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不幸常常造成文学的奇葩。
古华的中篇小说《芙蓉镇》（《当代》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就是一部对历史进行深切的返思，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的作品。照作者说的，他唱了一曲严酷的乡村之歇。然而，严酷之中见深情，它同时又是一曲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赞歌，倾注着作者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由衷热爱。
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它真，它流贯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小说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的故事象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把它们照着生活本身的模样移到了纸上，很难见到斧凿的痕迹。它非但不象过去某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成结论，去过滤、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实，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个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历史的河道上，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雾，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以本来面目。“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它美，它奇妙地把湘南山镇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飙巨澜糅合起来，熔于一炉，出之以一幅幅含义深邃的风俗画。那山花流水般的风俗画笔，确属罕见，也许只有到沈从文的湘西《边城》里才能找到。它奇，虽然它的人物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无非是卖米豆腐的善良女人，忠厚多义的“北方大兵”，悔愧交加的大队书记，外表混世而内心痛楚的“右派”，阴鸷歹毒的“政治女将”，象懒蛇一样依附于政治运动的“吊脚楼主”……可就在这些人物之间，在动荡的时代，展开了波诡云谲、兔起鹘落般的矛盾冲突。作者把那个时代里千奇百怪的世相生动地描画出来了。
作者不单是写几个人的命运遭遇，他要写一个“小社会”，一个生活整体，一个艺术群体。他想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力求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围里，“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他要艺术地探索左倾路线的来龙去脉和它危害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芙蓉镇》以卖米豆腐的“芙蓉姐”胡玉音为“引针”，缝串起与之相关的各种人物。这里有她早年的情人、如今的干哥、大队支书黎满庚；有他的丈夫、屠户黎桂桂；有帮助过她的生意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有每圩吃一豌米豆腐的右派“秦癫子”；有她的近邻“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有虎视眈眈盯着她的国营食品店的女经理李国香，以及李国香的“靠山”，县财贸书记杨民高。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各有其代表性，他们相互关联，如网交错，不啻组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们的作者，就是站在这玉叶溪旁的芙蓉镇上，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化，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沉浮降；他抒写的多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的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
生旦净丑业已齐备，一出文唱武打的大戏便开幕了！
也许，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作者手中那支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风俗画笔。小说里有多少声色并作的风俗画面啊！那夹岸长满木芙蓉的一河绿波，那边远山镇青石板街上的鸡鸣犬吠，那五岭山脉腹地里悠扬的民歌，都令人神往，引人遐思。这里民风淳朴，人们有互赠吃食的乡情。每逢赶圩，更是繁华热闹。然而，作者并不孤立地写风俗，更不靠古旧的奇风异俗招徕读者。他的风俗画是流动的，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从中时时透露着时代的消息。就拿“圩期”来说，也真是变化莫测。解放初期是“一旬三圩，一月九集”。后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圩期一改再改，“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是半月圩”。到了小说开篇，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元气大伤的农村经济复苏，“半月圩”又改为“五天圩”。芙蓉姐的米豆腐摊子交了好运，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行情又变，到了十年浩劫，芙蓉镇“街容”大变，变成一条红彤彤的“语录街”、“对联街”。“检举揭发箱”赫然在目，王秋赦的“民兵小分队”逡巡警戒。不要说“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不敢在圩场露面，就是狗、鸭、兔、蜂这类小动物，也在“四不养”的条款下销声匿迹了。此时正如小民们的一首口诀所说：“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当年是“互赠吃食”，如今是“互不串门”；原先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阶级阵线分明”，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只有十几岁的娃娃不知厉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脸肿的教训后，才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动，小小年纪就晓得唉声叹气……”而且，王秋赦又从北方取来了“真经”“忠不忠，看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大套宗教仪式。现代迷信之风大盛，古风旧俗变成了“新”风恶俗。人们于抑郁的心情中，忽然又想起了早年间反封建的民歌，不免轻轻地吟唱起来。这些真实的风俗画面，虽写风俗的变异，实写社会的变易，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革命”和“造反”换来市场的萧条：“阶级阵线的分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戒备：“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背后，有人却哼起了反封建的《骂媒歌》……这种“革命”的虚伪的色彩和倒退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透过这些描写，作者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
然而，这一切毕竟还只是小镇的“外景”，是站在远处也可以望见的。要了解风俗变易的根源，只有走进小镇的内部，走进人物的命运之中，去研究这个“小社会”动荡、瓦解、重新组合的全部过程才行。构成这一卷社会风俗画的骨骼血肉的，还是“人”，是带着自己固有的复杂性的人，是人的命运的变幻，是各个人物独特命运的错综复杂的交织。构成这部小说情节发展核心的，则是左倾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社会主义时代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只有从各个人物命运的发展中，我们才看清了左倾路线如何凭借着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伤害着和扭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它如何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在大劫大难的年月，党和人民的力量，正义和忠诚、道德和良心的力量并没有提泯，只是以曲折复杂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胡玉音和她的丈夫黎桂桂，苦吃勤做，抓死抓活，“推米浆把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把锅底都抓穿了”，总算生意兴盛，发了一点小财。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恬静的生活里正潜伏着危机，他们已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严密注视，与他们有瓜葛的人，也都株连在内。李国香、杨民高，早已“洞察”了芙蓉镇的新动向，得出“地富反坏右一齐跑了出来，党内党外，气味相投、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结论。善良的人们蒙在鼓里，网已经张开了。胡玉音的新楼屋落成之时，正是李国香率领的工作组进镇之日。庆贺新屋落成的酒宴，李国香“婉言谢绝”倒不奇怪，最贪馋的“吊脚楼主”王秋赦竟也破天荒地不肯露面，不禁令人惊愕！终于，“飓风”陡起，胡玉音夫妇丧魂落魄，谷燕山“停职反省”，黎满庚嗒然若丧，秦癫子当众下跪。芙蓉镇一切都乱了！从此，开始了沿着极左的磁力线的大旋转，大颠倒。人们失去了保护，更没有力量去保护别人。胡玉音青梅竹马的干哥黎满庚，当年曾对天盟誓：“玉音妹妹，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可是，他护得了吗？他能抵御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巨大压力吗？他过不了“你死我活”关，缴出了胡玉音托他藏匿的一千五百元，火上浇油，使那个弱女更快地跌入火坑。谷燕山帮助过全镇的男女老幼，他的存在对小镇生活起过安定、和谐的作用；他也曾帮过胡玉音，每月卖给她六十斤碎谷米。如今，自身难保，“卖碎谷米”成了头等罪过，他被困锁在楼上“反省”。胡玉音夫妇更是五内俱焚，心如油煎。他们本想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生活，可是灾星降临，连一晚上也没搬进去住过的新楼屋，就变成了“新富农”的罪恶见证。在政治风暴中，他们的精神彻底瓦解了，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子孙后代，“万一娃儿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胆小怕事、忠厚木讷的“招郎”黎桂桂，终于在玉音外逃期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夜深沉，路茫茫，孤苦的胡玉音“潜回”芙蓉镇。昔日人们亲切的笑脸突然变作冷漠畏惧的神色，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吓得后退一步，仿佛见了鬼一样”。丈夫死了，家抄封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仿佛大地在她的脚下陷落了。她象一朵枯萎的木芙蓉花，在寒风中颤栗。这个善良的女人，对谁都无怨无恨，爱新社会，爱新生活，爱乡亲父老，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谁也无害的弱女，竟被打入了罪恶的深渊！“一叶落而天下知秋”，这里，悲剧的说服力达到高潮，极左路线对人民的危害，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可怖，得到了穷形尽相的再现。
命运啊，谁是你的主人？除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极少的“幸运儿”，似乎谁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小说透过艺术形象深入挖掘的，正是那种主宰着人们命运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一镇的人望”谷燕山，是南下的老革命，为解放事业流过血，对革命忠心耿耿，总应该受到信任吧？正派公道的黎满庚，是群众拥护的带头人，总应该受到信任吧？不，这些人与“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在感情上，思想上格格不入，这条路线是容纳不得他们的。难怪黎满庚发出了哀号：“这世上，不你踩我，我踩你，就混不下去啦！”这是一个良心未泯者的内心痛苦，但也暴露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悖理与荒谬：“你踩我，我踩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品还在人物命运的对比中，更深一层从经济的角度揭露了极左路线的荒谬性。胡玉音夫妇，省吃俭用，勤劳刻苦，逐渐富裕起来，可是，一个作了阴间冤魂，一个成了人间活鬼。而他们的近邻王秋赦，好逸恶劳，不事农桑，坐吃山空，仅因其“穷”而被当作“宝贝”请出来，扶摇直上，成为“运动根子”，芙蓉镇上“最革命”的代表。他得意洋洋地想：“你们这些蠢东西，土改时分得好田好土，耕牛农具，只想勤吃苦做，只想起楼屋，置家产，发家致富，哈哈，王秋赦却比你们看得远，仍是烂灶烂锅营生，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来‘斗’你们的‘争’！”这虽是一个农村无赖的内心独白，却把极左路线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的联系，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联系微妙地揭露出来。
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性格世界。人物性格刻划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个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小说就愈能够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小说《芙蓉镇》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容量，具有一般化的长篇小说都难以抵敌的密度和厚度，其根本原因，是它创造了三四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
它的作者是那样善于写人：他在矛盾的漩涡里写人，他在风俗画中写人，他在黑与白、笑和泪的尖锐对比中写入，他在悲剧，正剧、喜剧的交错中写人，他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写人……假如要找出作者写人的一个总的特点，那我以为，他的方法是：把身份、地位、个性、气质绝然不同的人物，放置到共同的政治风暴中，观察和研究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发搅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人物内心激起的冲突和波澜，通过典型的情节和场面加以刻划，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