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1
八牛为朱，引领日月同行——预言朱元璋开国
《推背图》第二十七象 庚寅
谶曰
惟日与月 下民之极
应运而兴 其色日赤
颂曰
枝枝叶叶现金光
晃晃朗朗照四方
江东岸上光明起
谈空说偈有真王
明孝陵，坐落于南京市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珠峰下，其所处的优美环境、宏大的规模和独特的形制，无不令前来参观者惊叹。然而，在这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的陵寝中，最特别之处应是陵前那块高3.85米、宽1.42米、厚0.38米的石碑上所书的“治隆唐宋”四个字，意思是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
这般直白的称颂之语，显然像是朱元璋自己授意或是其子孙阿谀留下的溢美之词，事实上，给予朱元璋这么高评价的，是后世一代传奇君主——康熙皇帝。清朝康熙皇帝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礼，其中所含的仰慕与惺惺相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石碑上的四个金字是康熙第三次南巡时（公元1699年）亲笔题书，并由曹雪芹的祖父、当时的“江南织造”郎中曹寅立碑。
将朱元璋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帝王与唐宋两朝的明君相提并论是否恰当，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却十分确定，那就是朱元璋能从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者登上帝王之位，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且不说本就是贵族出身的太原李家，单是与曾为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相比，朱元璋显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穷二白，与邵雍所作《梅花诗》中的“毕竟英雄起布衣”暗合。
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元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根据清人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的记载：“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所以，朱元璋刚出生便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名字——朱重八。
对于排行老四的朱元璋来说，他有着和父母、兄长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摆脱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清苦生活。但那毕竟是梦想，现实中他仍然继续着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的平淡日子。
或许真如亚圣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瘟疫——降临到了朱家人的身上，17岁的朱元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亲和兄长死于瘟疫，却无能为力，甚至连好好安葬他们的可能都没有。对此，朱元璋始终心怀愧疚，每当忆及此事总是悲痛不已，故而有了他在《皇陵碑》中写下的“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骤然经历家破人亡的朱元璋为求生计，被迫入皇觉寺为僧，成了一个每日收拾打杂的小行童。别说是寺院中的其他人，想必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想到，他就是“谈空说偈有真王”中的那个“真王”。
考验还在继续，为糊口而为僧的朱元璋入寺不到二个月，就因荒年寺租难收而被迫外出云游化缘，自此他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流浪生涯。这三年间，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阅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善良与邪恶、勇敢与苟且，正如他晚年时对自己的子孙所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也就是在这三年的历练中，铸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
再次回到皇觉寺的朱元璋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了，心中想的是“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汤沸”，所以在看到儿时伙伴汤和邀请他参加义军的信，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朱元璋放下手中的钵盂，投到了红巾军郭子兴的帐下，这一年朱元璋25岁，他的人生才正式开始。
凭借着机智的头脑、清晰的条理和谨慎的个性，朱元璋发现自己竟然很有当军人的天赋，从普通的士卒到郭子兴军中的九夫长，再到独当一面的亲军元帅，他面前的路越走越宽了，正是“江东岸上光明起”。在《拂晓行军诗》中，他曾这样写道：“忙着征衣快着鞭，回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成雨，七八个星犹在天。茅店鸡声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推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可见，他不再是只求温饱、谨小慎微的农民了，他想要“社稷山河”。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做过这样的评价：“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显然，此时朱元璋性格中的“豪杰”与“盗贼”占了上风，因而能于乱世之中脱颖而出。他以应天为根据地，平陈友谅、灭张士诚，实现了南方的统一。
在刘基的辅助下，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纳陈纪，救济斯民”为纲领，做出了精密的北伐部署：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次进河南，切断元朝的羽翼；再夺潼关，守住元朝的门槛；后攻大都（今北京），逼退元朝；最后便可将整个元朝收入囊中。
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朱升“缓称王”的策略指导下，直到胜利在望之际，朱元璋才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在南京登基换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至此，“惟日与月”的明朝，已属“应运而兴”，而“其色曰赤”的朱姓则成为了“下民之极”的真龙天子，“朱门不是旧黄畿”（出自《梅花诗》）。新的开始已初现端倪，只等旧的彻底终结。
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见已无力回天，便率后妃、太子等人弃城向北逃亡，又回到了他的祖先最初的来处——蒙古，大元的时代也随之遁出了历史的范畴，实现了刘伯温所说的“大明一统世界”。这一年是农历的戊申年，即土猴年，故而有《万年歌》中预言的“土猴一兀（即元）自消除，四海衣冠新彩画”之说。
事实上，以明代元，改变的又何止是“衣冠”。从农民阵营里走出来的开国君王朱元璋，看着自己用双手打下来的大好河山，自是无限感慨，也无限珍惜。再加上，他经过战争的劫难和百姓的离乱困苦，自然清楚地知道，要想从头收拾山河，第一步就是休养生息。因此，他曾说道：“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
为保证百姓之“根”，朱元璋“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不浪费他们的钱财。因此，他将执政的重点放在了惩治贪暴、整顿吏治上。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一朝的刑罚让人闻之生畏，以致几百年后的文豪鲁迅对此也大为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
重典，因此也就成了后世之人指责朱元璋的一个有力证据。此举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为了巩固政权，但同时也是朱元璋保护百姓利益的举措，虽未能做到杜绝腐败，但当时的吏治还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澄清，《明史？循吏传》里记载，明朝历代，仅洪武一朝的清官数量就占整个明王朝清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不仅缓和了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明初完成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的有力保障。对中国古代的百姓而言，这已经算得上是“枝枝叶叶现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的太平治世了。
但是朱元璋的强势，使得他倾向于刚猛治国，从而为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蒙上了一层阴影，就连他自己也曾一再申明：“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子孙们治平世，刑当自轻。”或许他也担心自己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会因自己的重典而如秦朝般稍纵即逝吧！
预言纪：
《梅花诗》中的明朝预言
北宋时期易学家邵雍所作的《梅花诗》，共十首，其中第四节预言的是明朝：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