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触动了社会的一条敏感的神经--住房问题。我的眼前是这条神经的末梢--一位叫于书香的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矮矮胖胖的不起眼的“末梢”，他的触觉却灵敏地反映了上至名人领导、下至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他在闲谈之间实在是描绘了当今社会的一幅风俗画……
“我觉乎着，分房比盖房还难……”
我是搞拆迁工作的。我觉乎着，分房比盖房还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年先治坡后治窝的，结果是坡没治，窝更不治。人口按乘法在递增，可生产呢，连加法都难说。这几年盖的住房够可以的了，可是欠的债太多啦！一个，得落实政策，像科学家啊，你们作家啊--你不是？反正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另一个，50年代诞生了一大拨孩子，如今都是大儿大女了，都憋着要房子结婚呢。另外，一些住户想逮住拆迁这个机会多得好处，多要房子，恨不得一下子解决几代人的房子似的，要不说赶上拆迁，一步登天么！不称了他们的心，就不搬。有什么办法你们房管局就尽管使吧！
好比有一个拆迁户，我们都答应了他对住房的要求了，他还不搬。这为什么呢？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搬家费。我说你搬家时我们公家给你出汽车、出人。他说：那我也费钱。譬如我这大衣柜，要是不搬动它，是个静物，可以延年，这磕磕绊绊的一搬家，可能少用两年。你们得给一百元钱的搬家费，否则我就不搬！
他们就好用这句话拿人。
还有个拆迁户，提出的条件是离机关远了不行，近了也不行。瞧你，把眼睛都瞪大了！你也不明白吧？为什么近了也不行？原来按北京规定，家离机关四站地以上的才能每月有两元钱交通费，太近了交通费就没了。我就得以四站地的距离为半径来给他选住房。
现在有些人真是以为社会主义软弱可欺啊！我气急了就想起拳打镇关西！
不怕你笑话，我也就是这么想想。干我们这行的，什么人都见过，什么气都受过，也惯了。就好比那天天洗冷水澡的人，也不觉得水凉了。如果我哪回去做拆迁户的工作，特别顺当了，我反而要嘀咕了，反而不踏实了。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上一位领导干部家。他正歇晌呢！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给我们拿烟。可我一说给他四间房，他把脸一沉说：“那就算了！”一下就说成了？可他那脸沉的！连烟也不拿了。你说他同意我们的拆迁条件不就行了？可他心里别扭，到时要变卦了呢？我说：“咱们今天来的意思是商量，不是宣布。”他说：“既然是商量，那好办。抽烟。”我说：“您是领导干部--”他说：“在这儿我是你的拆迁户。我也不想利用拆迁额外增加房间，我只要求维持现状--五间。”
好吧，就五间！
我走出机关门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可走进家门也是个居民啊。是居民谁不愿意住舒坦些？拆迁户的要求只要还近情理，我还是能体谅的。我这人又只会跟自己生气，不敢和拆迁户闹僵了。否则我怎么再登人家的门，把人家请走啊？你不知道，我们做一个“钉子户”的工作，就不知得往这家跑多少趟！不过，其实拆迁户也不敢真得罪我们，他也想找个好房子啊！这么着，我们往往保持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我得用人家地皮，就得硬着头皮去哄地皮！没话也得跟人找话说！还得察言观色，猜测人家的心理，观察人家的情绪。气氛紧张的时候，少说两句；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多说几句。其实谁也有个自尊心。可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只能委屈自己的自尊心了。没法儿！
你们搞写作的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我们也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我们也得琢磨心理学呢！
我研究了各个拆迁户的情况，发现如今一般都是“内政部”当家，“外交部”听“内政部”的。有一回，我们跟一个“外交部”--就是说那家的男同志--谈妥了拆迁的条件。这时女的下班回来了。我说：“大嫂，你回来了！”这也是套近乎。女的说：“你别走啊！”我说；“我们和老张谈妥了。”女的嘴一撇说：“和老张谈妥了？老张说了不算！”那男的坐一边儿吧嗒吧嗒抽烟，蔫不几儿地也不敢言声。刚才老张跟我说话时还人儿似的，这下威风全完了。可咱们得给人体面哪！我对女的说：“行啦，大嫂就是爱说个笑话儿。你们家外交部办事，向来是很体面的，不过今儿咱也得听听内政部的。”我得缓和缓和气氛，试着步地来，天真无邪的可不行。
一个家庭里，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好比说男的愿意离大街近，交通方便，可又嫌汽车吵得慌，下了夜班白天不能睡觉。那好，找一个胡同里的房子。可女的说了，她下了夜班走胡同，怕流氓。那好，找一个挨着交通中心的。老人又说了，小孙孙过街撞了车怎么办？我说，那你们指个地儿，我给你们盖！你们指得出来吗？唉，哪有样样儿都称心的？八九不离十的就行了呗！
我发现拆迁户的思想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前。那时候政府说话谁都信。要建人民大会堂了，市长在中山公园给拆迁户开会，说拆迁后很快给安置，大家都信。那时人的荣誉心又强。“你是党员。”“你是老工人。”有这一句话对方就不提什么条件了。对方就是群众，我们说你还得替子孙后代想想，要算政治账。如果名声闹坏，子孙们脸往哪儿搁？他们往后还要入团、入党呢！对方就老实巴交地说：可也是。咱服从国家！人都是国家的，个人利益算得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那时的拆迁工作也好做，不过用的是高压政策。一问拆迁户的出身，对方说是地主，这他就矮了半截。如果对方说是工人，那敢情是领导阶级。领导阶级不带头谁带头？你知道那时的积极分子积极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了，党指向哪里我就搬向哪里！我不用去看房，拉上我的行李家当，把我拉到什么房里都行！你瞧我忠不忠？
第三个阶段是现在。思想活泛了，说话也快当了，也没顾忌了。可是也别出格儿啊！我说是国家征用你家这块地皮，国家国家还是国在前头么！谁知我这话也犯了忌了。人说了，别拿大帽子压人！我心想怎么了？好像人人都受伤害了！可是再怎么着，这人总得向着国家不是？要不还有个人情味儿没有？兴许那些年把人情味儿都批没了？
碰到这号怵头的人物，我在“文革”前或“文革”时，就找他领导，很管用。可现在我说找领导，人说了：“你去找呀！你要找哪个领导？就在那屋！我带你去！”人不在乎了！赶上领导也缺房，领导就同情他们；赶上领导做人情，也向着职工。结果这职工更来劲儿了！所以我现在只是拿找领导来探对方的口气。他要说你找呀，我就先不找了；他要说别价，那我就非找不可！这是一种没办法的侦察手段。话得说回来了，对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党员、老工人，或者知识分子，用不着这个侦察手段，他们是知情达理的。就怕那不讲理的刺儿头，领导还怵他们呢？
拆迁工作不顺利，就影响施工日期。竣工迟了，又影响居民搬入新居。有时本来给居民许的愿：一年后上新楼！结果一年后才开工！于是我信不过你，你信不过我；没信用带来没信用，没信心带来没信心，造成恶性循环，信用危机！这个问题你们写东西的得反映反映啊！
其实，这两年盖的房还少吗？我们北京市光是住宅区就有劲松、团结湖等七处！如果每户都能匀个一米两米的，兴许就能多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可现在让人匀都不干啊！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甭说匀了，就是让人别出格儿都不易啊！有个拆迁户我去了多少次他就一句话：“你就行行好，给四间房，否则我不搬！”
什么叫行行好？真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可是我们这工作不就得说吗？好，过两天我再去。一进门他说：“怎么又来了？话不都说过了？”我说：“我少不了还得来。你是没请我来，可我得请你走啊！”
于书香不无得意地笑了。
“碰到这种拆迁户还不把人给气死？”我愤愤然了。
“我这不还没死吗？惯了。而且我对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国家现在这么重视盖房，住房问题会慢慢缓和的。”
我想起我在北京各处经常看到像变魔术似的突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物质的东西被破坏后，还容易建设起来；但精神的大厦呢？有些人认为现在的精神危机比“文化革命”时更甚。这也未必吧？那时候很多人是麻木，现在很多人是迷惑。（我都用“很多人”这个说法，那就是说还有不少人，或还有很多人不在此列。任何时代都不能一概而论。）唐代的韩愈就说过：“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迷惑到从膜拜神一下变为只信自己，甚至从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一下变为只要物质的满足，只要自己活得痛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总是从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认识世界的。不正之风刮过后留下的痕迹，是多少“五讲”、“四美”也难以弥补的。我们的宣传机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经像一个说假话成性的机器人，现在却是再怎么说真话，很多人（注意，这里又是说“很多人”）也置若罔闻了。你讲你的道德，我讲我的价值；你讲你的精神，我讲我的物质。我又不违法，我又不乱纪，我也没特权，我也没职权，我只不过要我家的住房宽敞些，你管得着吗？
好，管不着。可是当你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你也正在助不正之风一臂之力。风势蔓延开来，于是又齐声大喊：“精神危机！现在的人不行了！”
看问题又是这么绝对！现在同样有很多人虽然不会用笔去宣传精神美，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平衡这个不平衡的社会，去支撑起新的精神大厦。就像于书香说的：要紧的不是如何宣传社会主义好，而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国志·蜀书》里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于书香的工作恐怕谁也不会注意到，善“小”啊！但是他日复一日地行了多少“小善”？这样的人就像那新盖的一幢幢高楼似的，虽然绝不能一下子解决全部居住问题，但是毕竟给人带来了希望和慰藉啊！
“他直跟我道谢！我说得了，得了。我别的不落，就落这一声谢了！”
我看，别瞎耽误你工夫了。你尽找人采访什么的，你知道的不比我多呀？你还非要我谈下去？那好，接茬说。
我觉乎着，现在有些人的需要，脱离了现实。结果是给别人找麻烦，他自个儿也不舒坦。
有一个人，身为领导--我想想这人叫……名字不必提了？好。他原先五口人住四间房，赶上拆迁，他要八间！说是因为儿女要结婚，说现在结婚不比以前了，儿女都得一套沙发、大立柜，多少件、多少腿的，那得多少占房面积？我说过去我结婚时就是两块床板拼在一起，挂一块镜子，搞点红绿纸，齐了。他说现在还回到过去啊？咱得向前看！生活得步步高。步步高找谁去？就得找你。我说你这话不错，可是步步高就得一步步来，下次再提高一步嘛。他说这次就说这次的。我说你那小儿子才八岁，离结婚还有多少年？不能给他留房。等到了年龄再说。他说到年龄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说你得相信国家也会步步高的嘛。你没看新房一批批地盖起来了？他说别别，少来这一套！用不着跟我上政治课！我看的《红旗》杂志不比你多？你瞧你像念经似的得吧得吧的，你自己也未必就信这一套！我不听将来，只说现在。我要的间数行不行？
你听听，他只说现在！可我觉着，我们也得说说过去，看看我们的起点很低，我们这两年已经很有起色了。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将来有信心啊。
解放前我租私人的房住。常有这事儿，房东说：下月房钱不用交了，我要把你住的这间房卖了。他卖房咱就得搬家！可搬家又得花钱啊！急得我把房租折成礼物，给房东买肉，买点心。房东说，这也不行！你要不搬走就轰你。这种房东就是人称吃瓦片的--老是捣腾房子，买卖房子。像我们这种穷人，叫串房檐的，就是说老在这家那家房檐下串来串去，哪儿也住不长，与其说是房客，不如说像旅客。另外，每次租房都得交几份房租：当月房租、下月房租，还得给拉房纤的人一份钱。你问什么叫拉房纤的？就是租房的中人。唉！要不那会儿流行一句话：搬家三年穷。
解放了，我听说农村搞土改--不怕你笑话--我还想，城里能不能搞“房改”，平分房子？我是让房租整治苦了！
以前老百姓租房愁的就是房租！这会儿生活提高了，谁还把房租当回事儿？唉，要是大家都体会体会当年我们串房檐的苦，就会体谅一些国家的难处，也不至于尽想逮着几间是几间，恨不得八岁的儿子也给他准备好结婚的房子了。如果人的胃口都这么大，你怎么满足他？也不应该满足他！因为他不想着别人的需要啊！
就说9月30日那天，有一个拆迁户要搬家，我跟车去了。这人叫--你笑什么？你说怎么这么些拆迁户的名字我都能记住？我也五十岁的人了，记性不行啦，可就是能记住那些刁难户的名字-印象太深啦！就说我们到了那家，木工把门卸了，电工把电线摘了，那个一家之主冷不防地又翻脸不认账了，又要我们给他再增加一间房。你说为什么？不为什么，他说他需要！
这下我真要抓瞎了！你想，明儿就过国庆了，电工、木工的都想七里咔嚓地帮他搬得了好回家过节啊！这会儿跟他不战不和地僵持着也不行了，我只好装傻充愣地说，天不早了，大家伙搭把手好好搬家！我说着拿起一只痰盂就往卡车上放。人家说：“老于真热乎啊，进门就端尿盆！”我说：“这是职业病！”你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这是试探性的行动。你想，我要是搬碗盏，那位一家之主万一过来一拦，碎了谁赔？我要是卷铺盖，万一铺盖下压个存折呢？咱也得回避着点。所以我单挑那碎不了的搪瓷尿盆。我看他拦不拦！他要不拦，我就越搬越大。先头那一家之主还撑着，后来见我们搬炉子、搬桌子的，他说：“得了，看你们哥儿几个也不容易，算了！要不我还非找出个真理来计较计较！”
他也下了台阶了。这个真理就让他独个儿上新房里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