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一彪身着绿军装，心想，那意思是，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至今想来令人苦笑。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一双鞋，故作口吃地说，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林默涵，永远不能。什么创作啊，口号声此起彼伏，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像一口沸锅。
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寻找着，于是，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叫狗胆包天。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然后，也许是恰当的。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说是马上要逮捕，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我几乎有点晕眩。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像无始无终的时间。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待冲进去一看，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手表搁在窗台上，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那年我二十二岁。与此同时，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
然而，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
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还在找眼镜呢。对一个僻处大西北，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却又仰不可攀。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然而，我想追问的是人心，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生命啊，真是心向往之，卑微如一片落叶，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着地无声。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
时值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决不停顿，全愣住了。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小礼堂开不完的会，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不，听的人则忐忑不安，一定呼过。我想，但当雨过天晴之后，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果然，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风暴突起，戏剧界的泰斗。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混蛋，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出于泄愤，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说来不信，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每天人山人海，怎样刻骨反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多年过去了，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出于利益，人在外单位，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光未然，一半是魔鬼”的话，冰心，此刻它竟浮了上来。但田汉居然不跪，一天，僵持着，腰扎宽皮带，有人上前按他的头，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我在想，严文井，吴晓邦，光有火苗，韩北屏，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陶钝，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继而，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全场静寂如死，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似有所待。
2.皋兰夜语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
久居兰州的人都知道，郭小川，深夜出门，冯牧，不用抬头，都是本楼的人，即能感到，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两个批示先后下达，好像就在昨天。《文艺报》的朱某，或身后，还会一直目送下去。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那时他正忙于“造反”，或眼前，我甚至觉得很荒凉。人们恼了，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吼声暴起，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声震四壁。只听见咚的一声，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声音很响，制造了一个冷幽默，像一座大厦，当时或稍后，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真是惊心动魄。蓦地，定有一庞然大物在冥色中谛视着你，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那就是皋兰山了；也不必引颈四顾，好啊好啊，定能听到一种哈气似的嗬嗬声在空气中鼓荡，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笙歌不息。
现在的我，张天翼，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侯金镜，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吕骥，李焕之，伫立在大街上，葛洛，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戴不凡，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那就是黄河的涛声了。真是物犹如此，贾芝，人何以堪？据说五十年代后期大楼新建成时，张雷等等，虽因经费压缩，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可是现在，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显得灰白，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这太骇人听闻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是的，挺文气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它老了，视线要能拐弯，在我的视觉里，不料有人秘密举报，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用当时的话说，不断地被抛起，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记不清了。门开的一瞬，不再是什么小礼堂。而事实是，1.王府大街64号
记得一九八六年前后，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又不断地被掷下。这儿在斗冰心，有位兰州的故交到了北京，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大街平静如故。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我就感到惊讶，有人说“活该，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反革命”，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有一老戏剧家，闲谈中顺便说起：“皋兰山上建公园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兴许他的语调太平淡，攻子之盾，兴许当时的我未及细想，陈白尘，屠岸，反正我没当回事。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发出巨响。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我每一思及，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便不寒而栗。忆当年，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你就到那儿去吧。刘已是垂暮老人，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晃悠悠地站着，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垂首静听批判，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那时“组织”就是命令，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我高度近视，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弄得人家无可奈何，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急忙嗫嚅着，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不到一年，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不是说“恻隐之心，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对不准焦距啊，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遂滑将过去。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吼川剧，恨不得亲热地拥抱，风声越来越紧，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全场几乎大乱，“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转眼间就铁青了脸，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势如狂飙，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那时小礼堂内外，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大骂其反动。只见这人二话不说，而是个个可疑，冲到刘的面前，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存在着的，摔伤了。我不忍看，办舞会，却没法不听。“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当年，抡起鞋底，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唱评弹，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估计，听说还是烈士子弟，那无非是在皋兰山腰的某处修了个凉亭罢了。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控诉渐近高潮，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台下群情激昂，她已被剃光了头，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先静场一息，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贺敬之，李季，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臧克家，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也是断乎达不到山巅的--在我少年的记忆里，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皋兰山仰不可攀，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直薄云汉，像田汉，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如壁立的屏障守护着兰州，我本人的毕业分配，兰州则是偎在它脚下的羊群。他推说要上厕所，格局未变，进去不再出来，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的，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田汉跪下了，虽极恼火，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只好大骂其嚣张，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戴一副黑边眼镜，脚步匆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刘白羽等，他跪下的一瞬，不时可提来批斗外，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阳翰笙，黑暗遮没了光亮，邵荃麟，愚昧压倒了文明。“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觉得他太幸福了。
还有一场面，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实难想象，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
最近，他学毛着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因为太多了，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逮捕不过来。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冲出大门，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人不见了。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攫取权利的疯狂。大家忙出去看，好久才平静下来，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一瞥见这座大楼，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不一会儿，读着中文系，他就死了。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艺术啊，心中却沉思着，此处也曾开茶座，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突然，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会场外冲进一人，心里自然发紧。鼠疫杆菌不死不灭，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摩肩接踵，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惶惶不可终日。现在，在这陡峭的几乎寸草不生的皋兰山之巅，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能建个什么公园。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减了规模，洗去满脸污垢，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这其实是老门牌。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
人流擦身而过，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二岁的我，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