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一个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状况时，我是十分注意从社会人生的大范围来考察作家作品的。看看她是否在这个大的范围内有所作为，是否在运用和发挥报告文学的特殊功能方面真的有所突破或推进。在1993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的变化实在是太轻微了。这当然是从整体上来感受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结论，并不因为这个结论就否定少数几篇优秀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这一年间那许许多多地标着“报告文学”的作品大多流于平庸，有少数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文字游戏或垃圾。在这类作品中，除了赤裸裸的具体功利目的外（并不是完全的反对功利，而是要看功利内蕴着些什么目的和内容），报告文学对社会人生的责任、在文学性方面的必要因素几乎全被遗忘了。有一些作品，利用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诱惑力，把这种“真实”性看成一种简单直接的宣传手段，硬是为了狭隘的个人功利目的而不惜去损伤报告文学的庄重品格。那些出于为某个人、某个单位的功名扩张而写的“广告文字”，就多是这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不是报告文学应有的那种纯洁严肃的气质，不是那种负有很大社会人生责任感的认真态度，而是一个个萎缩的“报告文学”和媚态的作者个人形象。几乎谈不上作家作品的独立性，更谈不上报告文学对社会人生本应真备的参与和校正作甩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些作品叫卖于市场街头，让那些并未真正走近她的人误以为多样和繁荣，误以为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绩如何巨大。有的作者，就像一台制造文章的机器，一篇篇，一本本地制造出这类作品。到头来，收入自然不少，作者也自以为创作成果丰厚，感觉十分良好。但是，这样的作品一旦拿到读者面前，连作者自己也会难为情的。这种现象自然不是自1993年开始，此前两年已有所抬头并成为气候。在1993年内，也不过是一种惯性的延续罢了。可是，在优秀作品急剧减少的比照下，相互形成的反差就愈加明显了。
就在大量平庸的作品充斥泛滥的同时，一些真正理解并痴情于报告文学的作家却怀着庄重之情，忍耐着清贫和辛苦乃至风险耕耘于报告文学的园地里。他们所写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多么的出色超凡，可是，们对于报告文学这种形式的爱惜、理解以及由此而意识到自己本身对社会、对民众所负责任的深度和精神却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域，应当是纯净庄严的园地。在这里，作家们应当用自己赤诚的心和正直无私的行为来面对社会和民众，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介入，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地对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起到某种推进作用。若是把大量的商业作风，浓厚的经济气氛带进这个领域中来，只着眼于创利或收益的薄厚，那么，报告文学事实上就已被异化为一种商业经济活动了，还谈什么精神和创造，还谈什么对社会人生的责任呢？对于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来讲，泾渭之分，高下之别，往往就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清楚。
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正在进行式”的社会生活的参与。作为制宪部门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是最为民主、最应严格遵照宪法行事的单位。可是，在湖南娄底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就因提出了一项“罢免市长”的提案，在得到不少代表支持的情况下，市长却对此盛怒难忍，立即给予严厉地打击报复。他调动公安机关，罗织罪名，对这位代表进行非法拘禁，严刑逼供，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权力对法律的蔑视，是专制对民主的挑战，是罪恶对正义的复仇。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尽管群众愤愤不平，呼声甚烈，可我们的执法部门却显得那么脆弱，民主和正义竟要长时间地受到专制与罪恶的蹂躏。卢跃刚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几下娄底，多方采访，写出了这篇报告文学。作者用他的真实文字，记述了这个案情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许多让他难以理解但却不能不面对的事实中，思考并审度着我们政治生活中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缺欠和艰难的步伐。作品中因为案件本身所激发出的感受和议论文字，是十分尖锐，也十分深刻的。它很能表现卢跃刚作为一个记者的敏感和追寻正义与真理的勇气。作品题为“以人民的名义”是非常确切的，它记下的是“一位人民代表”的冤情，一个主持正义的记者的愤怒，但最终还是为着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能真正受到宪法的保护，使民主不光是个口号，而是一种切实的行动。像这样具有充分社会性和作者人格力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就超过了作者所报告对象的本身。它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对于我们进一步走向文明都是有着不少的启示和促进作用。尽管“本案还未结束”，那位曾扮演了专制罪恶角色的“市长”还未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民主和正义的觉醒与不再沉默，正是对专制与罪恶进击的开始和极大的威胁！
报告文学作家的创造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上的精神劳动。所以，他应打消脱离这个基础而期望取得成功的念头。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具备这样的基础，是否在这个基础上有独到的发现和敏捷真实的感受，有一种社会的良知与无私的责任、气魄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切，对于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应当是必备的条件。它有别于那些机械地摹写现实，把一些人们司空见惯乃至烂熟于心的社会生活现象不断炒卖的作品。报告文学是理智、情感对于现实的感受与文学性的再现，而不是文学与现实生活存在的简单对接。所以，那些在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面前表现了充分的理性精神和感情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才理应受到肯定与赞扬，才是人们所期望接受的文学对象。
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夏真的《父老兄弟》、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剑铭的《本世纪告别愚昧》和周百义的《变调的田园牧歌》等作品，若要认真地分析和苛求的话，自然都存在着差异和缺欠，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可是，当我在面对这些作品时，却总是被作者所报告的现实生活人物所触动，被作者流露于作品中的那种焦躁，那种悲伤，那种期待，那种深切的呼唤之情所感染。这些作品，把我们的视野从鄂西山区农村引到浙东山区乡下，从广大的农村延伸到全国的山野大地。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部分地区迅速富有起来的时候，在全国广大的土地上却有那么众多贫困的农民及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又恰恰是这些贫困的地区，有些当年曾是革命的发源地，是革命借以生长发展以至成功的基地。当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甩自己并不富有的物质和富有的感情养育了革命。然而，“待到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却少有人再记起“革命的老妈妈”了。革命胜利之后，这些曾为革命和建设奉献了鲜血和利益的老区，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这是一种淡忘也好，是无力顾及也罢，总之，这些地区人民的日子如今依旧是贫困艰难的。那一张张诚朴忠厚而又苍白的脸；那一双双渴望进学校读书的童稚目光；那付出了大量劳动的农人却少有收获的失望情绪；那些无法可依又在愚昧、贫困催动下把各地的矿山采挖得千疮百孔的惨烈景象等，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感情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