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在读完陈建功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鬈毛》的顷刻，我想到曾经流传遐迩的如上的诗句。不错，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人诗歌里的主人公要比我即将加以评述的“鬈毛”的年龄大好多，“鬈毛”只能是他们的弟弟，但是，作为同是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发生剧烈动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的青年，他们的精神特征无疑具有连结性，就精神的递嬗和亲缘关系来看，我们还应该提到《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小说中姿态各异的男女。然而，此刻我却格外赏识眼前这个头发“自来卷”的，嘴角上永远挂着嘲讽的年轻人。我至今也想象不出，陈建功在什么样的灵感和契机的触动下在茫茫人海里发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并且能够如此绝妙地显现出他的变化无常的感觉、情绪、好恶、心理，以至他灵魂的隐私。就个人来说，“鬈毛”是极特别的；就其精神状态来说，他堪称为某一类青年的代表。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深刻的话，所以我极信，倘若千百年后，我们的肉体久已化为尘泥的某一天，有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偶然翻到发黄变脆的《十月》杂志，翻到这篇《鬈毛》，他必会如获至宝，他将从“鬈毛”的奇特心态和绕系在“鬈毛”身上的文化形态、都市景观看到一页“活生生的历史”“鬈毛”的做报社总编的父亲也曾经愤愤地说：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病”！除了理解上的差异，应该承认总编的话是对的。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认清“鬈毛”其人；而清醒地把握“鬈毛”精神的历史文化特质，也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运转的时代轨迹。
可是，这个头发打卷的、名叫卢森的青年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吗？他有什么惊世骇俗，力挽狂澜的奇举吗？没有，完全没有。按照时髦的名词，他在小说中倒是无时无刻不流露着荒谬感、虚无感、厌烦感和不友好的态度，他的一颗年轻的心似乎永远无着落。这部小说一开始便确立了它那充满冷嘲的、惶惑和愤世的个人独白的基调，它是一部卢森的灵魂自白书。如果我们承认它的吸引力的话，那就是主人公的怨毒和幽默和恶谑的自嘲吸引了我们。在卢森的眼腈和感觉里，一切都是不协调的：摔坏了的自行车醉汉们的发出耗子似的尖叫；下班的人们象下雨前的蚂蚁出洞；等公共汽车的人们象兔子似的东窜西窜；个体户象“招蜻蜒”一样向顾客挥舞着衣物；那马路上谈情说爱、搔首弄姿的小妞儿，那颧骨上有不少壮疙瘩的、喜欢把黑夹子捂在裤档上前后摇晃的交通警察……全都在鬈毛的眼睛里变了形，涂上一层令人厌烦和不安的色彩，由此可必返照出这双眼睛后面的，是一个充满叛逆意识和忿忿不平的灵魂。他心中仿佛永远有一股发泄不尽的恶气，因而带着嘲弄和瞎笑看待一切东西：他心中又好象有了连他自己也不甚明确的欲望和追求，为了这不知怎样才能满足的欲求他又时时地刻薄地嘲笑自己。在很多时候“鬈毛”确有一种“局外人”与社会的牴牾情绪，“卡夫卡式”的流放感，就象他在某天清晨睡醒后的第一感觉：“躺在大马路边上的感觉”。在另一些时候，“鬈毛”又表现出类似黑色幽默的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冷嘲，比如把自己叫做个体户的“店小二”，“盖儿爷”的“短工”，“不是东西的东西”等等，他偏偏发现八宝山附近写着“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招牌，他向交通警察承认的错误是：“我不该跟您梗那下脖子”之类。卢森在小说一开始就不无自豪地宣称：“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可是直到结尾他也没有找到他的“活法”究竟是什么。他认为父亲的“活法”用一句话概括：“没劲”，到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目前的“活法”也同样是“没劲”。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为了弄到八十块钱在社会上转悠了几天的行状。
我知道，当我们把“鬈毛”的行止作了如上描述之后，或者“鬈毛”的不良言动和心态被我们的某些批评者发现之后，一定会立即有人不假思索地严正指出：这是“多余人”！这是“嬉皮士”！这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是“拉摩的侄儿”！不一而足。我并不反对“转借”某些文学史上的特定概念来透视当代文学现象，如果它们之间果真有一种精神上的遥感和联系，而这种“转借”又有助于问题的深化的话。可是目前某些滥用特定概念的现象，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悲哀。就拿“多余人”来说，这个最早由赫尔岑提出，由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加以深刻阐发的命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现象，它专指十九世纪俄国贵族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他们一般是聪明、正直、敏感，长于言辞的，但怎么也摆不脱了贵族阶级的立场，永远行动不起来，因而不是蜷缩在床上不起，就是坐在壁炉前慢慢咀嚼往事，甚至连爱我所爱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患有不治之症，最终是与本阶级一起没落的“聪明的废物”。现在我们有些文章里不但把赫尔岑的发明权轻率地递夺了，还给一些正在成长中的、有弱点的青年扣上“多余人”的帽子，也把我们看成一病小起的“聪明的废物”啦，这岂不是莫大的冤枉吗？这岂不是典型的历史悲观主义？至于看到自些青年流露出某种玩世不恭的苗头和表象，就廉价地奉赠“嬉皮士”的桂冠，那就更无道理可言。难道我们已经贫乏到不能给中国大地上的精神现象起一个恰当名称的地步了吗？是的，问题的全部症绪在于小要忘记我们是在谈论中国，这具有独特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中国，尤其不该忘记我们谈论的是八十年代变革时代的中国的青年。一切滥用名称的错误都在于没有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都在于记住了“名称”（或得意于名称）而忘记了时代，这怎么可能指望作出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剖视呢？象卢森这样的人，假若把他从特定的现实关系和文化背景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化，那我承认，上述的帽子差不多都能扣到他的头上；可一旦把他放回现实关系中考察，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冲击下的一个奇异的产儿，则会发现他的身上以及绕系于他的纷纭扰攘、五光十色的种种世相，原来包孕着如此丰富的新的含义，是旧的教科书和哲学讲义无法包容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洞察今天正在沸涌中的民族心态和精神阵痛，要窥视今天中国的都市风景和人欲潮流，要了解今天中国的知识青年的某种心理状态，你不妨把“鬈毛”的灵魂冲突和“价值真空”作为一个视角吧。
记得《理想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宾克莱曾引用这么几句话：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么，全看你感觉如何。今日为是，明日为非，法国之乐，英国之悲。抛开这几句话的相对主义实质不谈，就它强调伺时、伺地、何种感觉来说，对评论一部作品和一个形象倒不无启发。我们现在谈“鬈毛”这个人，就得首先尊重这个形象的事实。要问：象幽灵般时时纠缠和围拢着卢森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我是谁”这么一个最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虽然作品并没确明白地说出这个问题，但卢森无时无刻不被它缠绕口他总想弄明白他的“身份”或“名分”是什么，但又似乎总是弄不明白。当然，在他的潜意识里是早就感觉到了的，但他却不敢爽快地、彻底地承认。他的全部愤怒和痛苦就在十他企图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份”的矛盾之中。那么，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在有的读者看来这好象不成为问题：他不就是个落榜的高中毕业生，一个待业青年，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吗？不，这些未免都太抽象化了。事实上，他不愿承认又无法回避的“身份”说穿了就是：“报社副总编的儿子”，或者冉加上他那头“鬈毛儿”。人们答理他、捧他、笑脸相迎，甚至有一回一个女孩子要求“接吻”，全都是因为这个“身份”。等到他不要这个“身份”，跑出去自己挣钱，结果是只确他那一头鬈毛儿还能派得上一点用场，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恶毒的讽刺！是的，“总编的儿子”就是他的身份，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就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是一种具有多么严重的依附性的价值啊！可是直到今大，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在这么估定一个人的价值呢！
在发现自己价值的依附性的司悲和潜藏在社会深层的庸俗守旧、泯灭个性的可痛上，卢森的目光是有穿透力的。他以自己敏感的天性、紧张的思考，看到生活中把人向下拽的陈腐的奴性。他的语文老师“馄饨候”，是个善良、软弱而不清醒的人，他挨过卢森父亲文章的批判，但他每次见到卢森总不忘首先问候“你爸爸好吗”？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奴性的笑。他的同学“盏儿爷”，一个开办新式理发馆发了财的个体尸，向女朋友介绍卢森时引为自豪地说：“这就是我老跟你提的……他爸爸是报社的副总编，前天报上还登了他爸爸的名字哪！”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态！卢森性格的历史积极性首先表现在，他看明白了，人们对他的热情、讨好、慷慨，人们注视着他的青眼，并不是直视着他的，而是越过了他的头顶，盯着他身后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这怎能不让他愤慨呢！然而，对于这个貌似顽世不恭的青年的“愤慨”的重大时代价值，并不是人人都能感到和加以理解的。比如，卢森的哥哥卢森及其妻子肖燕，就认为卢森是个傻瓜，在他们看来，“这年头靠老爷子赚钱的人多啦”，“中国还是老爷子们的天下，不把老爷子哄转了行吗？”甚至认为象卢森这样不驯服，中国要“亡国”的。他们规劝卢森应该接受现实，也就是接受这样一种屈辱的价直观。但是，卢森象个拒绝忏悔的异教徒似的，要坚持自己的“活法”。虽然他的所谓“活法”是那样虚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反传统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他是个空虚的高尚者，消极的叛逆者。当然，他最终也还没有摆脱他的“身份”，有时他又很看重他的“身份”，一直处在自我矛盾中。作品首先写到与他“身份”相近的李微在去参加“菜市场音乐茶座”演出的上问他：“失身份，是吗？”他答道：“有点儿”。可见他还有接受自我“身份”的一面。不过，从他最后既没有成为父亲要求的传统方式的奴隶，也没有成为“倒儿爷”式的角色，更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死皮赖脸的混蛋”来看，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不该是失望，而是希望，看见可以预料他真正找到自己的“活法”将是漫长的精神求索历程，但他毕竟以一种冷嘲的面目暗示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