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围绕着文学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的一系列讨论，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二王之争”即涉及以王彬彬和王蒙为中心议题的思想文化论争，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已成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之所以说是“最值得纪念的”，是由于这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以它不具备任何权力加入或干预的色彩，以它纯粹的民间自发性而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的绝无仅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人都会珍惜这样一种民主性的萌芽。这表明文学正在以自行其是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考和愿望、不满和焦虑。文学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也许人们会为这次讨论的随意性、“无章法”、缺乏规范而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对于中国缺乏经验的人们是那么陌生，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未曾经历的一切已经使他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行事。在他们的经验中，居高临下或出言不逊乃是一种“常态”。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等使他们一旦行事便是“不平等”；从来没有受到尊重的言论行为一旦自由言论，亦不知如何尊重他人。于是我们看到的当前发生的这一场论争便是这样的场面：有时缺乏礼貌甚而恶语相向，有时缺乏学理而以偏概全，总之，表现为某种素养或仪表的缺憾。也许，人们还为讨论涉及问题的驳杂和紊乱而头疼，这当然也应归咎于讨论的“无组织”。而这种“无组织”状态正是中国文学曾有而未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一经出现，虽窘态毕露却也不失“奇迹”。当前的中国正是这样，它的一切问题和弊端，都是由于它的这种初始性。但重要的是，那种基于文学之外的需要而随意役使文学的“统一号令”已经消失。而且，更为令人鼓舞的还在于，即使重复那种驱遣的意图而人们几乎可以做到“忽略”它的存在。最近十余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曾经多次发生过重新指令文学的意愿或行动，往往以未能奏效或未能持久而告终。
当然，如同80年代伴随着文学解放而孳生的负面效应曾经损害文学创作的健康那样，当前文艺论争中的欠缺冷静甚至粗暴，以及非学理倾向也损害了论争的声誉。但不论有多少弊端，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所展现的无拘束状态，依然是当今文学最动人的景观。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以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清算为发端，自70年代末以至整个80年代充盈着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激情。这时期的文学的确展开了“五四”以来的新生面。由此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不论经历了何种曲折，发生了何等蜕变，但孕育新文学种子的那注血脉始终不曾断流--不论人们把这概括为“启蒙”或是“救亡”或是其它什么--总凝聚着文学对于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承诺。由于近百年国运多艰，中国作家的这种使命意识便融入了浓重的忧患，还造成了新文学传统的悲凉和感伤的基色。这还仅就新文学传统而言，至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其中蕴含历代文人的对于社稷生民的咨嗟兴叹，更有无可比拟的动人的丰富。这种回顾与对比加深了人们对90年代以远文学的异变的印象：作家精神贫乏症的流行引起人们普遍的忧虑。
尤为令人不安的是，愈来愈多的作家对此视若无睹或安之若素。文学在更多的场合变成了委琐、庸常、甚而无聊的文字堆积，以及可以无限延续的绕口令或“侃大山”。当前文学由于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而获得公认的成就，但文学挣脱羁绊之后的放纵，使平面化和无深度倾向得以无节制蔓延。这种事实同样引起了范围广泛的关切。这正是上述那些自发的和非组织的论争产生的大背景。这种论争的引发基于如下的考虑：当文学拥有相当自由的时候，文学同时也拥有了重大缺失的遗憾。面对文学这种水分充足的“疯长”，人们不免生出如下的质疑：在漫无边际的“欲望”之中，是否少了些责任；在即目可见的“俗世”里，是否少了些纯粹；在无处不有的“轻松”中，是否少了些凝重；……总之，当文学不再承诺什么的时候，它最后一抹理想光晕的消失是否正常？文学拥有了一切，而独独拒绝意义和深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些提问的背后，的确表现出某种焦虑。在价值和观念变得多元的时代，人们几乎对一切都表现出宽容，而独独排拒对于文学来说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东西，这对文学说来乃是严重的缺失。所以提问的背后表明的只是对受到疏忽的价值观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切--而这种价值观在中国文人写作中有着屈原以远的历史--一种关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理应受到尊重，它与“话语霸权”的重建或指涉无关。
文学的事情虽涉及宽泛，但对文学规律性的体认，置身其中的人最清楚。所以，从根本看，文学的“自负其责”乃是正常的秩序。在以往，局外人对文学指令过多，甚而越俎代庖，这造成了对文学的危害已为人所共识。因此，当前的这种秩序有点紊乱或欹侧的现象，正是获得初步自由的文学行使自身权力的一种有缺陷的姿态。人们因此将格外珍惜这种看来不免幼稚、粗糙，有时还有点情绪化的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