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注意。面对八十年代中国农村一场“父与子”的纠葛纷争，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在这鲁班的忠实后裔与鲁班的不肖子孙之间，究竟谁更值得肯定？作品诱发人们思考的问题，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反映急速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面，正在走向深化。
作品和近几年流行的某些表现农村新气象的作品是有所不同的。它也写新气象，但它力图在掌握生活的复杂原貌的基础上去写新气象；它也注重揭示生活中的矛盾，但它并不把复杂矛盾仅仅提炼为由穷到富，由受压抑到挺起胸，由买卖婚姻到自由选择配偶，由对政策的疑虑重重到确信不疑……这样一些单线条的、纵向的对比式矛盾，而是在纵横交织、盘根错节的矛盾中去把握现实；它也写新的经营方式的出现，但它并不廉价地无条件地全面肯定，而是写出新的经营方式中仍然包含着新与旧的纽结；它也在高声赞颂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但它同时写出了传统美德和传统的处世准则与发展中的现实关系的巨大冲突。对于这样的作品的评价，从概念出发的简单化的分析便显得不够用了。它不是单纯的颂歌，也不是无可奈何的挽歌，它是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中的一首交响曲。它有深刻的力量，也有严重的偏颇。它给我们的不仅是鼓舞，还有沉思。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254页）当然，这段话与我们谈论的这部小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是需要郑重说明的。但是，从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伟大导师观察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他们解剖社会时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峰，着重于从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深度及其相互联系来看问题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我们的农村也正处在经济变革之中，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囿于经济和政策的范围，看不到经济变革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看不到经济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冲击，看不到货币对感情的溶解，就不能认为是深刻的。应该承认，《鲁班的子孙》的作者的确没有仅仅把眼光集中在政策的优越和是否会“变”上，他至少是观察到了农村的经济变革对农村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一场多么深刻广泛的历史性变动！其幅度之广，渗透力之深，决不是“由穷变富”这个外在现象可以全部说明的。黄家沟一村的“人望”所钟，具有温厚的“良心”和高超的“手艺”的老木匠黄志亮在沉思儿子秀川的变化时说：“儿子变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捏得走了样儿，这只手，多么大多么有力量的手。他自知扳不过这只手。谁也扳不过这只手。天上刮风，地上树动，儿子不过是片嫩树叶手，能不摇？能不动？随了儿子吧，顺了世道吧！”这只“手”是什么？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这里确实如有的同志指出的，表现出老亮的某种“困惑”之感。但透过这种对他来说必不可免的“困惑”不正映现出了那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强大无比的历史前进的巨力吗？这个具体人物产生“困惑”一点也不奇怪，并不存在整个作品“在政治上”正确不正确的问题，黄志亮暂时也不可能“正确”，但他的“不正确”却非常艺术地。也是“正确地”表现了我们农村现实变革的历史必然性。
我觉得，《鲁班的子孙》的思想内容还是较为丰厚的。诚然，它着重描写了父亲黄志亮和儿子黄秀川在道德、良心、处世、为人上的激烈冲突，但是作者并没有抽象地描写道德；道德的冲突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木匠铺的兴衰、政治的气候、城市里的某些不正之风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密切而不可分割。并不如有的同志批评的，是“失去了历史感”、“牺牲了社会冲突孕含着的历史内容”。我们只要稍稍注意到，黄志亮的这个“哥疼妹妹，妹疼哥，哥妹都孝顺爹”的靠传统美德维系着的融融乐乐的理想的农民家庭在经济变革中，由于“父与子”的巨大分歧（主要是对个体木匠铺的不同态度）濒于瓦解和解体的怵目惊心的现象，就不能不看到这个家庭的分化包含的耐人咀嚼的“历史内容”了，文学作品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采取解剖一个家庭从而起到解剖社会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艺术概括途径。问题在于怎样解剖？
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出发吧。
在作品里，黄志亮怀抱的传统的美德与变革中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的道德观是什么呢？他认为一个木匠，必须具备两条：一条是良心，一条是手艺，缺一不可。他的“良心”又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乡亲父老之间的情义高于一切，“记着，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他一生都恪守着这种做人的信条，赢得了黄家沟乡亲的敬重。恕我直言，他的人生哲学的核心还是一个“义”字，是从自古以来的农民英雄豪杰的“义”继承过来的东西。然而，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特别是当年挨了批判一怒之下出走的秀川回来之后，黄志亮一生恪守不移的道德良心就以“父与子”的矛盾的形式，与现实尖锐地发生了抵牾。尽管他和他的几个徒弟情同骨肉，但他们朝夕相守的大队木匠铺还是随着“大锅饭”的结束而倒闭了；他的“良心”挽救不了几位徒弟各奔东西谋求生路的局面；尽管他给心爱的义子秀川从小就灌输了做人的信条，尽管儿子至今也对他十二分的孝敬，可是秀川已经心猿意马了，“良心”比不上金钱的诱惑，爱情也感化不了儿子“冷酷”的心了；尽管儿子刚进家门的夜晚，不乏天伦之乐，但是旧的家庭秩序已经结束，新的不和谐的秩序开始了；尽管他还死死地抱住鲁班的古训不放，但这古训在经济变革中已经再也没有昔日的感召力量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他在暴怒中扭下了儿子的木匠铺的“价目牌”，表现了一个鲁班的忠实子孙的巨大义愤和凛然正气，乡亲们也为之衷心感动。但是，他可以摔掉“价目牌”，却摔不掉“价值规律”，挡不住经济变革的历史要求。多么悲壮！多么可怜！多么虔诚！多么可笑！我觉得，在这些具体的描绘中，在哪怕是从侧面表现的我们农村生活中新的经济因素，新的经营方式，新的心理状态中，作品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特色。作者虽然是不无怅惘地，却又是不得不正视并写出这种新的现实。作者虽然对良心、道义、义愤掩饰不住地肃然起敬，但他没有回避和否认，在现实的经济规律面前，这些传统的高尚的激情又是多么的脆弱！后来，我们看到，作者不得不承认，德高望重的木匠班头老亮，丢掉了“主事人”的实际地位，“让位”给精明强干的儿子秀川了。这个“位”自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上的“位子”。但这个小木匠铺里的人事沧桑，“主事人”位置的移易，难道不是一件中国农村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变”吗？
我认为，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清醒和某种深刻性，还表现在对黄志亮精神上由自信、优越而一步步坠入惶惑、衰弱的过程的揭示上。不能说黄志亮所怀抱的良心道义不宝贵，不高尚。事实上，黄志亮身上体现的道德观念，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道德的凝结、继承和发扬。劳动人民的道德美是不会消失，不会摇碎，更不会泯灭的。但是，道德观念象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必然随现实的发展而丰富发展。黄志亮的“良心”固然可贵，假如这“良心”是与“大锅饭”，“穷过渡”之类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良心”越发扬，就越与今天的现实抵触。黄志亮爱乡亲父老，爱他的不管是笨拙的还是聪明的徒弟；可他固执地认为，只有恢复大队的木匠铺，把富宽，德忠等人重新拉回来一起吃“大锅饭”，才叫做有“良心”，这就不能不使“良心”和义举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当然，要让老亮放弃三十年形成的“良心”，等于抽掉了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极为困难。可是，现实决不因为他的“良心”而改变自己的轨道，现实毕竟比他的“良心”更有实力。他扭下了“价目牌”，除了撵走了儿子之外，又撼动了现实包括儿子的思想的什么呢？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神圣的道德激发并没有得到现实的理睬。这个人物的心灵历程和精神活动的过程，是包含着比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
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每个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的：在新的经济政策面前，广大农民无不为获得了自主权而欢天喜地，为什么唯独这位老亮师傅郁郁寡欢，愤愤不平呢？这合乎逻辑吗？他又不是“大锅饭”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又不是大跃进、割尾巴风潮中的带头人，而是无辜地受过不少批判，可他的思想“弯子”怎么就那么难以扭转过来？按说，责任制和允许个体开业的政策，是他的盛大节日到了，他怎么反倒惶惶不可终日？这合乎情理吗？诚然，他那名闻遐迩的手艺和名望，再加上儿子秀川的虎虎生气，再添上女儿秀枝的整饬家务，他的日子还不是烈火烹油般红火？他放着大福不享，到底闹的是哪门子别扭？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释，这部小说能否成立也就成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