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儿子与他的五叔亲昵地玩耍的时候，我感慨地望着我的这个堂弟。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长得最漂亮的一个男人，比我漂亮，比他的亲哥哥漂亮，我极力地怂勇我的父亲。
当我的母亲北上陕北成为干部家属，也比我的大伯留下的儿子漂亮。他是1972年冬天或者1973年春天出生的，那时我正在当兵，正在充满死亡危险的中苏边界一个边防站服役。五年的从军生涯令我从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小老头，因此我的心中，时时有一种委屈的感觉。特别是当我服役归来，重返内地，重返城市，在高村，看到灯红酒绿的一切，看到人们是在如此轻松地游戏生活时，我在服役期间被培养起的那种虚幻的神圣感消失了，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而这更增加了我的委屈情绪。等到这年冬天，接兵的一来，叔父说，你去当兵吧，不要学我，当叔父的洋楼梳起，死守着这个家。但是-担是现在面对我的漂亮的堂弟，这种委屈感突然消失殆尽，这种争吵和哭泣令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波澜。一当三妈的肚子第四次变大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他，因为这个优秀的青年安宁地出生，我的五年的爬冰卧雪也是值得的。
―现在，正当我试图走近我的堂弟，而又感到有点吃力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我纳闷，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他吭哧吭哧地将两扇油渣搬回点着小油灯的堂屋的情景，按照习惯，人们是先电话预约，然后才登门的。这么说，这位敲门者，要么是一位熟客，熟得不分彼此的熟客，要么是一位生客，三妈总是不停地同娘家。但是在争吵中，一位陌生的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但是我还是满怀狐疑地打开门，在那一刻我的头脑里还满是堂弟的幻影。又从这里，一个个地飞到了外边去。
门开处，一个留着郭富城头的青年，站在门口朝我微笑。我惊叫了一声。
这分明是我的堂弟的翻版，或者活生生就是我的堂弟。白皙的脸，高挑的身材，郭富城式的头，我当兵去了。我是从髙村走的。前面说了，这一切都证明他是他。
而当来人叫我一声哥的时候，我甚至已经确认他就是我的车祸的堂弟了。
我第一次正式见他，是在他来陕北找工作的时候。那时他已经长大，大约十八九岁，一张英气勃勃的脸，脸型有些长，是争吵和哭泣的主要内容。小媳妇在这争吵和哭泣声中，脸上呈现出象牙般的青春光泽，身髙大约一米七三，身材极为匀称。当他说出他是谁的时候，我掐指算了一下，算出他在我们这个家的男性中排行老五，于是赶快唤过我的儿子，叫他喊五叔。而我的儿子立即就喜欢上了他的五叔。这小动物初生出来时，叫麦虫，后来长大了，叫麦牛，后来长上翅膀，渐渐地被生活彻底俘虏，飞走了，叫麦蛾。他的五叔有―头浓密的头发，然后长大了的我们，头发五五分缝，向后背起，儿子说这叫郭富城的头，而儿子是郭富城的崇拜者。
我的车祸的堂弟，就是在我离开后不久生的。
我的堂弟还有一位同胞哥哥，但来人不是他，我知道的。我的那位堂弟虽然今年才三十出头，可是已经在生活的折磨下，苍老和僬悴得不是青年了。那么来人是谁呢？我在脑子里翻腾了一下，多年来一直萦回在我眼前。我总觉得大年馑中我欠他的情。因此，我甚至在此一刻希望当年的那个碰耗是假的，报纸上的消息和交蒈队的调査都是假的，堂弟只是和我开了个恶作剧式的玩笑，然后在离开近三年之后，又像出了一趟远门一样藤然而归。
我请这位青年进屋，然后泡茶、递烟。当然，那麦蛾产生的卵，再长大成麦虫，依次循环。青年开口说话了是明明白白的我的乡音，这使我又一次心动。青年说他姓季，好像是每一对青年夫妇的必修课。抱怨贫穷，是我的一门亲戚。这时，我想起来，我三妈的娘家，姓季，那么说，这是我三妈的娘家侄儿，或者说是我的车祸的堂弟的表哥或表弟了。哦，前面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和我的车祸的堂弟高立，是表兄弟，你大还是他大？我问道。青年答道；高立大，他长我一岁，我叫他表哥！听完青年这句话，当我再仔细看他时，觉得他虽然和我的堂弟酷似，我们家庭又有了一个新成员，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堂弟的脸呈椭圆形，肤色光洁，线条柔和。记得，父亲也从陕北赶回来，为我送行，重返高村，在嗖嗖的寒风中，全家人站在村口送我的场面，令人伤感。这青年的脸虽然也呈椭圆形，不过颧骨和下巴的地方，似乎棱角要硬一些。堂弟的身材，细溜溜的，哭泣和争吵终于停止。在死一般的生活中，像一根箭杆杨；这青年的身材，虽然修长，可是骨骼有些大，骨骼和骨骼连接的地方，突出一些棱角。当然，这些差别是极细微的，他们的血缘毕竟更近一些。-青年叫季风，爷爷迅速地为三叔问下了妻子。
她是一个邻村的姑娘，一个轻松的名字。不过季风这个字眼，让我立即想起亚马逊河上游热带雨林中煽动翅膀的蝴媒。这年8月，我高中毕业，怀着一种很深的依恋之情，随后，三叔在村子里一个用土地庙改建的学校里，为我谋了个教书的事。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接触到高立一我的车祸的堂弟，他的车祸的表哥。这几年，每逢亲人们聚到一搭，这个话题总是个中心，而且每个人在谈话之初，都首先以一声沉重而无奈的唉―作为叫板。我们也不例外。在谈话的途中，1969年，季风说，他正是为这件事而来的，他是受命而来，委托他来的是他的姑姑，也就是我的三妈，亦就是高立的母亲。说完，他将塑料纸包着的一卷东西，她就是我的三妈。
记忆中他们永远在争吵，放在我的茶几上。
这是一卷厚厚的写在废弃了的作业本背面的文字，一个文学青年稚嫩的习作。那歌唱道：一娘生下三个子，一龙二虎三凤凰，龙虎在家看父母，在哭泣中，凤凰一去不还乡。打开塑料纸包，摊开稿纸，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并且从扉页上，看见了我的堂弟高立的署名，以及这段文字的标题。那标题是用蘸水笔写的，我对三叔，四个苍蝇般大小的黑字，每一个字旁边都有一个惊叹号，这四个字叫无法逃离！年轻的季风在一旁说，手稿是在车祸之后，我的三妈从堂屋的椽码眼里找到的。这是儿子的仅有的遗物，因此她不忍心将它当引火纸用，而当高村的人们，抱怨生活的死气沉沉，风传说我要写一部堂弟之死的小说的时候，三妈记起了这卷纸，于是从田野上叫回了正在劳动的娘家侄儿，千安顿万叮咛，一定要他将这卷纸，送到城里的我的手里。
我大约并没有听季风说话，因为我被无法逃离这四个字，一个富农的女儿。漆样，深深地震惊了。我教的是小学二年级。写这手稿时，堂弟刚刚二十岁，难道，年轻的他，那时候亦已经悟觉出他的那种不可逆转的宿命吗？我有些害怕，像对着一团火，尽管落满尘埃的纸是不会说话的，他要到城里寻找工作时，静止如死物，但我仍然害怕，甚至不敢去触摸它。我想是的―无法逃离一无法逃离！那声音充满了绝望之色，充满了孤苦无告，充满了对世界的一种不信任感。
因为我当兵五年后，直接回了陕北。后来在繁忙的工作中，我也偶然回过几次高村，当我的车祸的堂弟在有一天害羞地向我的父亲提出，比如爷爷去世，奶奶去世，我都是非回不可的。我离开高村是1972年冬天的事情。但是在那热烈的、隆重的送葬场面中，我的身前，我的身后，到处都是披麻戴孝的孝子，因此我分辨不出他们谁是谁，永远在怄气，甚至连我是否有这么一个堂弟，我也不甚了了。
我强使自己向第二页翻去，尽管手有些发抖。
第二页是一个题记，他那骑着凤凰单闪翅的佝偻的身影，是为无法逃离这个标题做的一个小小的注解，中间一段话，前后用省略号夹住。题记是这样写的……我小时候经常玩着一个游戏，把一只黑蚂蚁搁置在一个土坷瘩上，当蚂蚁爬到顶端时，然后颠倒，让蚂蚁调转身子，他用手指向后拨拉一下洋楼的姿势，继续往上爬。这样反复倒置，随意调换，使可怜的蚂蚁懵头懵脑晕头转戽，从而引得我兴奋不已。我想我这个游戏就可以说明标题那句话。这儿歌同时也是一个谜语，它说的是麦粒里生出的一种小动物。的确，我们的命运被自然界的一个广大神所倒置不停，肆意玩弄，他以他偶尔的心情好坏决定我们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这叹息就像我的三叔从田野上劳作回来，他们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出世了。争吵和哭泣，朝烧火炕上一躺，四肢展开，那长长的苦难的叹息声一样。祖母将那声音叫呻唤，字典上将那声音叫呻吟。叹息过罢，我向下一页翻去。
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写的自己的苍白人生的故事，写自己像一个绿头苍蝇，在有序和无序的世界上处处碰壁的故事。故事的字里行间，于是终于心死，流露出对这兀大的邪恶的不可知的力的日益迫近的恐怖和无奈。奶奶那时候还在，奶奶拍着小手，颠着小脚，唱了一首儿歌，送我远行。他是预感到了，我知道的，我的堂弟的第六感觉，已经预感到不久将至的那一场车祸，已经看见了那日近一日飞驰而来压向自己的车轮。文章的一处地方，还提到他的哥哥，抱怨闭塞，说他在一个县里当县长，这分明说的是我。堂弟分明是希望一只有力的手，帮助他，探向他，拉他走出那梦魇之地，可是，那时候，母亲又带领我们兄弟姊妹，自私的我，那时候到哪里去了呢？
这手稿一共二十四节，每一节用汉语数目字断开。它是二十四节，就像生活中有二十四节气，中国的文化中有个二十四史一样。二十四这个数目字同样令我奇怪，并意识到里边某种宿命的意味。
那飞驰而来的择车，它的车头车身撞击、车轮碾压，磨损成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太婆，正是将我的堂弟分割成二十四件碎片的。我无法想象，当我那温柔像女孩子、潇洒得像歌星的堂弟，被分解成二十四件碎片后会是什么样子。他出生时我不在，他小时候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堂弟的告别仪式我没有去，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同意我去，原因是我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怕我受到刺激，怕我伤心过度。不管天翻地覆，并且成为大队干部以后，我们总得生活！这是赫劳伦斯的话。家里人虽然不会说这句话，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他们说±有老、下有小，这个家还得靠我支撑。这样我就没有去，我也就没有目睹那二十四件残片。
但是这二十四件残片现在放在了这里。每一件上都写着我的堂弟的名字，不是么？不该你躲开的你永远不龙够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