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有一只苍蝇出现在我刚刚装修好的房间里，它使我感到了厌恶，我决定把它消灭掉。可是为此我浪费掉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也没能把它从空中打下来。夜晚渐渐降临，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仍然在不停地追打……在这个过程中，在我的思维空间里，出现了不同时间的并列，或者说是同一环境里的不同环境的并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种原始的时间现象包括了三个方面：“将来”（我要把苍蝇打死）、“曾在”（苍蝇是从哪里来的）和“此在”（我正在追打苍蝇）。而这三个方面在我的思维里不停地交叉出现，形成一种无次序的现象，我可以由此回忆往事，也可以想象将来，可是在现实里，由于疲劳和仇恨，苍蝇又成了我叙说的对象。这个复杂的过程就是小说叙事的过程。小说里的时间指涉应该是三维共存的，是有别于生活中的物理时间的。在现实生活里，时间只有“此在”这一维，在我们的感觉里，我们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消失，而实际时间没有发生一点变化，时间一分没有少，一分也没有多。只所以我们意思到时间的存在，那是因为人的生命本身成了时间的载体，由于我们生命的出现和消失，才显示出了时间的意义。时间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定的一个概念而已。由于人类的记忆和想象，使我们小说里的时间概念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小说叙事发生了变化。在人的思维里，除去现实，还真实是存在着记忆和想象。我们思想的过程就是记忆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记忆是人类思维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记忆构成了我们小说空间里“曾在”的一维，而我们意识里的时间是流动的，时间流动的方向又构成了小说空间里“将来”的一维。“曾在”和“将来”都是人类世界精神的具体体现。
自省
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匆忙的时间里停下来，来反思自己，反思自己是不是缺少自省意识？因为我生活在一个缺少自省意识的民族里。从现实社会来看，这种现象真实的存在着。“文化大革命”证明，我们都是一些丧失了精神自我的人，我们存在的只是肉体，我们的思想都是别人给予的。我们是一个不张扬个性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漠视，甚至恐惧和仇视个体生命的独立性。当然，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去指责别人，我们要做的是应该更多地从我们自身去找一找原因，找一找形成譬如“文革”这种灾难的思想根源和土壤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最要关注的应该是我们自身的精神。小说家创作的过程应该是对自己灵魂不断进行拷问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对我们的人民的精神拷问的过程。
记忆
母亲已经年迈，她的记忆常常发生错位。一些毫不相关联的事情常常被她老人家搅和在一起。在她老人家唠唠叨叨的叙述里，我不得不时时去给她纠正时间和事件的错位。事后想想觉得自己真是可笑。我为什么要去纠正那些被母亲自己认为是正常的时间和事件呢？从我们创作的角度来讲，或许母亲的叙述更具有现代意义，而我自己的思想已经僵化。我为什么要去固守那些已经失去了时间意义的事件的秩序呢？三十年前的事件和昨天刚刚过去的事件对于我这个以记忆为源泉的写作者来说，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自己的孩子
小说写什么不是一个难题，怎样忠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忠实于自身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表达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个小说家写出每一篇象样的东西都不容易，就像生孩子那般难，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是父母之精血，作品是小说家灵魂之呈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漂亮？但我更希望这个孩子确确实实是我的孩子，这孩子四肢健壮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好的小说必须有震撼人心的强度和充实的能力，没有丝毫的卖弄和做作，充满着歌颂生命的真情实感。
大众的口味
一个有出息的小说家，他不会去迎合读者，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怎样去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感受和思考。大众的口味只能使一个小说家变得庸俗不堪。艾特玛托夫说：“大众读物不能使人变得进步，它只能使人开心和逗乐，使人停留在原处。”一个只会写出所谓的畅销小说的作家不会给人类带来思考，只能给读者带来惰性，只能使读者变得更加庸俗。
一个人忘记思考是可怕的，同样，一个民族忘记思考也是可怕的，她有的只是盲目的随从。同样，一个庸俗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生气和希望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讲，给读者带来惰性的作家是不负责任的，是有罪的。
虚构的背后
虚构对于一个小说家极为重要，但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绝对应该是真实的。在我的小说里，每一条街道，每一棵树，每一场雾，每一个黄昏，一个人和他的孤独，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我们靠什么了解历史？靠什么去寻找流失的时间，靠什么去探寻比海洋更浩瀚更丰富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是靠文字对世界的记载，而另一方面就是靠文学艺术的再现。文字记载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文学艺术再现是的事物的内部本质，有了这两方面我们才能使后人了解我们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而写作？那是对人类精神世界再创的渴望。一个小说家呕心沥血地要把一些空灵的东西行成文字，再创一个世界，这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劳动。能来做这种劳动创造的人不光光是因为他有天才，而更重要的是他良知的发现。
心灵的自由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宣布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是违法的。1954年，我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无数个黑人在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宪法》终于做出了种族隔离是违法的。我认为这只是外部的原因，而黑人真正的要想摆脱种族歧视还得从自己做起，自己的内心必须强大起来。自身的解放才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人，最深的恐惧可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这就像我自己的写作，我最终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当我拿起笔面对自己灵魂的时候，那是需要勇的。当然，这种勇气不是天生的，他需要修养，成年累月的修养。《宪法》已经修正，但真正要从那块土地上站起来，还不是一句空话。
偶然与必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见许许多多与我们毫不相关的人，或者说会见到许多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的人。那些陌生人在我们的视线里匆匆忙忙，一闪而过。我们不知道那些人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我们不知道他或她从事什么职业，不知道他或她姓啥名谁，他们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那我们自己呢？在别人眼里同样是这样，人们同样对我们不了解，这就构成了生活的陌生化和神秘感。而且我们对未来又一无所知，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生活中的偶然真是太多太多，我们的写作对这些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事件，对这些神秘不可预猜的事件不能熟视无睹，只有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写作才能更加丰富多采。对这些我们要有所感觉。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是只有建立在对生活的感受之上的虚构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
认识的本质
就素材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认识问题。我们所处的环境使我们形成了一种认识事物的习惯，我们往往对生活表面的东西非常敏感，却常常忽视事物内在的东西，这种习惯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应该从生活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认识世界。比如我们感知某件白色物体的颜色偏蓝或者偏红，那是因为光和以其周围环境色为参照的。比如我们把手放在茶瓶上，那时你映在茶瓶上的手形就会发生变化，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如果那个茶瓶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的话，那么作为人的象征的手也就失去了本有的形像，一只正常的手被圆形的环境所改变，那么这样说来你以前视为正常的形像就太单调了。那么同样是一只手在不同的环境里所呈现出来的色彩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抛开对事物以往固有的概念，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去考虑。
一瞬之间
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现实存在于一瞬之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要依靠回忆来完成。我们的写作也要以靠回忆来完成。而回忆是什么呢？回忆是可以把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往事与刚刚过去的事情混搅在一起的。二十年前的往事可能要先于昨天的事情来到我们的脑海里，来到我们的意识里，这是事实。
有时候我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现实就离我们很远，往事就成了现实。
记忆是跳跃性的。在一瞬间我们的脑海里可以连续出现许多毫不相关的往事。
我们的记忆和思想是浩瀚的，我们像面对海洋一样面对我们的思想和记忆，我们没有办法把握她的全部内容，我们说不准有一件什么往事在一晃之间就会突然回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往往都处在这样一种情景里。所以我们不能不尊重自己的思想和记忆，我们不能不尊重这种事实。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的写作也忽视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浅薄之所在。真正的文学所要关注的应该是那些被历史和时间所遗漏的东西，关注那些被遗漏的生命之体验。对生命最强烈最深刻的体验都是不可能被临摹和代替的。
无论是记忆还是历史，无论是潜意识和梦境，这些都存活于我们当下的生命过程里，因而它们也都是现实本身，因而我们的叙事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正在进行时。
阅读
我们阅读。我们阅读世间的一切我们能够阅读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阅读我们自己。阅读使我们想起我们的过去，阅读使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
一个写作者最难的不是发现别人，而是发现自己。一个写作者最困难的不是面对世界，而是面对自己的灵魂。
种子
一部好小说不可能是被改出来的。在你写完一部作品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你注意到的只能是表面的语言，而你往往忽视作品的神韵和内涵。作品深刻的主题和骨肉只能是在你最初的创作中流于笔端的，作品的精髓是你最初的写作就赋于小说本身的，而不是你后来修改出来的，那些让人拍案的东西是在你最初的文字中就播下了种子。
血肉
我读Ｍ·普鲁斯特。在那里我最初接触到的全是一些过着富贵生活的人们。那种生活方式离我十分遥远，在我的生命里没有过这样经历。读这样的书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那片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土对我是多么最要。Ｍ·普鲁斯特没有我所经历过的乡村生活的感受，Ｍ·普鲁斯特不认识麻狗也不认识瞎老一、大赖、老四和张保德。但他使我意思到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命和我的血肉都连在一起。母亲从乡下来，她说，麻狗死了。麻狗死了？这使我感到吃惊。他还不到五十岁呀？可是他死了。母亲又说，瞎老一也死了。瞎老一也死了？是呀，那些我曾经熟悉过的人一个一个都悄悄死去了。我跟随母亲回到故里去，而镇上的人对那些死去的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是的，他死了。他们接着就去忙碌自己的事去了，人们渐渐地把他们忘记了。他们像风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有谁还能记起他们呢？很少。我是能时常记起他们的一个。我用我的小说，让这些平平常常的却曾经有过鲜活的生命的小人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我有这个责任。
挑剔
我们在读博尔赫斯或者卡夫卡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崇敬的目光，因为他们是大师。可是大师从何而来？我们见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往往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这样我们往往会把那个东西说的一无是处，许多名着在最初都有如此的景遇。只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东西是出新的，她给我们带来了感受世界和生活的不同方式，因而使我们感到不习惯，所以我们诋毁她。
在一些人眼里创新是所谓的大家名家的事儿，而真正的事实是创新往往出自那些无名小辈的手中。我们如果有情趣能用公允的目光看完一部作品，然后再去下结论也不迟，或许我们还能从中看到许多闪光的东西。当然你有没有情趣那是另一回事，或许你对她根本就不屑一顾，这都可以。但我们不能像浴池里的搓背者那样老瞅着她身上哪个地方有灰，而忽视了她的肉体。立志于艺术创新的小说家往往会受到世人的挑剔，但他的心灵是博大的，他并不感到孤独。
事件
二十世纪，在福克纳那里，在普鲁斯特那里，在乔伊斯和卡夫卡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划时代的文学事件的产生，在这些现代主义作家那里，我们一再看到传统的规范的叙事方法的消亡，看到新的叙事艺术的产生。我们从他们那里不断地接受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文学关注个体生命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我们的现实主义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作品的史诗意识，而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往往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这里，对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关注淹没了纯粹的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叙事。强烈的史诗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进入纯粹叙事的障碍。所谓的全知全能的现实主义叙事是一种不可靠的伪现实主义。
过程
一个精神病患者呼叫着从大街上奔跑过来，我们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看着她从我们的面前像风一样呼啸而过。她为什么会这样？她是受到了怎样的刺激和打击，才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我想，这才是我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注重事件发生的过程，关注她的精神是怎样从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失常的过程。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叙述某个事件的过程更重要呢？在这里。事情的结果已经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了。
小说是注重过程的叙事艺术。一切意义都会在过程中显现出来。
比较
读西方的《黑镜头》和我们的《老照片》，我明显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差异。
《黑镜头》里面的照片所反映的大多是突发的，是一些人们根本没法预测的历史事件。我从中感觉到的是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的献身精神。
在《老照片》里，我看到的大多是一些预设的，有着明确主题的照片。从中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存在。
在《老照片》里，我是从理性上来对某个历史事件作一次回顾。
在《黑镜头》里，我更多地是从人性上对那个历史事件的关注。
词语
词语本身只是一个记号。比如你、我、他这些人称代词，在我们写作者还没有赋予它一定意义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但是我们一旦在写作中注入情感，那么这些词语就会活起来。我想，我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情感世界注入那些死板，没有生命感觉的词语。比如一个女人把一朵花献在她刚刚离开人世的情人的坟墓前，这花便有了人性，便有了文化意味。而在这之前，那朵花只不过是生长在泥土里的一朵花而已，虽然那花儿也有生命，但那花没有被注入人类的情感。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自然界里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我们的情感而才有了一定的意味。
生命
在我的眼里，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他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都是一片叶子，他们有发芽变绿的日子，也都有发黄飘落的岁月，他们对我同等重要。有良知的小说家是受生命的驱使来从事创作的，他们总是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对人类精神的感悟，去把握比生活真实更深厚的精神内涵。
苦涩的快乐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死亡这一阴影使人生充满了永恒的苦涩，所以既是生命里最大的欢娱也潜藏着悲怆的眼泪。写作是我对生命存在的认识。文学竟能留住生命的过程，这是让人神往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我去表现生命的过程呢？是因为生命的短暂？是因为我生命存在的过程用别的方式无法体现？当然，生命的呈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比如音乐舞蹈绘画等等，可我却选择了文字。因为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能为再现生命过程而感到快乐，尽管那快乐充满了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