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第一个十年的繁华胜景日渐在记忆中淡化，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似乎一直步履沉缓，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大井喷之后的平静而多元的景观。小说无疑更注重向文学本体的趋归，但无形中却拉大了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它热衷文体上的圆热和精致，却同时不得不忍受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孤独。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政治反思的热诚和“人的重新发现”激起的热情，曾经非常契合中国作家的思维模式，那么，当“对金钱的追求，对金钱的运用，为金钱的斗争，成了一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勃兰兑斯的象征用语）的时候，很多作家便有些手足无措了。“困惑”已成为这个时期最典型的精神特征。有的人在急于同步适应并力图碾出花样，有的人凭藉旧理性的支撑喘息，有的人干脆钻进形式的迷宫自得其乐。也许，这是在摆脱了单向度的政治，政策的狭窄思维方式之后，在走上民族的和人类的审美层次之前，所不可避免的阶段吧。当时间来到了一九八七、八八年间，小说领域仿佛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无论是十年来战绩显赫的骁将，还是近年上阵的跃跃欲试的新人，大家似乎叉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整个文坛有种期待的气氛，期待新的作品和新的作家打破沉寂。昔日的荣耀有如过眼烟云，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意识到自己需要甩包袱，包括第一个十年的包袱；新起的作家则发现起跳的标尺定得很高，跃过去不那么轻而易举了，于是，为新人大批涌现而雀跃的场面消失了，为一个个“突破”而欢呼的亢奋面孔也消歇了；关于小说的一种说法在人们口头上流传，它的名字就叫“低谷”。
我是接受“低谷”这一总体衡估的，这首先因为在小说领域内部，在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那里，近一年多来他们基本在进行“平面推移”的操作，思维模式的定型化，结构模式的凝固化，人物模式的单调化，已对他们形成严重威胁。当然，这只是小说创作的部分事实，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王蒙在诸多限制自由的束缚下，其创作心态还能保持那么自如、喷薄、放纵的状态，的确令人惊讶，有时你觉得他攀上创作兴奋的颠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海侃神聊，落地开花，其势如倾盆。可是，他究竟有没有超越他原先开拓的两大类型思路呢？其思想深度又有多少实质性的扩展呢？《庭院深深》《没情况儿》等等，依然表现他一旦沟通历史便禁不住流露的真诚的一面；《来劲》《球星奇遇记》之类则是假定性的，其实曲折表达了他在今天现实中自我选择的困境和对社会病态心象的辛辣狙击。恩特的沉浮及其“尻子骨”的夸诞肯定会招来捧腹大笑，比起其它通俗小说，它也肯定深刻得多，但是，作为通俗小说的尝试，《球星奇遇记》的销路也肯定不会太乐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自从对民族灵魂进行严苛拷问的《活动变人形》发表以后，尽管王蒙把各样武器玩得风车儿似地飞转，但他并未继续向纵深挪动半尺。张贤亮在一九八七，八八年没有拿出作品，但我们对他原有审美图式的某种顽固性，重复性却不能不有所忧虑。他的作品有个很难变更的形式结构，其实反映了他自身的心理结构。他小说的支点离不开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性，这是他的灵感之源，但这样的女性--梦中的洛神--一个个面目却是如此的相象。他面临着超越自我的严重困境是毫无疑问的。贾平凹已经多次宣布：“狭义的商州将离我而去，我要追求现代人文意识与中国民族的融合”，可是，在他近期零星发表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一旦落到他熟悉的人物和土地，传统农业文明的幽灵便紧紧纠缠着他，“走出商州”仍然是个痛苦的梦。莫言的现状也决不比他们更好些，这位早熟的“天马”因过于密集的渲泻可能招致了某些早衰的病症。感觉的泛滥，灵性的钝化，对理性的轻视，使他的创作逐渐失去读者……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证了，仅从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身上即可看出，现实生活体验的贫乏，囊中的羞涩，无从把握的窘迫，决不是一个作家一件作品的表征。有人曾对第二个十年展望得无比辉煌壮丽，我却有些迟疑。有人从叙述、语言、结构等角度批评第一个十年的很多作品是“非文学”，也许不无道理，但是要知道，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却是长期禁锢后的洪流，几十年私蓄的大挥霍。事情有时候是很复杂的：观念更新之前的作品可能有血有泪，“文的自觉”却不一定会直接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或许我有些悲观，我觉得对某些作家来说，他们终生最好的作品其实已经写出来了。
我之所以认为目前小说创作在总体上处于低谷状态，并不是因为通俗文学的盛假繁荣，报告文学的轰动一时，使小说相形失色；而是因为，小说的困境另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小说本体与社会本体，审美距离与现实渴求，超越意识与社会土壤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味地贴近眼前的现实，会导致小说自身的失落；不能迅速切入急遽变动的现实潮流，又会使小说失去生命活力。小说的完善自身与社会的迫切需求之间因历史原因出现了一个“时间差”。我们应该超越读者，创造读者，我们又不能无视读者，背离读者；我们需要沉淀和升华，我们同时需要切近和使命。这就是一种两难处境。就目前的情势看，小说在陌生现实面前的某种疲顿，主要还不是因为有很多作家正在运筹博大精深的巨制，分不出精力，而是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突变的现实无法融合，表现为一种无能为力的回避和转移。
我认为目前小说总体上处于低谷，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原因。不错，我们赢得了一个多元的局面，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小说的薄弱主要是因为形式的借镜不够，还是因为它缺乏强健的思想魄力和崭新的理性精神呢？我以为主要是后者。一般说来，无论肯定和否定都需要一个坚实的思想参照系（这本身也是多元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原理》中也很强调这一点。可惜我们的情况是：失去了思想参照系的无所适从，无根无柢。我们处在价值重估、观念激变的时代，象八0年前后的那种浅层反思已经远远不够了，能否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交汇中，重建一种文学的思想性和理性，显得十分迫切。文学的拓展和探索是决然离不开这个新的“思想质”、“思想核”的。李欧梵先生曾谈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眼光看，目前已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但缺乏的是作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度，中国当代作家在思想上的反省功夫不够，流于感性的刻划多于理性的反省。这看法是有见地的。这种理性当然不是一时一事的理性，而是将我们民族置于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格局来反思其地位，并探索民族灵魂的蜕变过程。正是从这个要求来看，小说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低谷”之说，在我便是这样认为的。
需要说明，所谓“低谷”，是就小说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位置和他在新时期的发展轨迹而言的，这决不意味着八八年没有许多好作品涌现出来。事实上，走进这片低谷，将发现它是动荡的，翻滚的，许多现象在扭结，在交叉，在伸展。我不赞成把近年的小说硬要夸大为新时期的最佳阶段，却又同时认为，这个阶段的小说自有其独特价值。它固然无力改变整体上的低潮态势，但它在不动声色中迸发的诸多审美意向，具有开发性、预兆性，很值得研究。在这里，我不按照题材类别评论，而是从精神价值和审美趋势上加以归纳。
第一，新现实主义精神兴起。大约从八七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种迥异于前一阶段寻根和先锋小说的新的审美风范出现了，它是因《风景》、《烦恼人生》、《曲里拐弯》、《塔铺》等作品而引起注意的。八八年以来，随着《白涡》、（刘恒）、《新兵连》、（刘震云）、《纸床》、（江灏）、《闲粮》、（朱晓平）、《天桥》（李晓）的相继发表，这股审美潮流的形态就变得更加清晰。其实，引起轰动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和感人至深的小长篇《苍凉青春》（白描）在审美上与上述作品也有很多相通之处。细究起来，这些作品之间固然差异甚多，但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却是相当接近的：它们都非常重视生活的逼真感，甚至有种自然主义的外观；它们都追求赤裸裸的真实，甚至是残酷的真实；它们都在摒弃惊人的巧合，戏剧化的情节，尽力保留生活的原始色蕴；它们不再围绕一个中心人物结构作品，也不把多侧面地刻划复杂性格置于首位，而是探究一种生存状态，揭示一种生存悲剧；它们包含的情感很浓烈，却又很内在，没有大悲大恸，大喜大乐；它们更注重生活“过程”的自然流动，无意于捉供答案和解决问题；不能说它们不具备哲理品格，但这种哲理是深藏的，因而它们更接近本体象征。这些作品的作者好象早已洞悉现代读者对虚构、典型、戏剧化的怀疑和戒备，因而他们编故事的欲望很低，他们又都得知了现代读者对自身境况的关注，因而他们把现实性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些作品是很容易使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的“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的口号的。我以为，这类作品与我们习惯了的那种传统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首先集中在对典型化的理解上，也集中在是否彻底摆脱“工具论”的阴影上。
《白涡》在几乎不损伤生活经络的情况下，撷取了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躁动心态，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真实度；《新兵连》涉笔政治文化心态，历史怎样愚弄人，每个人怎样走向了自身的负面，是以充分原色化的笔调表现出来的。这两部作品已为读者熟悉；倒是对《纸床》和《天桥》有必要多谈几句。《纸床》是可以催人落泪的，但它的真正价值何在呢？有人把它看成社会问题小说，以为生者临死也得不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居住的逼仄，地位的卑下，是它的悲剧实质。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弱者的哭诉在今天已经很难打动人心了，这样的题旨早在《人到中年》时期已经完成，后来的《烦恼人生》实际在强调人生的永恒烦恼，而《纸床》的主要价值，是不自觉地写出了传统人格无法改变自身境遇的悲剧。作者写那个“疙瘩豆”的父亲和那个冰冷的赵局长，可能意在抨击时弊，可是社会是无法消灭这些人的，那么女主人公的悲剧就不能不是一种人格的悲剧了。这样的人格是善良的、美好的，循规蹈矩的，但在浮嚣的当代社会中，它又是何等的苍白啊！我们大家都在经受已经铸定了的人格带来的不适和痛苦，我们眼睁睁看着懦弱的人性饱受欺凌却无可奈何。再来看《天桥》：李晓给人的印象是个尖刻、辛辣、锋芒毕露的嘲世型作家，他在《关于行规的闲话》中虽然尽量一本正经，但法力无边的“行规”的荒诞性，还是被他层层剥露。《天桥》改变了李晓的自我形象，把这位青年作家忧郁、沉静、哲思的一面展示给人。这是一篇忧愤深沉的小说，却又是一篇出奇平静的小说。一个糊里糊涂被冤屈了半生的工人，在一个平常的夏日，去一个叫卧牛关的地方寻找二十七年前被害的母亲的坟墓，准备把遗骨迁回故里。母亲是当年为了探望他才在路上遇害的。他打听母亲的遇害经过，他与路人交谈，没有任何人表示惊讶，连当事人也冷静得很，生活本身懒洋洋地展开着。是人们丧失了记忆，还是人们变得冷漠？只有从坟墓翻掘出白铜顶针箍的一刻，他才有些慷然。他仰望母亲摔下来的那座“天桥”，觉出生命的脆弱和偶然，生与死的界限何等简单，整个人生的不可理喻。归途上他还想过可否用顶针箍给妻子打个结婚戒指之类的事。然而，在列车上，在嘈杂的人群中，他还是暗自流下两行清泪。没有外在的激情，在整个平淡、节制的叙述中，生命的被玩忽，遭残踏的悲哀，象山一般压上读者的心头。惟其冷静，才格外有力。总起来说，这里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风度，是一方面在不丧失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更尊重描写对象，完成了“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另一方面又能摒弃流行观念和时髦哲理的袭扰，通过深蕴的境界表达作者的独特见解和主体意识。它深一层地触及了民族生存境况，扩大了真实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