们在历史和艺术两方面作为研究的对象。
在思想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感、时代精神和在艺术性方面的不断创造，是报告文学创作富有生机，蓬勃发的重要基础。
一在不违背生活真实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作品写得生动、完整，又有性特点，这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实践往往比想象更活跃，更自由，这也如同生活本身有时较之艺术更富于戏剧性一样。这两年间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本身在艺术性方面的创造，确实是对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次促进。
题材的多样化，这也许是因为报告文学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文学样式，社会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必然给报告文学提供广阔的天地。要作家认真地深入到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中去，就会得到各种不同门类的题材。因之，单就题材的多样来讲，还不能有力地论证报告文学的艺术创新程度。但是，在开掘题材，或是选取表现题材的角度方面，却时常见出作家的艺术功力。把一位实际生活中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描绘对象的作品，在这几年的文学创作中，恐怕袁厚春是第一位了。反映这类高级干部的思想生活和工作，难度是极大的。但是，在读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我们却感到作者似乎运笔并不十分吃力。作品把高扬同志的历史斗争生活同今天的工作交叉描写，把他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生活同他又是一个普通的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写他对大是大非的决断，也写他对微细事件人物的体察。尽管篇幅有限，可是，在十分朴素的文笔下，写活了高扬同志这个人。丰富，朴实，很有特色。比起袁厚春来，王蒙所面临的对象要宽广得多，他要在一篇报告文学中勾画描绘出一个国家生活的面貌，谈何容易。但是，王蒙同志的笔顺着访苏期间洎己的见闻，记下心潮的波动，结果庞杂的素材被有机地缀到一起，井然有序，流动自如。再加上作者敏锐的观察和对比审度中的思考以及机智的文笔和幽默的语言，使得这篇作品含量丰富，别具姿采。今天，恐怕是我们建国以来大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了。如何反映出今天大学生的风华容貌，表达和传递他们的思想见识是有较大难度的。可祖慰的《快乐学院》通过一位大学生从武汉入长江，向上海奔游的过程中，以思绪的回闪，再现了武汉大学“快乐学院”“多学科研讨会”上各样的思考论辩内容，读来赏心悦目。
生活的纷繁及变化的迅速，使得人们已经不大能够准确地依据一个地方，一个人物，一件事情就可以对生活提出意见来了。要能够看到或提出带有全局性的，使得更广大的人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就必须把眼光放开，去接触并认识、综合许多的信息量。为了适应生活的这种发展，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越来越注意从宏观的角度认识和表现生活了。例如《原野在呼唤），它所依的就不是一个地方的材料，而是把许多地方出现的新动向汇集到一起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在横的比较和纵的考察论辩中揭示主题。这一构思方法，成就了王兆军作品那种气势宏大，浑厚坚实，尖锐泼辣的风格。他提出的意见，富有普遍意义，辐射力很强，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较强的学术论辩特点。洋洋洒洒，自成一家。另外像《在这片国土上》、《“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等，都在结构上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性质。
选取一个或几个有典型性的人物作为描写对象，透过他的经历和命运，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一面，这虽然是个比较常用的手法，但是在有功力的作家笔下，它同样会产生出动人的篇章3《小木屋》、《关东奇人传》、《热血男儿》等，就是显然的例证。这里，也应当指出，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大量围绕一个人物着墨的作品，这种作法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惜，由于不少作者在选材时的轻率和在审视挖掘题材内容方面力量的薄弱，致使许多作品流于一般化，成为平泛的人物介绍。另外，还有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对于报告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战斗作用缺乏了解或是理解时有偏差。所以，在选择题材时，不大从广阔的社会思想角度去考虑，却把兴趣转向一些人物轶事和某些奇特事件的方面。这样，他写出的作品或许还能被一些读者接受，但是，从社会，从广大读者对报告文学的要求来看，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更多的报告文学作者都把兴趣转向这些方面，那么报告文学就会自我淡漠下去。但愿我的这种担忧成为多余的文字。
报告文学越写越长的趋势正在使不少读者对它产生敬畏的情绪，这是应当引起报告文学作家和报刊编辑同志警觉的现象。现在，三五万字的作品已不少见，上十万字的作品也并非罕见。篇幅的长短，本不是衡量作品的标准，当长即长，当短即短6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作品是当短它却拖长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作者不着意结构和剪裁，随意性过盛是一个很突出的原因。另外，不用力在提炼主题上下功夫，企图以材料的堆积加重作品的分量，提高容量水平，也是造成篇幅长的根由之一。把报告文学写得真实、及时、精炼、艺术一些，这是广大读者的呼声，切盼写作、编辑报告文学的同志们千万不要充耳不闻。
“瞻视往古，远看未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几千年漫长行迹以后，今天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起飞，每一个能够看到并参与这种起飞的人，都会感到莫大荣幸。我们的报告文学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这种起飞助力，这是报告文学的骄傲，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报告文学的生命定也会像今天的生活一般的充满生机。
1985年5月15日
现实的报告与报告的现实
--1987年报告文学创作评论
1987年，文学界的空气有些“沉闷”，因为这种大的“沉闷”环境氛围，结果创作的欠收、薄收为大家所共见。可是，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与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现实性极强的报告文学创作，却取得了比小说、诗歌等更加突出的成绩，在文学界，在广大的读者中不断地产生着影响，成为这一年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文学品种。
报告文学创作，既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活动，同时也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比起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来，报告文学作家就必须更多；更密切地与社会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报告文学是一种只有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才能够实现的文学艺术活动。因之，报告文学创作的收成如何，在根本上决定于作家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的程度如何。多年来，随着生活与创作的不断深入，报告文学作家们对于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文学样式的认识和运用也不断的深化，进而使报告文学的特点，功效等愈来愈加鲜明。在1987年间，报告文学作家们没有像其它文学形式创作中出现的那种创作与生活、作家与现实明显脱节的现象，搞什么“向内转”的“艺术”，搞什么“真正”的“文学”，而是更切近生活的实际，去探寻和认识生活中的欣喜与痛苦，成功与失败，对生活，表现出了极为分明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
改革与开放，这是我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它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生活与人的最隐蔽的角落。它使人欣慰，也使人痛苦；使人充实，也使人失落，它是一个充满着冲突与矛盾的现实。但寻求改革、开放却是人们统一的愿望。在这样一个纷纭的现实生活面前，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肩负起自己的神圣职责，迅速地向人们报告着生活中的新动向，新信息。许耀铭的《林氏三兄弟公司》（《报告文学》第1期）结合着对福建莆田光学电机总厂从建厂到经营过程的介绍报告中，隐含和思考着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这个“三兄弟公司”在其管理，生产、用人等方面，都十分鲜明地带有私人经营的特点，可是，林氏三兄弟却怎么也不乐意接受自己私营的说法，尽管这种经营在今天有着积极的社会作用，有许多国营方式所欠缺的优点和长处。作品外写一个企业的经营，内里却在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着小心的思考与判断。陈冠柏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文汇月刊）第1期）则报告了温州龙港这个完全由农民集资兴建并管理着的城镇的发展过程，同时对农民的生产观念，经营意识，精神追求等进行了细腻的观察与描述。李延国、临青的《虎年通缉令》（《人民文学》第1一2期）、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中国作家）第1期）则较为突出地表现着改革的曲折与艰难道路。前篇写西安几位锐意改革开发的人物在前进道路上遭到权力的刁难及违法对待的情形，后篇则让你惊异地看到，一个乡间的土霸王是如何借改革以营私，借权力以横行，残酷地对纯朴、宽厚的农民进行压迫、剥削的情形。这两篇作品、一个使我们看到改革的艰难，一个使我们看到改革的复杂。对于打消一部分人对改革要求过分与视改革为易事的念头不无益处。然而，改革尽管曲折艰难，但决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坚定的走下去。乔迈的《防爆厂的“爆炸”性试验》（（人民文学》第4期）报告了沈阳市的领导在试行“企业破产法”的过程中对沈阳防爆器材厂产生的影响与促进。石坚、马津海的《市长李瑞环》则翔实地报告了李瑞环在天津市为民造福，勇于改革的气魄和政绩。另外还有陈放的《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的温州》（《报告文学》第3期）、贾宏图的《明月几时有》（《当代》第1期）、张卫华、张策的《心蚀》（《当代》第2期）等，都在以不同的角度报告着生活的改革与人民生活中的变异形。在这一年间，直接反映改革生活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改革变得日益探入使人不易把握，或许是因为此类作品的创作有年，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模式。所以，真正的深重之作较少，浮泛地，单就某一厂家，某一人物在改革中的变化与作为进行述写的作品极多。这一少一多的现象，使我们有必要对作家在描绘改革生活时从见解的深刻与描写的生动性两方面提出更高一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