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作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陆机《文赋》在中学时期，有两神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丁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孜一本《楚碎》兑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黾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杲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盂德文》，我记得魯迅先生曾两次在文草中引用，可见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探有感触而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賦》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賦》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澈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賦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賦》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賦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一儿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愤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做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牛，或身首异处。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簿：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五体貌容冶，见遇徘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毎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锗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人，共三下四人。还批评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枳，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愜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力他说得很对。文宁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痕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苧，单是普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叫十位！比七，中死四产，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足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夕不瞑我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七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汴道呢？打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坫韩非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一上游之地。司马迁说：“上游多谤议广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三届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儿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矂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珣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參总之：直到今口，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三国志关羽传自《春秋雄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炼。史家为厂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亘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市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肓的《史记》，对产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厂。它适应广读苕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幵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才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宫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苴相沿，至于《清史稿《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怍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对塑造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伸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背于历史环境，也不背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评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穿都有这部“圣叹外书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土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满淸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人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丑经之上。
在陈寿的《二国志蜀志》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而，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二。
关丁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十此处孙犁忆有况“圣叹外传”全称第五才子施积庵水浒传爷叹外书》，不是《三围浈义》。一编者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裴注却引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后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三国志评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下百有下，其中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回至七十七问，回口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霄迅先生在《屮闰小说史略》甩谈及此书日扣说：“节浐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饨，状诸舄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以史观念上，是尊重下：统。《三闰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义学和吊俗学上。就产生一个奇持规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足非同小可的，足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二幅神像：一幅是灶玉，足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冗烟煎火燎；一幅就是尤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奸；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淸淸，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巨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乾逢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一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砑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声得谓公？兑舫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联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丙！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听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朽，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力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刊拔传未、用垂久远。其宫版及内狩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介式强加尸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脚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神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是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奸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阁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本传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兑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石扇的人物。还彩响厂其他历史小说几乎荇朝各代，在争战交锋之时，都有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妾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幵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足一个实干家。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舄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足的。他说：
然亮才干治戈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光于将略。
综览陈荞所己，渚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兑亮的隆屮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成朴，情真意诚，丁宁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下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丁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