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载《当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它几乎是在人们缺乏心理准备和预感的情势下骤然出世的。就象从芦青河中捞出那条伤痕斑驳的古船一样，小说陡然撕开并不久远的历史幕布，挖掘着人们貌似熟悉其实陌生的沉埋的真实--人的真实；同时，又象那个神秘可怕的“铅桶”下落不明一样，小说揭示了隐伏在当代生活中的精神魔障；当然，小说也有自己的理想之光，它要骑上那匹象征人性和人道光辉的大红马，尝试寻求当代人和民族振兴的出路。由于它是一部如此奇异的作品，读者和评论者在片刻的惶惑后无不为之轻轻战栗继而陷入绵长的深思。
时间冲刷着记忆，时间淡漠着恶梦，为了维持现实的平衡，健忘似乎已经变成人类抚慰自我的一种惰性。在安定而又浮华，自信却又骚动的今天，我们民族的注意力正被另一些重大的东西吸摄而去，大多数人已很少深究往日的血痕，生命的苦难与今天的存在之间具有怎样内在的精神联结。他们生活于“现在”，便也专注于“现在”。然而，充满智慧和痛苦的青年作家张炜，决不是一个乐观的健忘者。他超出自己的年龄所限，比平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罪与恶的影子并未远遁以至根绝，它依然是困累现实生命的潜在因素，在肉眼达不到的处所，他瞪视着并且发现几千年的精神对抗的历史并没有终结，捆缚着人性的枷锁也并未锈蚀。他深深地懂得，今天每个活这的人及其各种心态，都是历史的得意之作，因而都是民旅精神发展史上的“中继点”既然我们的民族曾经穿越了如此严酷的大伤痛、大恐惧、大熬煎、那么重新踏进这苦难看个究竟，回过头米研诘苦难与现实与变革的连结，就是一个富于良知的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许，《古船》震撼力的全部秘密在于，张炜小但要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与心、感觉与理性、反省与忏悔来重新铸造“记忆”，并且与当代人的困境联系起来。这位作家性格执拗不甘心于接受既有的现成结论，一切要用艺术家无畏的甚至有些偏执的眼光来审度：这位作家野心太大，在这部记载洼狸镇四十年风云的、近三十万言目长篇里，他不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合，而且把洼狸镇与世界衔接，让纵的“古船”与横的“星球大战”同呈并现；他直面历史，不惮纷繁，历叙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初期经济改革的种种史情，而真正的鹄的是撩起历史，镌刻一座民族心史的碑碣。毕竟，这工程是太棘手也太浩大了，作者虽尽心尽力，看来仍留下若干缺憾和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有时，甚至极深刻的发现与颇肤浅的幻象糅合在一起。但是，环顾今日文坛，能以如此气魄雄心探究民族灵魂历程（主要是中国农民的）、能以如此强烈激情拥抱现实经济改革，又能达到如此历史深度的长篇巨制，实属罕见。所以，我把它称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
评价一部作品，哪怕是结构庞大涵义纵横的复杂作品，首要的还是尊重作品形象体系的基本事实，力求对其底蕴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古船》发表后，不乏在某一方面精警独拔的评议，也未必没有把作品变形删削使之服从于某种主观的理论虚构的情形诚然，现代小说审美意识中呈现出多主题多声部多旋律，但“多”并非“无”。有多少伟大作品曾被先哲们一语中的砉然而解，至今令人服膺，何以唯独《古船》变得不可言说？假若我们不敢或无力把握它的总体精神和艺术轨迹，那么眼花缭乱的敷演就可能把它引向心造的迷宫，而无补于对其思想艺术价值的理解。当然，不可否认，理解《古船》确有种种障碍迷阵，仅它的象征和意象就足以让人扑朔迷离：看，那铁褐色的古城墙，那喷溅了鲜血的大红马，那不断发出呜隆声的老磨屋，那支离朽碎通体染血的老船，“倒缸”的神秘恐惧，藏“镭”的恐怖铅桶，巨雷焚毁的老庙，跛四的隐含预兆的笛音……这一切，都在把我们的思路牵向四面八方，诱发和提供着多种解释和伸延的可能性；倘一味索隐下去，那真是不堪其苦。然而，尽管如此，尽管隋、赵、李三大家族浮浮沉沉，尽管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们及其打上遗传烙迹的子女们死死生生，不断“轮回”和“重现”，但我以为《古船》的主体建构、它的主要血液经络还是相当醒豁的。
在这一幅巨大的、动态的画卷中，我看到了两股大力的盘旋、扭结、互渗、较量：一股是向上的力，超升的力，它表现为艰难升起的对于人的重新发现、重新肯定以及对人的觉醒、超越和自由的渴望，这是从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深处即已萌动直到今天才逐渐逼近的雷声（主要集中在隋不召弟兄、隋抱朴兄妹及其它人挣脱苦难和历史惰性的枷锁上）；另一股是向下的力，坠落的力，它在小说中表现为对于蔑视人、束缚人、毁损人的非人化的种种深层社会心里根源的挖掘（就作品实际看，主要集中在对不断被保护下来的封建的宗法关系和家长制的现代形态的剖露上）。这两股力决不是以所谓正面或反面人物来分野的，甚至也无法用人物来标识，它们是作品内在精神力的颉顽。正是这两股大力的撞击，形成了《古船》艺术天空的惊雷闪电、霹雳狂飚。这可以说是小说中相互依存的正题和反题，张扬的主题和批判的主题。那么“合题”呢？我以为就是：从内结构看，它是从忏悔到新生的人的主题；从整体结构看，它推衍为民族的主题，通过洼狸镇四十年的动荡，探究它何以封闭、迟滞，萎缩的深层原因（河道何以干涸，曾经扬帆下西洋的艨艟大船何以樯倾楫催沉没多年，象征民族工商业的磨屋何以窳败不堪，等等），并为洼狎镇的繁荣昌盛，为人的完善解放，试着踏勘一条径路。这些，就是我眼中一部《古船》的思想艺术的主航道。
这样粗线条地勾勒《古船》的总体精神，自然不可能道尽它的丰厚意蕴，但是，如此勾勒却有助于廓清这部作品因其本身的独特意象和怪异氛围自然形成的疑云，使我们可以先行步入《古船》的堂奥而不至一开始就迷失方位。这实在是一种磅礴的、深潜的精神。倘若我们进一步靠近作家张炜创作的心理动力和他的激情燃烧的缘由，我们的感受将更加深刻。是的，不论怎样令人瞳目的惊人之作，总会在它的时代纷扬思潮中找到依据，也总会在它的作者创作发展的脉胳中发现端绪。张炜何以会创作《古船》？这同样不是一个凭空降临的突兀问题。熟悉张炜创作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对痛苦极为敏感的作家，一个富有强烈忏悔意识和抗挣意识的作家，他极其关心人，关心人的处境和价值，人的权利和尊严；对于在恶势力抑压下的弱者，他报以深挚的同情，对于道德的沦丧，兽性的残虐，他又始终怀藏着内在的愤懑，苦思着人的自由、完善和幸福的解救之途。在他的《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中，都无不激荡着对人的觉醒的严肃思考。
这两部作品其实是可被看作《古船》的准备和预演的。在《思索》里，沉默“古怪”的看园青年老得，眼看凶险狡狯的坏干部王三江下台后，又借“承包”之机摇身一变窃取了葡萄园的大权，只把人身依附关系换了个形式，继续恩威并施，便感到异常忧愤。初步的丰裕没有模糊老得的双眼，他思索着这欺凌和盘剥何以继续得逞，短视而畏怯的乡亲们何以对他冷淡。但他的反抗武器呢？不过是“怒目主义”加上从老一辈承传的传统美德，于是，他只能孤独地写下悲愤的诗行，他只能锒铛入狱暂时以失败告终。在《愤怒》中，老得的形象发展为李芒，王三江的形象转换为肖万昌。李芒不再是孤独者，而是逐渐赢得乡亲理解的先进专业户主，作品开始把新鲜强烈的现实气息吹进李芒的灵魂。肖万昌则比王三江的根基更加深固，作品弥补前作的薄弱，揭出“权力崇拜”是肖万昌们赖以扶持的一根支桂。从这里，不难看出后来呈现在《古船》中的某些思想印痕。
然而，上述两作终究很难与《古船》同日而语，《古船》无论对张炜还是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都是一个重大的腾跃和拓展。因此，重要的似乎并不在于寻索前两部作品与《古船》在人物造型和情节模式上的递嬗关系（如老得、李芒之于抱朴、见素；王三江、肖万昌之于赵多多，赵炳等等）。而在于我们在对这一创作轨迹的审视中，究竟发现了多少作家思想演变的消息，作家创作的思想推动力以及发现一个艺术家对人生甚至人类所抱的爱心，艺术思维特征，价值体系等等。要而言之，也就是怎样抓住作家主体的核心动力。从上述两作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切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哲学意义上的）而旋转的，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我曾经把《思索》中郁闷内向的愤怒青年称为“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他和那个“拥有巨人的雄心和婴儿的意志”（别林新基语）的、自我矛盾的复仇王子是多么相象啊。
哪里象象？精神上相象。我认为老得的愤世嫉俗、仇恨人间不平带着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感染着类似人文主义的浓重气息。把英雄的王子与八十年代初期一个中国青年农民相提并论，把文艺复兴及稍后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与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思想遥相呼应，这岂不荒谬？不，我不是从社会发展史的意义上，而是从历史哲学和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上仅仅指出它们的“类似”的而已。老得是在封闭的、保守的、封建残余势力相当强固的中国农村里，伴随商品经济的初兴，刺激起个体意识觉醒的农村“觉醒者”。能够超过所有制和社会制度大大先进的现实，锐利地发现对中国农民来说是空谷足音般的“觉醒”，显示了张炜不同凡俗的眼光。（在现代史上，中国农民自然有过不止一次的“觉醒”，如民族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觉醒，这里讲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形极端特殊复杂：以生产工具、科技水平尺度衡量是落后的；以社会制度的尺度衡量是先进的；人的精神文明状态就更为复杂了--这是多么难以理清的麻团啊！于是，张炜的主人公也就并没有停留在个人主义抗争的水平线上。
如果说，老得的抗争带有争取人的自然权利，要求平等的色彩，那么李芒的抗争就渗入更多现实的理性的色彩，并且隐约体现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到了《古船》中的隋抱扑，自然的人，理性的人，都不再是作家的属意所在，他试图铸造经历了极度的灵魂忏悔，从大恐惧，大哀伤中挣扎而出的，怀抱着解放人类宏愿的理想的“救世者”。另一方面，同样是对人的思考，从王三江个人品质上的恶德到肖万昌抱住“权力崇拜”的柱子直到《古船》中赵炳把自己的肌体深扎于几千年封建政治伦理和宗法文化的土壤，同样显现出三个明显的台阶。我想，这是不应仅仅看作人物自身的攀缘上升和潜入深渊的，他们其实深刻反映了作家主体剧烈的变动和紧张的钻探，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古船》的价值定向--忏悔与超升--人的、民族的！
《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象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象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决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溶汇而成的心理现实主义。这部作品同样也不缺乏盘虬的矛盾，众多的人物，纷繁的头绪，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感；这原本是可以称为“史诗”品格的。但是，它与那种“全方位”、“全景观”的史诗显然不同，我又宁愿把它称为“心灵史诗”。因而，它不是人情风俗史，政治斗争史，而是“民族心史”。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创作时，不能不承认，大量作品恪守的是传统的再现中的表现，很多作品难以摆脱被动式、依附式、平行式的思维框架；当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古船》中几个血肉丰溢灵魂痛裂的角色，看他们既处身政治经济狂澜又能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不能不深深感到，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大量作品是从“群体”到“群体”，它是从个体到群体；与其说它旨在“改造社会”，不如说它旨在“改造生命”。我所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趋势是具有更久远战略意义的“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而《古船》，正是踏上了这条荆棘丛生的悲壮之途。我想象过，即使作为个体的《古船》本身因多种原因湮没了的话（这要看时间老人的脾气如何了），它所奋力开辟的审美途径，在中国、在中国的关于农村的长篇创作上，将不可能身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