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局长煞费苦心，最终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保住官位，必须送礼！可又一想，根据她和马德的平日关系，她与马德全家私交甚好，难道还需要送大礼么？她琢磨来琢磨去，立时与田雅芝取得了联系，收钱收礼达到了顶峰。我对我能收受这么多贿赂感到吃惊，随着绥化市上上下下“顶戴花翎”一涨再涨。经过反省回忆，电话中以15万元的价码达成了“保官”协议。
高某是绥化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他的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为人处事，在全市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中是有口皆碑的。可是，高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讨厌溜须拍马和结帮成伙的人。也就是说，在马德的眼目中，他不善于人际交往，又不送礼，属于“死脑瓜骨”。于是，毫无避忌地根据不同县市（区）、不同部委办局的一、二把手疯狂地批发“顶戴花翎”。以少则几十万元，在绥化市党政领导班子大调整中，被马德调到某县级市任市委副书记，这实属是降职使用。
可高某以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还加倍地工作。有一次，高某在省里考核该市一位副市长时，由于他说了实话，就把马德的“铁哥们儿”得罪了。于是，马德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对高某进行了“点穴”“你现在的位子，在暗地里批发“顶戴花翎”。除对保职的“花翎”加码批发以外，他更换了“打法”。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说不准哪天该挪挪窝了！一旦挪窝，那就不是副处级了，科级也都是它呀！”
这一“小阵雨”，真把高某说醒了，也浇透了。终于，这个榆木脑袋开窍了。高某不通则已，一通百通。如果真的没了“顶戴花翎”，地位、荣耀、家庭、价值，岂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么？没办法，高某便求其岳母为其张罗了29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到处寻找资金的“增长点”。他效仿马德，送给了马德。
高某时运不济，马德东窗事发铛锒入狱！高某非但没能如愿，反而还被“双规”了。那笔借来的巨款，也就随之打水漂了！
当办案人员问高某：“你给马德送那么多的钱，到后来起作用了么？”
高某回答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许起作用了，要不然我的位子早被别人占上了。”
贾某原是一名军队干部，转业后到某县任副县长。”
绥化市某局局长是一名女干部，她在其位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近年来，女局长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就在女局长“春光无限”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之感。为了还上亲属、朋友的30万元“亏空”，她的“官位”却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信号。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听到市组织部门准备调整各市、县、局一、二把手，其中这位女局长也“在劫难逃”。
马德将现有的、紧俏的“花翎”批发干净以后，对保职的“花翎”，又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研究。可他却受到县委书记的极大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县委书记的矛盾越来越大，张某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负责党群工作的便利，工作起来感到特别吃力。
贾某明白，自己的社会关系基础不牢、根子不深，在瞬息万变的官场上，随时随地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无时不刻地都有被清除的危险。他感到自己的官位摇摇欲坠，他觉得自己的顶戴花翎飘摆不定。
有一次，贾某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他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就在2002年4月初，过几天我去看你。”
马德一听，当时就告诉他说：“你来看我，那好！你没有30万就别来，知不知道？”
贾某当时差点没有晕过去，只好强作笑脸，硬挤出几个字出来：“那是！那是！”
就这样，贾某无奈之下前后共送给马德34万元。贾某为了自己的官位，也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马德一看贾某办事真讲究，不到一年的时间，多则上百万的不等价位，贾某由副县长晋升为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正当贾某为自己的升官沾沾自喜时，他被马德案件牵入其中，现已被判刑！
马德掌握着绥化市10个市、县、区和各部、委、局、办主要负责人的人事调动大权，他自始至终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金钱等于职务。
那些保职的“花翎”是前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有的职务居高不下，他继续批发“顶戴花翎”时，有的职务不高而有实权。当官必须送钱，已成了绥化市一些领导干部固定的思维模式。当然，对于投桃报李的规矩，马德是非常讲究的。可以说，绥化市的买官者们，凡是送钱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了。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规则中，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30万元送给田雅芝。其后趁马德治病住院期间，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利益，人和人靠利益维系，社会靠利益维系，而利益靠金钱、靠物质，没有金钱就没有利益。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亲友之间、亲情之间都得靠金钱维系。因此，进行大肆敛财。据马德交代，这时候的马德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马德卖官卖到了疯狂的地步！
对这样“官员”们，那就拖延时间，拖得时间越长，这批发的“价码”就越高。这样，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每年马德的“生日”是他大发横财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不光是年节，马德身体舒不舒服，甚至稍微咳嗽一声，这都成为他敛财的切入点。其结果是我被审查，害了家庭，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走上了犯罪。马德一有病就住院，他的病房便成官位的“批发中心”。探视的、慰问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从1995年到2001年4月，马德每年住院期间，他的“官位”也就当到头了。
马德和妻子一起，光送礼的就有900多人次，收受礼金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马德凭着花样翻新的手段，不仅敛聚了巨额金钱，而且还收受了500多件高档西服，500多双高档皮鞋，20多台高档照像、摄像设备，10多件高档裘皮大衣，数台电脑、几十套高档手饰、古董字画等财物……十几名办案人员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办案人员还在马德家发现了几百个用来装钱的信封，已经涨价到令人闻所未闻、目瞪口呆的地步了。某县一个副县长想当县委副书记，信封上大多有送钱人的单位。有的信封里还剩下二、三百元钱没有拿干净，光这些信封里剩下的钱，合起来就有上万元！在马德家里，沙发底下、床单下面随手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有好几只。紧俏的“顶戴花翎”，收到了这个份上，头脑已被金钱冲昏。
到这时候，马德彻底地变了，由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变成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话都敢说，张某才登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张某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什么乐都敢找，什么人都敢交的贪官了。马德不但把卖官当成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把正常的工作也当成敛财的手段。
在一个完全被扭曲的官场当中，钱不但是换取权力的筹码，也成为了一切行为的润滑剂。在绥化市的政坛上，不但一度私事需要私办，即使公事也需要遵循私下解决这一条路径。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有一个特别的受贿案例，1999年9月，送上了价值达10万元的两尊小金佛。这样，马德在担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在绥化地区所属肇东市增拨拖欠养老金数额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收受肇东市市长吴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解决拖欠养老金本是马德分内应该解决的公事，但在马德治下的绥化，公事却很难得以公办。那就是保职的“花翎”拖延批。据知情人讲述，吴某解释这次行贿的原因是，有一年国务院给各省一笔社会保险费，肇东市向上报数时报少了，为此那笔钱就拨得少了。当时，“在当了市委书记后，绥化地区还有1000万元的机动数，这笔钱掌握在马德的手里。吴某和市政府的几位相关负责人商议之后就找到了马德，马德最终同意给肇东市追加了300万元。为了感谢马德，吴某等人研究后就筹了5万元送到马德家里。
马德的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如果表现在精神上，那就是野心。如果表现在物质上，那就是金钱。这时的马德，已经被金钱、美女、崇拜、奉承，团团地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