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次搞差额选举，难度不是很大，而且要求“两人选一”并非单独对三爷一个人的苛求，三爷没有必要这样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嘛！可这就有点太不理解、太不体贴三爷了（三爷知道会发火的）。在作者笔下，三爷是个诚实、怯懦、谨小慎微的人，对这个特定的人来说，选村长的事落到头上（尽管不是落到他一个人头上），倒也确实棘手得很哪。首先是，“只能选一个，选两个作废”的办法，在他看来无异于“一个闺女许给两个男人，叫两个男人去争一个闺女，能不头痛吗”？显然，三爷尚停留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状态，缺乏起码的民主文化意识，于是“选”出自己信任的、能为人民办好事的人的神圣权利，在三爷那里就变成多余的负累了。但是，倘若设身处地地替三爷着想，就又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既然要“选”，就要“想”，而这种“想”对三爷是不堪承受的重负。是三爷太懒惰了吗？不，三爷很勤劳，好不容易整治得家业兴旺，儿孙满堂。问题在于，“想”，意味着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做主，而三爷多年来则是不愿“想”、不会“想”，以至不能“想”了，现在突然要他在极短的时间学会“想”，做出抉择，他能不憋出病来吗？正像小说写的，三爷作为一个尚未摆脱愚昧和麻木的老农，“他的头没有用过，就是用过也是小用，没有大用过”，“他的头娇生惯养年代久了，就不会想了，一想就痛，又是大用大想，就痛得更狠了”。那么，平时遇事他不想，谁替他想呢？上级、领导，具体地说，就是王支书。三爷说，“抬出我和王支书抗膀子，我可担当不起。”尽管村里的年轻人很看不起三爷的畏首畏尾，但三爷的“只听不想”的哲学未必没有市场。上点岁数的人都服三爷，说：“跟着三爷走，四季保平安。”在这里，作者委婉而颇含深意地指出，三爷之所以面对民主选举手忙脚乱，其源盖在于“惟上”的奴化心理作怪，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酣睡。这貌似滑稽，其实是并不鲜见的实情。那些把普选证丢在不知什么角落里的人，比之三爷又能高出多少呢？
我想，单单指出三爷的抉择之难，怕得罪人，怕动脑筋，惟上是听，还不是他缺乏民主文化意识的全部，只有在正面写到三爷的选举心态和选举标准时，才见出了一点深度，也才见出了三爷的不懂民主和不会使用民主的窘迫。三爷何以在张文和李武二人中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呢？是掂量谁更能为群众办好事，谁更具有改革精神吗？不是。三爷的标准是，一看支书对谁好，二看谁对自己好，除了“惟上”就是“报恩”，其实惟上也与报恩有关--当年王书记曾经手下留情，没有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近来又帮他当了养鸡专业户，此恩不能不报。而张文和李武又各有恩于他，这就不能不难坏了三爷。说穿了，让三爷为难的并非民主，而是他自己的择人标准在民主面前的无法实施，他只好迁怒于民主罢了。在小说的调侃笔调中，张文、李武二人并非不能分出高下；张文是个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的机灵鬼，拍马屁而不留痕迹，颇得王书记的欢心；李武则是磊落、耿直、不顾情面、富有改革精神的人，幸好王书记还不糊涂，使他也得以跻身候选人之列。可惜，由于三爷苦苦追究的是王书记的好恶和他们二人对自己的恩大恩小，真正的优劣反被放过，民主的真意丧失殆尽，选举的初衷便被弃置一旁。这才是民主所遭遇的悲哀呢。我们尽可能笑话三爷，但也不妨扪心自问，我们的择人标准，隐秘的出发点，比之三爷又高明多少呢？也许你有堂而皇之的外表，你有高深的文化，你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民主的来由和定义，但你的西装后面藏着的一颗私心呢，大约并不比三爷光亮多少。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三爷的窝火，恼羞成怒，含有这样的委屈心理，即：你们把我塑造成这样，到了遇了事情，就又不管我了，叫我怎么办。不能说三爷的愤慨全无道理，也不能说三爷性格之形成没有极悠久、极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我们无须详细罗列文化积淀之类谁都知道的道理，三爷的人格萎缩至此，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说他在选举面前的惶遽，背后有整个庞大的传统文化的阴影。但太古老的不说，近因有没有呢？也有。比如几十年的大风大浪，年年都有人挨批挨斗，而三爷居然落得一身清白，平安无恙，不能不说他是善于总结经验的。三爷的惟上是从，惟上是听，也未必不是一种省事和省力的智慧。这是不能全怪三爷的。就拿王支书来说，这一回他是守口如瓶，死活不肯透露他心目中的村长是谁，算是坚持了一回民主，可是平时呢，过去呢，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被李武斥为“酒党”。可见，三爷的惧怕民主，逃避民主，视束缚为正常，视民主为灾殃，固然比较极端，是站惯了不敢就坐的表现，而村里其他人的民主也还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大有提高之必要。所以，三爷的精神能否解放，民主观念能否树立，确乎不可能单独完成，有待于整个文化环境的改善，就这个意义上看，三爷的牢骚不无道理。
三爷在向支书摸底碰壁以后，大为光火，骂道：“你不给老百姓做主，老百姓也不给你做主，咱看看谁日哄过谁？”他采取的绝招是，金蝉脱壳，逃之夭夭，在选举的当天，天不亮就率领全家上山打野菜去了。这可真是：民主来了，三爷跑了；民主下乡了，三爷上山了，令人又一次忍俊不禁，只有苦笑的份儿。不过，仅仅把三爷的此举视为胆怯，未免太简单了，三爷终究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决策也自有其智谋。其要害在于回避矛盾，静观事变。这一战法也不是三爷的发明，在我们民族的古旧簿子里早有记载，鲁迅先生也早就慨叹过，中国的好多事情包括改革，无不坏在这种不争、贵柔、回避、敷衍之中。
关于三爷的行止，我们大概只能说这么多。《问天》是一篇政治文化意识比较浓厚的、带喜剧味儿的小说，这也是作家乔典运一贯的风格。他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满票》，与《问天》可为姊妹篇。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的眼光和表现的手段。如果仅从表层看，这小说比较直白，若放进广阔的社会生活，你会觉得它是小人物、小悲欢、大主题、广意蕴，整篇小说甚至可看作一个寓言。作家把习焉不察的、人人心中有的东西，加以集中，赋以诙谐的笔调，是经过一番提炼和深思的。它滑稽、好笑，却并无夸张。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作者是牢牢把握住的。作者之于三爷，既无冷嘲，也无热讽，甚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不明显，更多的是同情、理解、善意的揶揄，就像农村的老伙计们互相开玩笑似的。这大约与乔典运多年的农民身份有关。
三爷，您老受累了，但您睡得太久，也该醒转来睁大眼看看这热闹的世界了吧。
一九九五年二月
18.宠物与人
在《广州文艺》上读到残雪的《索债者》，很短。平实、易懂，全然用白描法写日常事象，读着读着有些疑惑，此残雪是否彼残雪，那个残雪的东西读起来可是很费劲的，读完后细加寻味，发现一目了然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意味，就又可以断定，此残雪即彼残雪，那个写《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的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