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坛，尽管表面上保持着审美潮流的纵横缭乱，创作主张和派别的五色杂陈，但人们已明显地感到，各式各样的探索在耗尽了最初的锐势之后，不得不减缓了速度，放慢了脚步，以至出现了被有人戏称为“疲软”的徘徊局面。就在那样一种僵持和闷热的氛围中，小说领域发生了一次堪称深刻的大变动。它不象“寻根文学”那样张起鲜亮的旗帜，也不象“先锋小说”那样让理论诱导与创作实践齐头并进，它是自发的，沉静的，在悄然中进行，等到最初一批作品破门而出，才开始有人试图描述和概括它的形态。最早有人称它是“新现实主义”，后来一字之易，改为“新写实主义”，似乎更能得到认可。到八九、九0年顷，研究者蜂起，它俨然成为当今小说舞台上的主角了。现在，不管对它是褒是贬，也不管它的起源和境界怎样模糊，它毕竟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不予以正视。
试想，当我们把如此琳琅满目的作品置放在读者面前，谁还会怀疑它作为一种审美潮流的存在呢？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如下的作品：《风景》（方方）《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池莉）《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非儿的大姨》（苗长水）《白涡》《杀》《伏羲伏羲》（刘恒）《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刘震云）《伏牛》《家族》（周士新）《五月》（田中禾）《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叶兆言）《天桥》（李晓）《闲粮》《山桂》（朱晓平）《纸床》（江灏）《黑砂》（肖克凡）《国殇》（雷铎）《顽主》（王朔）等，长篇方面则有《苍凉青春》（白描）《曲里拐弯》（邓刚）等。
这当然不可能是个清一色的名单，这里的每个作者都有权申明自己的个人特色和个人风格，这些作品的取材、格调、语言也是缤纷多样，断难归一的。然而，倘若当代文学确实存在某种潮流性的变化，倘若不同的作品在把握现实的内在精神和尺度上确有共同之处，那么，把它们放到一起就不是杂乱的堆砌，而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只要熟悉当代文学的读者，面对这些作品，谁都会惊讶的发现，往昔戳露在外的形形色色的观念消隐了，代之而来的是生活自身的朴拙，硬度和质感；刻意制造戏剧冲突的手法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新鲜而酷烈的生存原色；沉溺在内心幻觉和远古梦想的情景遁避了，代之而来的是坚实的大地和大地上的风景；传统的和谐、均衡、严谨的美似乎解体了，代之而来的是不惮于“恶”、“丑”的严酷而粗糙的美……“在审美意识和创作法上，一个区别于前一时期的强劲有力的声音正在拱动，正在升起”。
对于这股自八七年延续至今的创作潮流，我也曾作为“新现实主”形态加以评述和研讨，但是，随着对时代生活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反思，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仅仅给它一个新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的名义，仅仅就这类作品本身进行抽象归纳，不管做得如何出色，也很难深化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精致地剖析一个“标本”，不过是提供了一份关于这个标本的完备说明。重要的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撞击的背景上，在二十世纪哲学思潮的背景上，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发展的背景上，以及在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当代命运的考察上，来审视这一变化，才会加强我们对文学的宏观把握，而不是跌入就事论事的圈套。
正是从这样的需求出发，我们无法回避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所谓“新写买”的涌现是个偶然的现象吗？它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偏偏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期？它与传统形态的现实主义有何关系？它与现代主义有何关系？文学自身的调节机制如何把它引向现在的一步？它的出路和前景如何？
事实上，当我们思索着这些追根溯源的问题时，我们会明显感到，概括这一潮流的各种名目（新写实，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等）都不过是“相”、是“名”、是“形”，而它的“意”，“实”，“本”不在这里。真正作为这一潮流的灵魂和主宰的，作为它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的，我认为应该叫做“写生存状态”，或是“写生存本相”。抓住了这一枢机，不但可以抓住它与以往创作潮流相区别的特质，找到与此相连的审美意识变化的表征，而且等于抓住了一个轴心，辐射开来，可以打通它与二十世纪社会思潮，它与当代中国现实，它与传统现实主义，它与现代主义的诸多关系。当然，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有时不得不借用“新写实”的泛称，但以下的论述将始终围绕“写生存状态”这一核心展开。
要弄清“新写实”潮流的来龙去脉，就不能把它局限在国内文学最近的几年，也不能忽视世界哲学和文学对它的影响--假若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谈到过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产的世界性的问题，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卢卡契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中需要一种外来的刺激，一种动力，为它指出一条新路的时候--一旦文学发现本身出现危机它就会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寻求一条出路--外国作家才能有所作为。”他所说的“外来的刺激”，对我们认识新时期文学以至具体到“新写实”潮流，特别重要。就我们这个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而言，可以说，没有“外来的刺激”，就没有现在的多样化的文学形态。
我感到，其中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思想观念，对当今中国作家是颇具刺激力和诱发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还是号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抑或是宗教哲学的变种的新托马斯主义，它们都把研究的对象集中到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精神价值，人的异化与选择一类的问题上。它们之所以在西方尚能拥有广泛市场，不是没有原委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内外矛盾都空前激化了，于是本世纪上半叶两次爆发世界大战，其残酷性和破坏性，使人的问题一下子上升到极尖锐的程度，平时大力鼓吹的理性王国，人道、自由、平等、博爱、全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原先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人们抚摸着战争的深巨创伤，不由得自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价值又在哪里？“二战”后现代化的速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是加快了，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的丰裕社会，然而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不过由战争和政治的牺牲品转化为物质和技术的奴仆，仿佛可以任意配换的一个个机器零件，又仿佛标准化严密分工下的一块块精神碎片。人听命于一时的境遇和偶然的摆布，忘记了自己，丧失了个性，成了所谓“单面的人”，畸形的人。现代技术和政治把西方传统的精神价值洗劫一空，由陀斯妥也夫斯基最先敏感到，而后由尼采正式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景象，已成为西方人精神生活的现实，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远大的理想和精神的支柱了。于是，面对西方现代人的境况，各色各样的哲学发出了共同的疑问：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生存境况是什么？人类的前景和命运又是什么？当然，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哲学是不可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的。卡夫卡的悲吟：“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所谓道路者，唯彷徨而已”，似正暗喻着这些哲学的悲观实质。
然而，问题是，西方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探究与我们要谈论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写实”插曲究竟有何瓜葛？这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一些？事情当然不是这样。诚然，处于建设现代化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西方后工业社会无法同日而语，社会历史条件的悬殊，物质生产水平的差异，社会意识形态的质的区别，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大相径庭，都使各自的文学形态相距甚远。但是，大异之中又有小同。抛开文学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相互渗透性的问题不谈，仅从社会思潮来看，今天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同样上升为重要问题。我们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我们开始了千辛万苦的经济改革，我们走进了世界市场，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初，我们进行了一些狭义的政治反思，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后来终于发现，一切都非单因单果，每前进一步，都必然会牵动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整个民族生存的方方面面，惰力犹如“无物之阵”般深不可测。于是，继八十年代初期的浅层反思之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种更深广的反思开始了。它围绕着如何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认识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心理，并试图开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道路。这一思考重心的迁移，归根结底，就是思考我们的生存状态--先不忙下结论说我们“是什么”，先弄清我们“在哪儿”。正是在研诘生存状态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思潮具有某种“同构性”，都是在一场浩劫后，都是在经济发展中，思索人的境遇、地位和价值问题。然而，由于国情的悬殊，东西方的差异，特别是社会制度的质的区别，这种思考又具有“异质性”--在西方，主要危机是异化，因而对生存的思考常常集中在一些诸如荒谬，孤独，荒诞、等待，“烦”、“恶心”，生死之类抽象的形而上的命题上；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国度里，思考的重点似乎集中在文化传统，国民性，物质匮乏，古老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类较具象的形而下的命题上。一个指向人类性或人性异化，一个则指向民族性或民族灵魂的再发现。
不过，无论是受“外来的刺激”，还是从本土文化的发展触发的顿悟，对文学来说，困难的倒是如何找到自己表现生存状态的方式、方法和思维特点。我们有过一些作品，基本是摹拟西方写生存状态的模式，如《无主题变奏》《黑颜色》《车站》《信使之函》《自由落体》等，事实证明这种写法是行之不远的。有很长时间，我们的一些作家虽敏感于生存状态的庞大存在，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方式。为此，《百年孤独》在中青年作家中引起的轰动，是耐人寻味的，它起到了电光石火照亮思路的作用。人们在本土生活中获得了体验，从西方思潮中受到了刺激，而当目光转向拉美文学时，则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早在一九八五年，就有位作家说过：“作为既困惑于本民族传统又困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一代作家，在《百年孤独》中看到的应当不仅是手法的出新。它向我们昭示的不再是一种流派的例行更替，而是有别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由此派生的新的观念与角度……《百年孤独》爆炸了，为我们送来了实证……它写出了‘生命状态’，在互为因果的善恶面前，在互相依存的虚实面前，它无喜无怒地复制了一个有喜有怒的世界”。这番话是说得比较深刻的。我们的确无需夸大一部《百年孤独》的影响力，而应看到人们从它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发现了“有别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新的观念与角度”。这是一种触类旁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既得之于《百年孤独》的启迪，又得之于中国的土气”的《小鲍庄》问世子。王安忆说：“我试图从自身的情感和经验中脱身而去地看待生活”，“我希望我的小说是这样，人们看了之后会说‘哦，曾有过这样一段日子，曾有过这样一些人生’！”大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悟性，王安忆在《小鲍庄》劈头第一句便是“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奠定了一个新的客观化的调子。王安忆之创作《小鲍庄》，其实已萌动了日后“新写实”的一个基本特征：从主观向客观过渡，探究生存本相。因此，把《小鲍庄》视为“新写实”潮流的先声，是合乎实际的。只是，“新写实”并未立即紧随其后，中国横亘着一个“寻根文学”一它也写生存状态，但别是一种意趣，然后是李锐的《厚土》，到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刘恒、刘震云一些力作问世，“新写实”潮流才算真正开始了。
以下几位“新写实”健将的话，也许很值得注意。方方说：“在绘制这一隅风景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怀着怎样的意图。如果硬要说点什么，或许只是想跟人说说；在汉口有个河南棚子，在河南棚子有着父亲一家人，他们曾那样活过，现在还这么活着，活得粗糙而有滋有味，浑噩却随心所欲，他们从父辈那儿继承了如此活法，然后又将这遗产留给儿孙，当然也有例外，比方七哥”。刘震云说：“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的观察方法”刘恒则不满于各式各样的“主义”对真实的损坏，他要把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以及与之对应的精神的复杂性奉献给读者。于此可见，这些风格虽异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把审视的重心挪到“生存状态”上去，犹如凭借心灵的感应，聚会在一面若隐若显的旗帜之下了。
这就反映出一种选择的必然，一种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潮流性倾向。分析一下“新写实”何以不早不晚，偏偏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文坛，是大有益于加深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格局和运行轨迹的认识的。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既非文学自身单恋的产物，也非社会一方自作主张的结果，它是文学与社会相互激荡下的一种选择。当我们回顾“新写实”潮流出现前的情形时，看到文坛上主要有三股流脉，它们是“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起先它们如春潮浩漫，活力充沛，但不久便陷入现实生活的高大围墙，给堵了回来，显出某种强弩之末的颓势。它们或者停滞，或者衰微，或者打旋。再后来，一股平缓而深沉之潮流来了，它在尽力适应现实，适应读者，又欲向复杂性和深刻性进军，这就是写生存状态的文学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