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黄金周过后，局里又组织全区中学校长召开一年一度的中考动员会。但这一年的动员会有了新变化，地点改在宾馆，而且是在这座城市里风景优美地带的宾馆。何文庸一接到通知心里就明白了，这种会这样开法，会议开支局里自然是不会担负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肯定要由经济状况好的学校出资。果然，接到会议通知的当天下午，庞月娟就又打来电话，说让花园中学出五千元会务费。
何文庸问：“每个学校都出吗？”
庞月娟笑着说：“当然不是，不过你该得意才对。”
何文庸说：“让我们出钱，我还得意什么？”
庞月娟说：“这次只有重点校才让出钱，而且区级重点校都是四千，只有区管市重点才让拿五千，明白啦？你们花园中学已经是区管市重点的待遇呢！”
何文庸听了笑道：“这种待遇，还是少一点好。”
庞月娟在电话里停顿一下，忽然说：“你们今天，就把支票送过来吧。”
何文庸说：“好吧，我这就让人送过去。”
庞月娟说：“你要没事，就亲自送过来。”
何文庸刚要说：“为张支票，我还亲自跑一趟局里？”但跟着就意识到，庞月娟这样说肯定有什么事，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说：“好吧，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
上一次何文庸和庞月娟从西丽湖的“相思湾”度假村回来之后，没过多久就为那个余老板的孩子办了转学手续。余老板不仅将两万五千元转学费如数交上，作为感谢还主动提出，说是等暑假期间请全校老师到度假村来小住三天，食宿费用全免。何文庸想想觉得不妥，老师们到了那种地方弄不好反会生出别的想法，好像他这当校长的在外面经常弄些“猫儿匿”之类的事，也就谢绝了余老板。后来庞月娟又约过他两次，想到西丽湖去钓鱼，何文庸也都推说有事没去。何文庸心里明白，那种地方去多了不是好事。
何文庸开着车来到局里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教育局的工作状态在今天已经不多见，这里基本还保持着过去的机关作风，工作说不上松懈，却也说不上紧张，效率说不上不高，但也说不上很高，总之每天上午10点以前是无法正常工作的，下午4点以后有的处室也就找不到人了。何文庸从楼下往上走时，觉得局里挺清静。他来到局办公室，见只有庞月娟一个人正坐在电脑前忙着什么，于是故意咳嗽了一声。
庞月娟回过头，立刻笑着说：“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
何文庸笑着说：“我怕吓着你。”
何文庸说着进来，掏出支票递给庞月娟。庞月娟立刻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才拿着收据回来，递给何文庸说：“我让你亲自送支票来，还有别的事。”
何文庸说：“猜到了。”
庞月娟从桌上拿过一张报纸说：“这两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何文庸摇摇头。这两天一忙，他还真的没顾上看报。
庞月娟将报纸翻开，推到他面前指了指上面的一篇文章说：“你看看吧。”
何文庸一愣。他首先看到的，足淘大林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陶大林侧身坐在一把椅子上，正在做着手势说什么，他身后的书架上码放着各种书籍，看上去是个书卷气很浓的书房。文章的题目是：《教学的关键词是教，教师的关键词也是教》，底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花园中学教务主任陶大林访谈录”。文章采用问答形式，显然是系列性的，这只是其中一篇。何文庸迅速将文章粗略看了一下，大致意思是陶大林介绍花园中学的教学经验，同时还谈了一些辅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英语竞赛的心得体会。他心里顿时感到疙疙瘩瘩的。陶大林这样做并没有跟自己打招呼，这在一个单位来说应该是犯忌的，按通常惯例，只有单位领导的一把手才有权向媒体发布这类消息。
何文庸笑笑说：“这小子，真能闹腾！”
庞月娟看看他：“只是能闹腾吗？”
何文庸说：“还有什么？”
庞月娟一笑说：“你是不是……跟我装洋蒜哪？”
何文庸也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不算事，年轻人么，办点过头事也难免。”
庞月娟又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扔到何文庸面前的桌上：“这也只是过头事吗？”
何文庸看见，这是一本《教学研究》杂志。《教学研究》是市教育局教研室的机关刊物，它直接反映全市的教育动态和最新教研成果。可以说是这座城市中教界的权威刊物。何文庸拿起这本杂志翻了翻，立刻在目录上看到陶大林的名字，他写的文章题目是：《浅析“教学三段论法”》。何文庸翻到这篇文章，引起他注意的倒并不是这篇文章本身，而是加在文章前面的“编者按”，这编者按说，本文作者陶大林是个非常年轻的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现在本市花园中学任教务主任，花园中学的教学丁作这些年一直处于落后地位，学校一度甚至到了濒临关闭的边缘，后经陶大林采用“教学三段论法”，才将学校教学状况彻底扭转过来，并一跃在全区成为最有活力的学校。编者按还说，陶大林的“教学三段论法”是他经过长期摸索和研究总结出来的，目前已被资深教育专家称为“陶氏教学法”。
何文庸看过之后，拿着这本杂志愣了半天。
庞月娟笑着问：“怎么样，还是年轻人办事有点过头吗？”
何文庸又翻到封面看看，就是这一期的杂志。
庞月娟又说：“还有呢，报纸上的专访出来之后倒还没什么太大反应，《教育研究》这篇文章影响可太大了，连市局主管教学的领导都打电话来询问，说底下出了这样的人才，上边怎么还一点都不知道，这几天，好多外区学校也给局里打电话联系，说想请陶大林去他们那里给毕业班的老师们做做报告，夏副局长已经在准备树陶大林为局里的典型。”
何文庸笑笑说：“好啊，花园中学出了全区典型，这是好事啊！”
庞月娟看他一眼说：“我就不爱听你这不凉不酸地说话，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
何文庸苦笑着说：“我不这样想，还能怎样想？”
庞月娟说：“你看一看，我现在写的是什么？”
何文庸朝电脑屏幕上扫了眼，只见庞月娟正写了一半的文章题目是：《关于花园中学教务处代理主任陶大林的情况汇报》。何文庸的心里咯噔一下，这份报告显然是打给市局的。他想，如果局里往上报这样的材料，理应先跟自己这校长打个招呼才对。
庞月娟似乎看出他的心思，一笑说：“没想到吧？告诉你，这是夏副局长让我写的，所有材料，也都是他亲自提供给我的。”
何文庸有些恼火了：“岂有此理，我并不知道这件事，他的材料是从哪来的？”
庞月娟说：“我觉得，你应该尽快跟刘局长谈一谈，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何文庸听了点点头。他觉得庞月娟说得很有理。
庞月娟立刻又说：“刘局长现在还没下班，就在他办公室里。”
何文庸想了想，觉得也不能这样仓促，就先从局里出来了。
何文庸回到车上，坐在驾驶座位将身子趴到方向盘上，先让自己的心里平静了一下。
他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陶大林工作确实很投入，而且经常有些打破常规的奇想，但他这人又总有一股散淡劲，似乎对什么都不大在乎，丁作之余经常在外面弄些吃喝玩乐的事，何文庸本来正想在中考之前找个机会跟他谈一下。因为这一次中考之后，如果成绩超过去年或仍保持去年的水平，何文庸就准备向局里打报告，正式任命他为教务处主任，却没想到陶大林淡泊名利只是表面现象，而暗中竟然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操作。
何文庸考虑再三，最后觉得无论陶大林怎样做，他过去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所以自己就还是要对他仁至义尽。于是掏出手机，往陶大林的手机上拨了个电话。那边手机响了一阵，然后就断了。何文庸猜想，自己下午来局里陶大林是知道的，他大概从来电显示看到是自己电话号码，一时吃不准该如何说，所以才不肯接电话。不过他知道，陶大林想好之后马上就会同电话的，因为这样太不自然，他不接电话，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理亏。
果然，陶大林的电话很快就回来了。
何文庸立刻打开手机问：“你在哪？”
陶大林犹豫了一下说：“我……在外面。”
何文庸说：“我有点事，想找你谈一下。”
陶大林试探着问：“什幺事？”
何文庸笑了，说：“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
陶大林就不说话了，沉了沉说：“好吧，我过去。”
何文庸说：“我去找你吧，我开着车呢。”
何文庸按约定来到一个路口时，陶大林已经等在这里。这是个很繁华的路段，何文庸很难判断陶大林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他将车在他跟前一停，陶大林立刻就开门上来了。何文庸脚下一踩油门，汽车就朝前驶去。陶大林掏出香烟，准备点燃。
何文庸两眼盯着前面，一边开着车说：“在车里，最好别抽烟。”
陶大林一愣。
何文庸又说：“车里空间太小，烟味散不出去。”
陶大林大大咧咧地笑了笑，就把烟装起来。
何文庸把汽车开到一片街心花园的林阴道边停下来，然后打开车门，掏出烟来递给陶大林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使劲吸了一口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看到了。”
陶大林吸着烟哦了一声，并没做任何解释。
何文庸看看他：“你不想向我解释一下吗？”
陶大林问：“解释什么？”
陶大林的这个态度有些激怒了何文庸，但他还是竭力忍耐着说：“你不觉得，你写的那篇文章有什么不妥吗？”
陶大林淡淡地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何文庸说：“难道花园中学搞成今天这样，只是凭你的那个什么‘教学三段论法’？”
陶大林反问道：“您觉得不是这样吗？”
何文庸说：“学校其他领导做的工作呢，老师们做的工作呢？你就都一笔抹杀了吗？”
陶大林说：“何校长，您的意思我明白，这些年咱们中国无论哪行哪业都是这样，甭管谁做出点什么成绩，都要将上上下下全扯上，首先是上级的正确领导，然后是大家的共同努力，真到了自己这里也就没什么了，微不足道了，凭什么？谁的成绩就是谁的成绩！”
何文庸强压着火说：“你觉得，转变花园中学状况只是你一个人的成绩吗？”
陶大林说：“至少在教学方面是这洋。”
何文庸说：“那别人呢？”
陶大林一笑问：“您问的是谁？朱校长吗？她一直分管政教和总务，再就是抓培训中心，您何校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这些年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学校吗？过去怎么没把状况扭转过来？”
何文庸看着陶大林。陶大林这话说得实在太狂了。
陶大林又说：“我的‘教学三段论法’被称为‘陶氏教学法’这是有些过，可这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在《教学研究》杂志发表文章，只是我个人的心得体会。”
何文庸说：“你总应该事先让我看看。”
陶大林说：“现在发表文章，不用再跟领导打招呼了吧？”
何文庸说：“可是你没通过学校就擅自接受媒体采访，这又怎么解释？”
陶大林说：“这个问题您应该去问报社，在记者来采访我时，我曾反复向他们强调，一定要等采访完学校领导之后再定稿，最后口径以学校领导说的为准，他们没这样做，那是他们的事，如果您不满意，可以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陶大林说罢就下车走了。他走出几步又回来，对坐在车上的何文庸说：“何校长，我不知这件事哪儿做错了，不过如果伤害了你，我还是要向你道歉。”
何文庸看着陶大林远去的背影，半天没说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