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一门学问。所以日本有了茶道。据说茶叶和佛教一样，是由中国大陆传往岛国的，日本人把两者包容了，在喝茶的礼仪中也讲究禅境与悟性，沏一道茶时的思辨或修养不亚于吾乡人操持满汉全席般隆重。现在，是中国人颠倒过来要向日本人打听及学习茶道了。茶道仿佛也像原装松下电器似的，成了舶来品一大和民族真是很聪明也很怪异的。关于茶道，周作人如此解释：“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曰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世界是不完善的，人终须凭借某些手段获得完美的错觉，茶道恰是手段之一。
周作人把茶道讲授得很清白，但他本身是历史上较复杂的人物。他解放前在北平八道湾有一套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了。究竟为何易名，他深缄其口，讳莫如深。或许表明雨是天降的，而茶是人为的一天意与人事的变更？据说室内挂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条幅，刻意追求一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境界。半个世纪过去了，坐落于老城拆迁区的所谓苦茶庵该已沦为一片废墟了吧？我总听见岁月的影壁后面传出一个老人沙哑的嗓音：“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看来，茶道并非教诲人们饮水思源，或一劳永逸地坐忘尘世，不过给人们追名逐利之余提供一番小憩罢了。十年以前，百姓中知道周作人的，比知道鲁迅的少得多。同样，周作人的苦茶庵，怕只在知识阶层有所流传，而说起老舍的茶馆，国人几乎无不知晓。那已是一座超现实的茶馆，云集旧时代的三教九流，有提笼遛鸟的遗老遗少，也有说书的江湖艺人、卖唱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脚打尖的人力车夫……纸上的茶馆，因网罗了栩栩如生的众生相而风吹不倒。苦茶庵是个人主义的，而老舍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馆廁弃雅就俗，返璞归真。老舍使北乎的茶馆出名了。老舍也成了老舍。北京人为拥有老舍而骄傲一就像巴黎的回顾展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老舍生前肯定没开过茶馆，没当过掌柜。但在他死后，在正阳门一带，确实有一座老舍茶馆平地而起。据说里面也安排有拉二胡的、唱戏的，但店面装修得过于豪华，连招牌都烫金的一一我上下班骑车，总过其门而不入。我是怕自己失望。那里面肯定没五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了。那里面更找不到骆驼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时候，会来这儿喝茶吗？后来我学会安慰自己：忽略它浓厚的商业色彩吧，就把它当作老舍的纪念馆，纪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记忆中活着的死者……
老舍茶馆是北京的专利。在南方，阳澄湖一带，人们议论着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一它同样是地图上找不到的。春来茶馆是因现代京剧《沙家浜》而出名的。《沙家浜》的作者是汪曾棋。“祭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逛街常听见有人哼这段子，或放这磁带。也许他们不知道汪曾棋是谁。但他们明明在唱汪曾祺写的歌词。这就可以了。记得那回我见汪先生，很激动，耳朵里尽回响着阿庆嫂的唱腔。汪先生也是文坛上有名的茶客，写过一篇《泡茶馆》，完全凭记忆追怀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校门口的一系列茶馆，及其布置风格的区别。他以深深的感激作为结尾：“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昆明的茶馆是有福的，它泡出了一位小说家。
茶道简直在把喝茶神化为一门学问、一种修行。但如果喝茶等于是在做学问，那是否太严重了？喝茶能体现一份平常心，就足够了。茶叶的好坏、贵贱是次要的。茶具的精雕细琢更是远离主题。关键在于心态，心态的平衡托举着你，在低谷徘徊，或从高枝上坠落。用工业社会的自来水沏茶曾是一大忌，漂白粉味太重。《茶经》里无不注明要用上好的泉水，井水则次之，甚至有承接新降的雨水或收集芭蕉叶上的露水以代替甘泉的。这实际上都是形式。形式主义的茶馆是做作的，愚昧的。沏茶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感觉。不在乎水质，不在乎火温用感觉沏茶叶，生活中的阴影望风披靡。
除了心态，就是环境，在寺庙里喝茶，在离尘世最远的地方喝茶，那种体会是无法言喻的。我在南京的鸡鸣寺喝过一回龙井，坐在半山腰的亭子里，我嘬起嘴唇吹拂着漂在杯盏里的叶梗，陡然察觉风正以同样的姿态从远处吹拂着我，使我灵魂舒展如新。风的呼吸，我的呼吸，是一致的。我去鸡鸣寺，没有烧香，却专门去喝茶同样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