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他的信由一星期一封变成了一个月一封,文字依旧简洁,字里行间不见忧伤,只有贴心贴肺的惦念,细致入微的关爱。每次看完信,我总要默默地流一阵泪,似乎成了习惯,泪一流出来,绷紧的筋骨松开了,忧伤得打了结的心不再发疼,那一天就是我身体最舒服的日子。
我走进校园,几番打听,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是一幢简陋的五十年代的筒子楼,屋顶和墙面已经发黑,窗户的外栏上结着密密的蛛网,寒风之中,蛛网剧烈地抖动着,边缘部份却紧粘在木栏上,像一把张开的伞,牢不可破。
楼下有几个孩子在一张低矮的水泥台上打乒乓球,靠墙还站了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花布衫,头顶上扎着大红的蝴蝶结,手指含在嘴巴里,眉头紧皱,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玩耍的孩子,神情孤僻而戒备。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认定她是那个领养的小女孩。她有跟他妻子很不一样的过早成熟的神情,却有着非常相似的娃娃脸。
果然,不一会儿功夫,他妻子从楼里走出来找孩子。他妻子面庞浮肿,蜡黄,走路很慢,摇摇晃晃,一看就是那种病入膏肓的人。但是她的眉眼是笑嘻嘻的,神情很放松,姿态也安详。她看上去很满意现在的状况,连招呼孩子的声音都是柔柔的,细细的,不慌不忙的。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一条大路上向这边拐过来。我不等他发现我,逃一样地离开了,混进了一群背书包去教室的学生中。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因为我不敢看。
骆京生逼着我上街买衣服。他扯着我身上穿的一件咖啡色薄尼龙面料的拉链夹克说,你这穿的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一走路哗嚓哗嚓响,像街上的……那个一样。他忍住没说出那个尖刻的词,可我明白他想说的是“小流氓”。那时候,很多自以为是的北京人都是这样,把时尚一点的年轻人称做这个那个,总之是看不入眼。
我买这件款式和面料都很超前的拉链衫,花了五分之一的月工资。事实上我穿它很合适,它把我整个的人衬托得挺拔而帅气,甚至有一点像模特。但是骆京生不喜欢。他很怪,不愿意看到我身上有任何化纤面料的东西。他喜欢纯自然,喜欢原始和野趣。
我不想在这样的小事上让他不开心,同意买一件新的衣服换下身上的这一件。我可以把这件衣服寄给我妹妹,虽然她长得太纤弱,穿这种风格的衣服未必很协调。
我出了门要找往王府井的车,又被他取笑一通。他说外地人才是出门就奔王府井,我们最好去西单。我说那好吧,我们去西单。
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骆京生身上的这种刚愎自用开始让我不舒服。而且我们的很多趣味相左,他崇尚的事物未必是我的最爱。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比如老房子,古董,字画,瓷器,扎染,布鞋,中医,等等。他却着迷,不厌其烦地寻找,拍照。他身上也有一种自恋,跟唐仁的自恋不同,他沉迷于固有的习惯,不接受现代工业带来的方便、快捷、前卫和金属感。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能够继续相处多久。从前我和唐仁的关系,现在颠倒过来了,我成了他,唐仁成了我,我被他关照得像一个傀儡,事事处处都要按他的意愿办事。这样的状态,有时候令我舒适慵懒,有时候又令我愤怒忧伤。我对我自己也无所适从,不知道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最需要的一个不能得到,其余的便都是摇摆,彷徨,犹豫,可行可不行,可有可没有。
他在西单商场给我挑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列宁装。我哭笑不得。满大街的北京女孩穿的都是这种衣服,我不知道北京人怎么会对列宁装情有独钟。而且这种过时的卡其布,穿久了会走形,洗几次就掉色,一点都不经济。
他怂恿我当场穿给他看。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怎么都觉得别扭。我是南方女孩,缺少北京姑娘的泼辣和大气,穿列宁装不可能穿出气派和风格。犹豫良久之后,我还是脱下衣服,还给营业员。
他对我发了脾气,又一次扯着我身上的尼龙拉链衫,说我穿的这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还亮闪闪的,就像那个……那个……他胀红了脸,嘴巴里含着那个想说又不能说的词,憋得额上的青筋都要暴出来。
我一言不发,扭头就走,让他一个人对着空气发火去。
他傍晚就过来了,敲我宿舍的门,小心翼翼,不像他一贯的风格。
我把门拉开,让他进来。我想,即便我们分手,我也要跟他说明白,我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不等我开口,一把就把我抱住了,用热吻堵住了我的口。他一边吻我,一边含含糊糊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专制独行,限制你的穿衣自由,我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你不管穿什么都是好的,你是我眼睛里最漂亮的。
我靠在门上,忧郁地望他。我说,我们之间有没有将来?我又说,爱情是脆弱的,经不起几次风吹雨打的。
他赌咒发誓,说他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然后他拿出带来的水果,到公用盥洗室去洗干净,殷勤地为我削皮,强迫我一块接一块地吃。他才说了不会把意志强加给我,转眼就在吃水果的问题上旧习重来。
我也许会习惯了他的专制,在他面前慢慢地养成奴性。
爱情也是会培养奴隶的吧?
跟骆京生父母初次见面,我为买什么样的礼物费心劳神。我每月的工资五十多块钱,扣除伙食费,再添置一些衣物用品,所剩无几,不可能买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他让我不要买,他父母是部队干部,不讲究这一套。可我觉得我不能空着两只手上门,我们家乡没有这样的规矩,母亲日后要是知道了,也会怪我不通人情。我缠住他,要他对礼物的事情做一个提示。他挠了半天的头皮,才勉为其难地说,要么,买几本军史一类的书吧?他父亲好研究这个。
我冲到西单和王府井的书店,到处搜寻,一共买到了六本,包括一本二战史,一本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史。我用单位里节日扎花用的深蓝色蜡光纸把书包扎成一个礼品包,找一条金黄色缎带系出一个漂亮的蝴蝶花结。我得意地拿给他看,一心要得到他的夸奖。他瞥一眼,十分惋惜地说,浪费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父亲这个人。
后来的事实是,我果然不明白他父亲。我们进门之后,老头儿用手指着我放在茶几上的漂亮纸包,眉头皱皱地问: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骆京生告诉他,是我买给他的东西。老头儿狐疑地看看我,裤袋里掏出一把军用小刀,在纸包上捅一个口子,嚓地挑开,看见那几本书,神情马上柔和许多,抱着书上了楼,吃饭之前再没有下来过。我精心挑选的深蓝色蜡纸,那朵金黄色缎带扎成的蝴蝶结,垃圾一样被弃置在茶几上,最后还是由我收拾起来,揣进我自己随身背着的书包里。我舍不得让这些漂亮东西就此作废。
骆京生的母亲从始到终稳坐在沙发里打毛线,好像打的是一条米色围巾。她挑针运线的速度很慢,手上没有连贯的动作,平均半分钟完成一个过程,可见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消遣。我进门的时候,她没有舍得从沙发上起身。我告辞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不肯起身。她就像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只能终日瘫在沙发上生活。但是我坐在她的对面,回答她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时,她盯着我的脸,看得很仔细,连我脸上的任何一个神情都不放过。她最后对我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你的眼睛很聪明。”
骆京生还有个妹妹,长得跟骆京生同样三粗五大,穿一件没有帽徽领章的军上衣,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跑,不知道她忙些什么。有时候她把楼上的门打开,我听到从她卧室里传出来邓丽君的带颤音的歌声,是用那种最时髦的日本产四喇叭“三洋”录音机放出来的。她只在我进门的时候,站在楼梯半腰居高临下地看一看我,问了她哥哥一句:这就是你的女朋友?然后她就再没有跟我说话,进来出去对我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出身高贵而瞧不起人,还是天性就是这样粗疏随意。我认为以她这样的长相和脾气,她将来要是想找丈夫结婚,会比较困难。
饭菜是骆京生家的乡下保姆做的,我记得是很简单的四菜一汤:干烧带鱼,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榨菜肉丝汤。菜的口味除了咸就没有别的,比我母亲的手艺差得太远。他家里人丝毫没有为待客简单而表示歉疚,吃饭的时候也并不对我有什么照顾推让。老头儿是行军打仗的速度,我还没见他嘴巴怎么动,两碗饭就下了肚,然后筷子一丢,一声不吭地上楼。我看见他夹过两块带鱼,却没见他桌上遗下鱼刺,可见他是连炸酥的鱼骨头一起嚼碎咽下肚的。老太太吃得细巧一些,边吃边跟骆京生的妹妹议论隔壁一幢小楼里的事,好像是那一家的首长病逝,年轻的夫人想要改嫁,儿女们齐心关了她的软禁,诸如此类。她们两个人谈得非常起劲,老太太举着筷子,连饭都忘记了吃,一脸的义愤填膺,对那个要改嫁的女人非常不耻。她们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外人的存在。也或者在她们的眼里我的存在不足为惧,不构成对她们谈话的障碍。
只有骆京生不停地为我夹菜。他用目光示意我,让我赶快吃完了离桌。
饭后老太太让保姆端上来一盘表皮风干的东北苹果,要我自己动手削皮,吃。她有点像是要补偿饭桌上对我的轻慢。我客气地谢绝了她,说我下午还要回单位加班写一个材料,告辞出门。她坐在沙发上,对我微笑地摆一摆手。
我出门之后,骆京生从后面追上我,揽住我的腰,建议我们再去香山玩玩。我说我累了,不想再走路了。他笑着说,不是累了,是生气了。他说你不要为我的家里人生气,他们就这样,也不是故意的,没什么坏心。他还说,反正我们结婚之后也不在家里住。
我停住脚,转身望着他的眼睛,态度很激烈:我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他还是笑,不正面回答我的话,把我的腰揽得更紧,像是要把我抱着挟着往前走。
骆京生在报社里分了一间房,没有煤卫设备,但是面积不小,也敞亮,出门不远还有菜市场。拿到钥匙的当天,他骗我说是去看一个展览,结果把我带到了他的新房子里。他紧抓住我的胳膊,从门外的菜市场介绍起,一直介绍到这楼里的厕所水房怎么用,电费水费又怎么交,不容我不听,更不容我半路脱逃。最后他站到了空荡荡的房间里,以内行的口吻,描述了他近乎宏伟的装修计划:墙壁刷什么漆,窗户和门刷什么漆,地上铺什么颜色的化纤地毯,天花板装日光灯还是白炽灯,床、衣柜、写字台、书橱买什么样的,放哪儿最合适……他从背后拥着我,双手环过来绕在我腰上,下巴搁在我的右肩头,每说一句话,下巴的张合就把我的肩胛硌得痒,口鼻中热呼呼的气息把我耳后的头发吹得飘起来,来来回回拂着我的脸颊和眉梢。
亲爱的,你还满意吗?你有什么要做的指示吗?
他总是喊我“亲爱的”,喊得顺滑和自然。他嘴巴里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眉毛就会夸张地抬起来,眼睛虚着,脸上有一点坏坏的笑,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这个昵称是半真半假,带着戏谑和玩笑,是对外国电影和小说里情节的仿作。他这么喊我,我从来不答应,我总是停下手里要做的事情,静静地看他,一直到他改口,喊我的名字。
他拥着我,催促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说如果到了木已成舟我再说“不”字,那他就要气得跳黄河了。
无论他怎么催促,诱劝,哀求,我就是不说一个字。这房子是他分的,他怎么装修怎么伺候,我不想过问。我的人是站在这里,心却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他的未来真正地联系起来。
一切都是游移和摇曳的,是疏离和暧昧的。也许在骆京生的心目中,我早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他每天一下班之后就腻在我这里,跟我周围的邻居混得稔熟,跟我的同事也混得稔熟。他拿着我的饭盆去食堂打饭,用我的澡票去浴室洗澡,帮我处理一些小小的人事纠纷,甚至去见我的领导,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请求人家多多地关心和关照我。只有成为我丈夫的人,才能够这样毫无障碍地入侵我的生活。
但是我心里还在反反复复地想,我爱他吗?他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吗?
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气候都是令人惊奇的好。春天温暖湿润,夏天凉爽多雨,单位院墙上的蔷薇花开了一批又一批,浓郁的花香把整个街区的空气都熏得甜腻动人,柏油路上泛出的亮光使行人骑车和走路都舒服。七十年代的阴影已经彻底过去,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多彩和富足起来。我买过一条蓝白色细条纹的连衣裙,束腰,大摆,领口有海军制服式的披肩和飘带。因为裙子的衣料是棉布的,骆京生很喜欢,他说棉布好,朴素,本份,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他这样毫无因由地喜欢前工业社会的产品,我实在搞不懂他遵循的是一种什么逻辑。
每个月拿了工资,我就去街边的食品店买一斤果脯吃。我最喜欢果脯中的杏,颜色是淡黄的,琥珀样的透明,咬在嘴里酸甜,柔韧,齿间有很好的快乐感。山楂条的暗红颜色也是我喜欢的,但是山楂太烂乎,咬一段在嘴里,没等牙齿开始运动,口水就把它化开了,没什么意思。我蔑视不经努力就得到的快乐。
夏天晚上,骆京生在我宿舍里磨蹭到十点多钟,看着我上了床,替我掖好蚊帐,把我第二天早上要用的饭盆和饭票准备好,才背上他的黄布书包走人。他骑车回到报社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经又被汗水湿透了,还得再洗一次澡。
他从来没有留在我的宿舍里过夜。我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在一起可以视对方若无物,但是我们没有上过床。如果我们拥抱和接吻,我们总是站着,最多在椅子上坐着,不会沾到床的边,好像彼此都守着一条底线,对“床”这个东西有所敬畏。
他是真的爱我吗?他对我的身体有足够的好奇和兴趣吗?我给自己设问,试着回答。我答不出来。答案总是模糊和迷离。
我开始醒悟到,男女之间相爱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要用身体作许诺的,如果彼此的肉体没有撞击、交汇和渗透,没有大汗淋漓的缠绕,精疲力尽的付出,掏空一切的给予,没有喘息,吟哦和战栗,爱情就是空中楼阁,是水中月镜中花,虚幻到爱恋的双方都不辨真假。
秋天,骆京生受报社派遣去了一次西藏,拍摄一组宗教题材的照片。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北京,长发零乱,胡子拉楂,眼睛里多了野气,脸颊上留着黑里带红的高原痕迹,如果穿上藏民服装,说他是拉萨八角街上的康巴汉子,肯定会有人信。
他一回北京就风尘仆仆钻进我的宿舍,把一个麻袋片裹着的物件小心搁到我的桌子上,满脸兴奋地搓手,唏嘘,要我猜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东西巨大,连同麻袋片的外包装,整整占了一个桌面。我先猜是藏刀,又猜是弓箭,最后猜成了藏传佛教的文物。他的笑声越来越响,最后解开麻袋片,居然是一个带弯角的牦牛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