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不收年年种
坚持最后五分钟！这应该是我在部队受到的教育了。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些被称作领导或者同志们的人，都在我耳边这么吵吵。在早期的关于战争的电影中，我军的统帅这样对部下说过，好像蒋委员长也对张灵甫说过，那时候张灵甫正在孟良崮上，坚守，并等待不可预知的结果。
孟良崮在我老家不太远的地方，在战争史籍里，孟良崮代表着最后的地盘，是无论谁都想拿下或者坚守的一块高地。而对于老百姓而言，这块缺土缺水难以攀越的巴掌大的山顶，种庄稼也没多少收成，有点鸡肋的意思。
我现在就有一种站在孟良崮上的感觉，我说的不是张灵甫那种对于战略要地寸土必争的豪阔，而是像农民那样手里抓着种子，却有着要不要继续撒下去的迟疑，因为我不知道这块土地还有多少地力让我的庄稼增产。
从事法制纪实文学创作将近十个年头了，每次出书的时候都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写几句话当作后记。想想，前面几十万字都写了，也不在乎画蛇添足再多说两句废话。可是，这次写后记，我突然有些农民面对贫瘠土地的悲哀。十年来出版过二十多本书，但从第一本的《北京大案》和目前为止的这一本，并没有多大变化。案件类型上没有什么推陈出新，无非是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我总是希望看到犯罪何时不雷同，可是没有，甚至连犯罪手法都那么老套；我的写作方法上也没有更多的变化，无非就是通过案件故事的描述与评说，讲出一点所谓的人生道理、法律观点或者引以为戒的提醒；而图书的发行上，今天的印数跟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我遇到了创作上的瓶颈，这种感受是跟渴望增收的农民一样的。
在法制纪实的道路上走了十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曾经多次尝试过想要改变些什么，希望有所突破，但是突破何其艰难。一般而言，一个案子的文字容量基本都在几千字到几万字的范围内，想改变也非常艰难。我也曾经想过要放弃这块阵地，去尝试别的文学样式，但是，媒体不停地约稿，还有那些叫作稿费的散碎银子维持着我的生活，我仿佛只得按照老套路去写，按照读者的口味去写。
当然，往高尚一点说，我所做的事情，是为这个时代记录下法治进程中的一些经典案例。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我必须用我的文字和所能掌握的全部素材，真实地记录下时代背景下的那些轰动一时或者具有时代特点的案件，还原案件真相。这是我一直坚持出版《解密中国大案》系列图书的本意。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而言，这些文字也许还有一些文本意义上的价值。
庄稼不收年年种，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知道这句话。此刻重提的另一层意义，是除了做文章之外的精神层面上的。人生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需要坚持和坚守的，比如祖辈们是不贪的，就像种庄稼，一茬接一茬，祖先们并没有一下子增产多少斤放个什么卫星的热望，却养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贪的人，但我却发现了自己的贪念，前几天去台湾开笔会，从寺庙里拿了很多佛经，回来的时候，足足有二三十斤重。要命的是，这些佛经我不可能全部去看，而那些不看的，就是我贪的。
这个念头是我看到一位作家只取了一部佛经才领悟到的，这位作家一心向佛，我们两人离开庙门的时候，一个抱着十几本，一个捏着一本，在我心中，贪与不贪，高下立判。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掰棒子的熊瞎子。
当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在没有当上将军之前，还是先当好一个兵，这仿佛比当将军更重要。就像种庄稼，在还没有像袁隆平那样找到超级稻种之前，还是先踏踏实实翻晒土地，多流汗水，养家糊口也很重要。
那个作家只取一本佛经，对我是个启发。是应该好好集中全部精力写好一个案件的时候了，说不定这就是一个增产的突破口。似乎，这就是我增产的稻种。下一步，我将会集中精力创作一本叫作《庄奴》的书，这是关于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的长篇纪实，我跟踪采访了五年，我试图解密杨彦明留下的种种迷局。似乎，这本书是更值得期待的。
最后，按照俗套我还是要感谢一些人，比如为我的书作序的王振清院长，他是一位很仁厚的领导，也是侦探小说界有名的作家，对我创作的支持很大。还有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比如马强、靳学军、毕东丽、范跃如等。另外，这本书中有几个案子是我与法院的同行祝兴栋、乔学慧等人合作的，还有一些照片是高志海、李佳、常鸣等人拍摄的，虽然我拿来用是经过他们允许的，但不能掠人之美，需要感谢一下他们。
这是2010年1月3日，窗外狂雪飞舞。古人说，瑞雪兆丰年，好年景似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