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的透视，不单纯是文学创作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及文学对社会生活适应的结果。因之，当社会生活现实对文学的需要和诱惑没有终止的时候，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和透视也就将继续下去。报告文学在这方面具有其它文学形式所没有的特性，它的表现也就更加突出。这两年间，反映和报告社会问题的作品虽然数量锐减可也并未消失。前面我们已提到的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和《黄土地--黑土地》即属这样的作品，它们沿习的还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思维脉络。另外像张建星从大量比照和具体事例反映和报告我们产品质量低劣、问题严重的《酸雨》（见《中国作家）1990年第3期张丽以沉思的眼光扫视1989年市场风云变幻及各样人物心态的《1989市场风云录》（见《十月》1990年第3期粮食收售中的差价和补贴的不易避免和长期存在，为粮食工作的难度增加了新的分量，如何减轻乃至消除这种压力，为国家节约补贴资金，并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不小的问题，王春波、王向东把目光伸向这个领域，在对山东莱阳市粮食局的工作进行着报告的同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和看法很有启人思考之处（见《青年文学》1991年第3期《差价：补贴备忘录》）。服装模特儿在中国的再次出现与影响还是近些年的事，这是使人感到神秘的天地，是个让许多人猜疑的世界，黄献国走进了这个天地，他所写的《模特儿：商品的拟人化效果》（见《北京文学》1991年第11期）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事实和思考。改革开放之后，小量的雇工行为又被宪法确定为合法。可在这个新的“雇工世界”里，人们的行为心理及生活工作状况如何，却不是所有人都知悉的，怎样认识这里发生的各样事件与人物，艳齐在他的《雇工世界》（见《十月》1990年第3期）里结合具体情况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国家经济还不富裕，军队建设经费不足，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某集团军领导果断决策，进行劳务活动，开展经营。自牝，一场带有求生心理和奋争情绪的生产经营活动在部队大规模展开。杜守林的《瘦虎雄风》（见《昆仑”989年第2期）形象地报告了这场“特殊的战斗”及其壮阔情景。张建星从生活实际中捕捉到一些不乏幽默而却极富嘲讽意味故事写就的报告文学（幽默的慢板》见（天津文学》1991年第4期）使你了解到生活的戏剧化效果。或许，作家们对生活的认识有深浅之别，评判也不全都准确，但这种直面社会人生的态度，勇于步入生活矛盾的行为是积极的。有位作家曾就作家与生活关系问题说过一句形象的话，他说“与其冒烟，不如燃烧”。我十分赞成这样的看法，作家不要只是站在生活的岸边摇旗呐嘁，还应投身到社会生活的激流中去拼搏。这些涉足社会问题，把自己的审视判断表现出来的作家作品，就是在社会生活激流中的一次搏击，精神可嘉。二十世纪声誉卓著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婚姻革命》一书中写道：“认识世界的欲望和改造世界的欲望是进步的两个主要动力，如果没有这两种欲望，人类社会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正确的批判，是认识和改革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对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有效剌激与促进。
追逐时代的潮头和社会生活的脚步，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最基本的要求。正是这种对时代潮头和社会生活脚步的紧紧追逐，才使报告文学时常成为人们实际生活与精神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1990年，当国内外不少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或看法的时候，当改革生活因为面临新的生活环境无所适从的时候，杨守松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昆山之路》（见《雨花》1990年第11期），立即在文坛乃至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上至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至江苏省委、苏州地区的领导，都十分重视这篇作品。江苏省委甚至专门发出通知，要各县、乡、镇的领导不光要认真地读这篇作品，并要把它作为进行政治学习的辅导材料印发给更多的人。《昆山之路》解剖报告了昆山县由封闭到开放的战略行动，报告以吴克铨为首的县、乡领导如何坚持党的开放政策，根据实际环境，正确抉择，内引外联，自筹资金开办经济开发区，使各乡镇迅速发展，全县在短时间内经济实力增强、人民富裕的情形，读来使人为之一振。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11期正在受到一些读者推崇与赞赏。这篇作品由写沂蒙山区人民的过去开篇，到历述今天的现实收束。气势颇大，内容丰富。当作家不无动情地描写沂蒙山区人民过去为革命、为战争付出那些生命的、血汗的牺牲情景时，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之情。可是，随着作家的描写，在得知沂蒙山区的人民在长久时日内生活竟那般贫困，而这种贫困并未能引起成功了的革命的极大关注和作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时，我又感到痛心，感到莫明的悲哀！好在，沂蒙的人民等到了这个变革的新时期，他们的好日子正在自己的劳动下产生。“沂蒙九章”，可以说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是唱给历史和现实的赞歌。作品每章似可独立，然缺乏内在的哲学思考与联系，整体上的完整与厚重与其架势不尽吻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叶鹏的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在南方》。这是一本集中反映和报告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在改革发展中经历过的道路的作品。作者视野开阔，紧紧抓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学论断在一军大的落实情形及效果为对象，在不乏哲思的叙述中，看到改革步伐的沉重艰难和改革的希望。从第一军医大学的变化，作品把一种充满诱惑力的希望传达到读者，使之感奋。贾宏图的《解冻》（见《当代》1989年第5期）今天看来或许有一种时间的距离感，可它是第一篇报告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迅速出现的活跃边境贸易情形的作品。作者不光着眼于边贸活动，还从这活动中窥测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难以割舍及对发展新的友谊的强烈欲望。中夙的《大势》（见《昆仑》1989年第5期），今天看来也许因海湾战争的发生已有某种不适应，因为一代新的将军们对中国国土防御进行的战略思考也应因海湾战争的经验有新的更动。可是，这作品中传来了军事战略中枢的那些活跃思维及新一代将军们精神面貌的信息，从而使我们感受到军队改革的深层动作。江永红的《看不见的回归线》（见《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8期），以深入细致的笔触报告一个集团军十年的变化，从基层传递着军队的新消息，也许正可同《大势》相映成趣、互为参照。至于像刘玉民的《东方奇人传》（见《十月》1990年第3期）写一个人在改革年月的作为，像孙晶岩的《服装交响曲》（见档代》1991年第3期）从人们服装的变化观察和感受生活变化，观念更新的作品；像杨景民集中笔力报告世界著名娆伤专家黎鳌教授，几十年矢志不移，为祖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为烧伤患者的生死宋危不倦研究：又在精神和人品上表现出高洁品格的《黎鳌》（见《西南军事文学》1991年第7期广像正里报告著名黑陶艺术家仇志海多年投身黑陶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使这一古老艺术得以新生和发雇的《仇氏黑陶》（见《时代文学》1991年第3期）、像长江《走出古老的寓言》（工人出版社出版从一个人的超常毅力、超常意志及干出的辉煌成果认识他的精神与品质，像刘湛秋由保险业的复兴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侧影改革开放成果的《保险启示录》（见《当代》1991年第5期）等等，都在贴近报告社会现实生活方面各有其长，相异其趣。
然而，也不能完全说，当代精神就只能从现实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现实的生活也一定就贯注了当代精神。当人们用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从一个新的认识返观旧事时，也常能够发现，往事在某些时候竟同今天的现实有着惊人的沟通与联系，结果就使对往事的重新审视转化成一种对新生活的补益。这样的报告文学前些年已有过不少，像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钱钢的《海葬》、《唐山大地震》、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都是在对历史往事的返观中实现新的价值的。1952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未久，共产党就把两位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送上了“断头台”。这两位曾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职务不低的人物的被处决，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今天，张建伟的报告文学《开国第一刀X见（天津文学》1990年第8期）重新面对这一重大事件，决不光是回溯历史的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党风不正、政风多弊的严峻局面。史有翻新，悉往见今。杨兆兴的《沙坡头世界奇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或许说还不是往事，因为沙坡头的治沙工程及研究至今仍在继续着。可是，这作品毕竟是系统而又翔实生动地为我们表现了在沙坡头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当沙漠在全球许多地方对人类构成威胁，人们花费极大地研究如何防止沙漠危害的时候，从中国包兰线段的沙坡头传来了新消息，这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沙漠化逆转现象”，流沙被人为地固定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了植被向沙漠推进的现象。全球治沙工程的这种新成果，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也引来了八方四海的治沙研究者。人们在这奇迹面前欣喜、惊叹。弗朗西斯--培根说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沙坡头的奇迹正是这样。看杨兆兴描写治沙工程的情形，令人时时激动难耐。科技工作者的顽强意志和牺牲精神；奋斗在治沙前线各色人等那悲壮不屈的豪情；人在与自然的对峙中承受的压力及铁一般的信念等，都似乎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在读者眼前展开，让人动心，让人为他们击掌。杨兆兴从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寻到了诗，寻到了美，寻到了力，也在这里寻到了今天仍然需要的开拓探求精神。秦文玉、昊夫的《火，冰山鸽子的壮歌》（见《当代》1991年第2期）是回述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的。这项重大的历史事变，在尘封多年之后又被作家作文学的报告，对于广大的读者恐怕不只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它对于人们了解和认识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了解这块神秘土地上人的生活及各种精神文化活动都极有助益。
曾凡华、李德禄合著的《神农架之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两位作者步入神农架这块苍茫的广大地区，观野情，听野趣，在这野味极浓的环境中感受自然，认识自然。可是，作家们对神农架的认识却是从投身到这里的科研工作者及生活在这里的民众身上开始的。作品写这里有关“野人”的传说与追踪研究情形；描绘这里曾发生过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写大自然本来的面貌在这里如何地表现着；写大自然对人的滋润及人对大自然的破坏；写人在认识与保护大自然方面意识的薄弱和措施的不力等，读时广增信息，颇觉有趣。这是文学走向自然的脚步，这也许是环境对文学的一种复苏。陈祖芬的《人和自然保护区》（见《花城》1991年第2期）以直接的观察、切身体会感受了长年生活工作于卧龙自然保护区的人们，为这块自然资源所付出的辛苦和劳动，在人与自然的比照下显示了双方的可贵。与此作不同，田珍颖的《大墙无阻》（见《当代》1990年第5期），却走到人生的一个对外多有封闭的角落一监狱。作者把自己在这大墙内发现的林林总总告诉读者，让读者看到人是怎样被大墙隔断，又如何可以穿越这大墙在心灵与情感领域得到相通。监管者的严厉与和善，犯罪者的丑恶与悔愧，恨铁不成钢的苦衷，难以丢弃的恶习等，构成了一曲大墙之内的生活组曲，使外人由此去领咯那隐秘角落里的“社会面貌”。像《神农业架之野》和《大墙无阻》是把封闭的领域向人洞开的作品，它表现了报告文学对生活的深入，它与那种怀着无聊情趣、品味低下的喜好去搜求奇闻轶事的行为及写作情形是大不同的，前者是认真的探求，后者却远非如此了。
1991年，江南及不少地区出现水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与损害。在这突降的灾难面前，一场前所未有的抗洪抢险斗争在激烈地进行。报告文学及时地走到了抗洪斗争的前线，把自己的感情与灾区人民的痛苦与奋战结合起来，为勇敢、不屈不挠的人们写下了动情而壮丽的诗章。江深、陈道阔的《人民子弟一一南京军区部队民兵抗洪救灾纪实》，王苏红、王玉彬的《龙与水》（见《昆仑》1991年第6期），林谦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10期），《解放军文艺》第12期专门编发了抗洪征文专辑，发表了程汉林的《魂系东津渡》、徐朝夫的《蚌娘》、章熙建的《解救杨州》、乔林生的《男儿无情亦有情》、简宁的《看不见的战线》等十多篇报告文学，连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的此类作品，构成了一次不小的报告文学浪头，为1991年的大灾亦为1991年我们民族的团结与奋斗留下了真实的文学记录。在那些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在那遍布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的赈灾捐赠点上，在那些无法历数的英雄搏击和情感交流的故事面前，大水为人们造成了灾难，可也给人们的精神、行为创造了升华与展示的机会，患难识忠奸，危急见朋友。在这场大水灾的冲洗下，我们民族的形象得到了一次新的显影，形象更加清晰和伟岸。报告文学跟踪了这一切，也把自己与历史永久地联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