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由抬头看看他床头挂着的输液卡。上面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苏桦。六十七岁。
四
上午去苏桦家看望他妻子梅大姐。
我调整一下情绪，快活地说，等飞机票。
她去医院了，一会儿就回来。苏映曦说。我说苏桦病房那个空调机噪音太大，病人怎么受得了？能不能修一修？他说这里的空调机都是这样的。他说爸爸这样的医疗条件够好的了。
这样看问题的，真是苏桦的儿子了。在娘胎里就知道不计条件。1946年底苏桦带着一支敌后武工队打游击，梅大姐怀着七个月的孩子随干部大队撤往山东。产妇编成一队，每日也得行军四十里到八十里。所以都是顺产。把高粱秆扎成一个篷，产妇往里一躲，找人，再用劈成两半的高粱秆自己割断脐带，然后在腰间扎一布兜，兜上浑身血污的婴儿继续行军。这些孩子很有些叫“小兜子”或叫“路生”的。梅大姐正要在地里生产，遇上一位山东老乡把她拉进家里。梅大姐有幸上炕生育。虽然是个把她冻得下巴骨咯咯直响的凉炕。7月8日飞回合肥机场就肝昏迷，直送医院。后来她说起这件事，还哈哈地拍手，说她这一生真有几件最幸福的事，应了她的名字：梅福林，福如森林。
因为是到了鲁西生的孩子，所以起名时取一“西”字，又因为与苏桦互相通信几十封。可谁也收不到谁的信，不知对方牺牲了没有？这孩子便是苏桦的一个影子，于是孩子叫影西。影西在50年代受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教育，怀着对“西”字的警觉，自己把名字改成谐音的映曦。
我问映曦苏桦与梅大姐的工作简历，我说。
几个朋友相约在宾馆会合，他竟是说不全。我像查户口一样地问，他干脆摇头了。从小苏桦不让他对人说他是哪家的孩子。他也讨厌人家说他爸爸是副省长或是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他也不想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他小学六年上了九个学校，都是因为苏桦工作调动频繁。他印象深的是中学时苏桦要他每逢假期回外婆那个村里劳动，不得少于二十天，而且要带着生产队长写的劳动评语回家。他和老二，两三岁时都被送到滁县地区托儿所。一年里苏桦和梅大姐去滁县开两三次会，捎带着看看儿子。脑子还是像水池。这个托儿所，每星期天没人接的孩子，除映曦兄弟外，还有一个烈士的遗孤。
苏桦后来要帮助一些贫穷乡亲的孩子，每月寄十元、十五元、二十元不等。他自己的六个孩子，从小都没福分喝上牛奶。映曦现在有时出差住宾馆，早餐供应一杯奶。他要不是不愿意浪费，是断然喝不下这杯奶的。
映曦看看手表，还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说妈妈怎么还不回家？明明省里给配好了小车，她又坐公共汽车了。从医院到车站，从车站到家，都要走很长的路，又是三十几度的高温。我知道映曦开始担心他妈妈会不会途中出什么事了？只是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流露出来。
梅大姐真不该不坐小车的。我说。
老二昨晚在苏桦身边值夜班，正在睡。老三我在医院见过，名叫珠江。因为是1952年苏桦任江苏江浦县县长时，在县城珠江镇生下的。她老是穿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叫谁也记不住的衣服。这就上医院看他，我正好到合肥来玩，听说他病了，就来看看他。珠江在十六岁时一个人下放在生产队里，住一处破房。她发疟疾，高烧。外边下大雨，屋里黑乎乎的好像听到有人唤珠江！珠江！又是幻觉。幻觉里看到爸爸站她床边。使劲睁大眼睛看看，爸爸全身湿透，脸上被泪水打湿。当地是粘土，雨后一步一陷，有的想避而不问他的病情，苏桦带着浑身泥浆，搀着女儿珠江，上了回合肥的火车。
珠江在苏桦的病房里和我讲起这事，然后没头没脑地加了句：爸爸对我们可严了。然后愈发地哭着。
老四是1953年苏桦到定远任县委书记的时候生的。定远曾名曲阳。50年代初的人心中盛满了歌曲和阳光。老四就叫曲阳吧。老四也是1970年下的乡。后来，她上班的单位不承认“文革”中毕业的中专生，她这个工人就不能转为干部。熟悉的眼神，熟悉的闪亮。这批中专生，在很多单位都转干了。苏桦说句话，老四自然就转了。干什么不一样？苏桦说话了。于是直到今年7月初，老四被单位提为副科长，自然转成干部。苏桦不愿让刚刚上任的副科长分心上医院。我终于也没看见过她。
我握住他的手，怎么这么软弱，像婴儿。
映曦不安地站起来走动着，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离开医院快一个半小时了！映曦淡淡的外表下，躁动着不可名状的焦虑。
可不会出什么事吧？我也不安起来。
老五扫着地走进屋来。她是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出生的，取名叫宪宪。很甜美的脸现在哭得小了一圈，可怜见的。于是想起她十六岁下乡时，一
我写这篇文章，纤弱的身子担两桶粪；粪把人压在地上。
“妈妈是不是在街上买东西？”映曦嘀咕着，开始用假设来自慰。我惶恐着，梅大姐千万千万可别再出什么事！我怕再受映曦的感染，上小屋里找老六去了。他就在这样的“空袭”中度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住比这好得多的北京干部病房。
老六是1956年苏桦提任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生的。当时正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所以取名：高潮。苏桦自然不会想到，他很快就会骤落到一个低潮，然后一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落到淮南化肥厂时，五六岁的高潮看到人家孩子由爸爸妈妈带着洗澡，而他就只得自己上澡堂。后来，苏桦在医院里抱憾地望着他：我从来也没有带你睡过一次觉。苏桦忘了，他甚至从来没有带他洗过一次澡。
梅大姐回家了。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映曦问。梅大姐打开提包，取出一个小暖瓶，说是给苏桦去买这个了。说着坐一边儿，静静地擦汗。一个六十二岁的人在三十几度太阳下走上两个来小时，都是他的朋友。大家说，这个热，这个累。但她安静得如同从楼上走下来似的。我说你快上楼洗洗脸，我这就要回宾馆了。
三
不知怎的飞抵了合肥。否则，她裹着一身汗就这么陪坐呢。
梅大姐喊了老二送我，让他告诉我怎么走到我住处。我知道他叫杭滁。当时苏桦随百万雄师下江南打到杭州，梅大姐留在滁县，因此得名。他1968年“一片红”时下的乡，后来一直在安庆当工人。一个地道的、道地的工人。只管干活，不管闲事。哪儿的马桶坏了、下水道堵了，他就去修，就是不说话。一听父亲病重，赶到安庆的长途车站，早班车已走。干脆在车站死等下午一点的班车。颠四个小时奔回合肥家里，出现冷场。大家注意，闷头先往空了一天的肚子里灌下三碗稀饭五只包子。现在这位年轻的七级工高耸着肌肉发达的宽肩，闷头在我前边走，一声不吭。空调机以它不可理喻的噪音干涉我们的谈话。我冲他的后脑勺说，好像在哪见过。“昨晚我不是在医院里？”他说。是了，昨晚我坐在苏桦身边，看见一个人走进来，坐到紧贴墙角的一张椅子上，再没出过声。我不会朝他看去，如同我不会看墙角。于是又想起，几年前我一定还见过他一次。1985年我在安庆参加一个经济改革的会议。苏桦在会上讲话、插话，使我这个一听数字就乱了阵脚的人，对经济学狂热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坐在苏桦屋里向他提出各种幼稚可笑的问题。会后我写了篇报告文学，叫《经济和人》。其中有一章《儿童经济学》，便是那晚谈话的记载。那晚谈话时，脑子里想的又只是他的病，有一个人招呼也不打地进来闷坐了一会儿，留下一包茶叶，又招呼也不打地走了。当时我只见经济不见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安庆当工人的杭滁。
前两次都没看到他的脸。但是，他的脸毕竟灰黯了。这次他又只给一个背。一个有力度的、执拗的男子汉的背。走到省府大院门口，他随手一指说一直往左走便是，于是转身往回走，还是给我一个背。我相信这样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向左走，一直地走。我知道大约走一站地便是，但是我已经走了不止一站地了。我问路人，方知走反了。应该往右。事后梅大姐告诉我，老二给喊醒后，懵懵懂懂中把我住的华侨饭店听成长江饭店了。在他爸爸那里值夜班累的。
苏桦在11日做CT检查后，约家人14日清晨去他病房。老四刚当副科长，忙，结果不知与他说什么好，别来。老五宪宪是不是要去马鞍山？其实不一定要去的，宪宪说。苏桦说，那个企业计划实现得不太好，还是去看看吧。如同这黯淡的病房。这样集合了四个孩子。苏家这么多年，没有一下集中过这么多人。苏桦望着老二，说过去打了你。老二杭滁说是自己太倔，爸爸打得对。苏桦的眼角滚动着泪水。他故意抬眼看天花板，不让泪水滚下来。本来他想好好看一看每一个亲人，结果见面这四十分钟里几乎一直看着天花板……
五
我本来只是去合肥看望他，现在我想写他，要让他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他看到，也不枉我和他相知一场。下午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走进病房，又是一屋子看望他的人，又累着了他。我坐到他身旁，说他病重。我走进厨房，都不忍心让他说话。说话伤气。我说，你太不注意身体了，否则也不至于……
竟然指责起他来！这可完全不是我想说的。他微笑。他不去。我也微笑。我记忆中，这一下午再没说什么。只是微笑。
六
谁也说不清苏桦自己到底清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他半年多以前就开始便血，厉害时一连二十多天。就是不愿检查。别人说他大意。梅大姐早在1987年，在一只他上锁的抽屉里看到一张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悄悄去放大的黑白标准像。他来不及打招呼就离去的话，权且用这张照片陪伴她了。梅大姐明白。她抹去泪水，把照片原样放回抽屉里。不说，不问，装不知道。
那回梅大姐对着标准像抹泪的时候，苏桦在滁河的一条小船上。正是三十七八度的高温，苏桦顶着一只无补于事的破草帽，沿河逐段研究抗洪救灾问题。7月9日，到了全椒县。人家给他联系好了医院、医生。装了泥土的麻袋在险工段上叠起了堤坝。坑洼、滑溜。年轻的秘书揪心地盯着苏桦的脚，收到一封合肥来的信，任何一瞬间都可能打滑、摔倒。六十五岁了，晒了一天，说了一天，直到半夜十二点，还在对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说抗洪。
全椒、定远、凤阳、肥东、肥西……苏桦早就说过，他要是死了，把骨灰撒在他打过游击的这些地方。当时他这么说，我不觉得什么，因为根本没把“死”字同他联系起来，因为全椒这些县的土地记载着的是关于他的生……
1945年盱眙县的高粱地头，在和敌人拉锯战的间隙里，拉得开开地坐着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二岁的小伙和一个甜甜的十八岁姑娘。第二年，他们随部队转移到淮阴县。老乡借给他们一块门板，再铺上稻草，目前只能做支持疗法。
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去看他的人，他们在门板上结婚了。苏桦和梅福林的婚事再简单不过。婚后的日子可不简单。苏桦带了一支三十来人的武工队辗转在敌后。敌人觉得指不定哪里就有骚乱，老百姓觉得同志们还在。老百姓的家就是武工队的家。“你怎么来了？”因为惊讶，因为高兴，他的眼睛闪亮着。也有人向国民党告密。掩护武工队的老百姓被抓到全椒枪毙了。没有被枪毙的老百姓还是掩护武工队，还是能把苏桦他们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苏桦一行包抄了告密的伪保长家。苏桦上前敲门。他的警卫员小夏猛地把他一推，屋里射出的子弹断送了小夏年轻的生命。苏桦的另一个警卫员也牺牲了。头被割了，挂在肥东古城的集市上，他叫徐国富。
小夏、小徐的姓名，如同滁河流淌在苏桦心里，如同大别山矗立在苏桦心中。地处大别山的金寨县，出了六七十位将军，献出了十万儿女，死在反动派手里，甚至死在“自己人”手里。张国焘们把有不同意见的人打为“托派”，进行肃反，枪击、刀砍、石砸、活埋。1987年9月中旬，再去。情况是这样的：他做B超和CT检查均指示肝上多发性实质性病变。胸片发现双肺转移病灶。可别出现冷场！
当晚我们走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四楼他的病房。会诊结果认为原发灶可能在结肠。查清原发病灶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了，苏桦去大别山视察计划生育工作。这种视察，如果到县城听听汇报，晚上看看电视，也无可厚非。苏桦驱车顺着窄窄的山路，经过不知多少个险象迭起的急转弯，直奔离县城一百公里的大别山腹地……
七
又是一个早晨。护士拿着输液瓶走进病房。怎么样？她问。还好，苏桦说。我回头看看坐在一旁的梅大姐，她才不相信这个“还好”呢。她对我吐舌头，缩肩膀，用眼神指指苏桦。再看苏桦，他皱眉，又皱眉。是肝部在痛？
“今天你要吊在哪里？”护士一边挂输液瓶一边问。
然后竟无话。在真人面前说假话竟是这么难。事先说好一定要避免的冷场还是出现了。我和他本来无话不谈的么。我即兴拽来一个话题：“官倒”。他滔滔起来，胸脯竟然大起大伏着，我真怕这样会不会挤压、弄破了他肝上突起的癌肿瘤。他越说越激愤。妈的！他骂，极响亮的。
“吊脚。吊脚是个好办法。”苏桦不无得意地向我显示他还能活动的胳膊。入院前他正好在北京。
“你要吊快些还是慢些？”
“能快就快。”
我问今天大约吊到几点？说是大约傍晚六点。唉！
我看到苏桦小腿上有一个大疤。是不是这儿负过伤？梅大姐拍着手笑起来，说这是革命虫咬的。什么革命虫？革命虫就是虱子。战争时一抓一把虱子，很多人都长了疥疮。
梅大姐笑得两手撑住双膝，仅仅是为了让他看到。
二
前些天，两条腿都跷了起来，然后轻捷地走到苏桦床边，给他的小腿挠痒痒，又轻柔地把他的裤腿放下。苏桦的身子在梅大姐的爱抚下，放得更舒适了。
八
这次到合肥，我第一次见到梅大姐，她特意从汽车里钻出来，端详我：“让我看看你！”然后才同我一起钻进汽车驰往苏桦那家医院。这么平静，这么泰然，而且还有心顾及苏桦之外的别人，譬如我。有人说，要是没有梅大姐，十个苏桦都死了。
九
1958年，省里让蚌埠专区书记苏桦兼任重灾区五河县委第一书记。该县人称五叉口。就是不愿在北京检查身体。县内纵横着淮河、潼河等五条河。年年涝灾，冲着水池掉泪。脑子像水池一样空白而沉重。然后打电话，县城里边也能撑船。1958年初春，五河百姓开始浮肿，五河县外开始刮“浮夸风”。为什么别的县放高产卫星，你们五河的粮食上不去？我没本事，我搞不上来。苏桦说。他参加革命以来步步告捷，但如今需要的不是捷报，而是虚报。那就是从农民的口粮里扣出更多的粮食。
他想着那饿死的农家孩子。那个七八岁的小孩是嘴里吐着青水倒在地里死去的。脸上发青，身上发紫。百姓管这叫青紫病，说这是瘟疫，要不那阵子死人怎么都是又青又紫？苏择让人把那个饿死的小孩运到蚌埠去解剖，孩子的肚子里塞满了小麦的青苗，塞满了草！不是瘟疫，不是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