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李熏和彭桓武这样的身份在英国是很唬人的。在普通英国老百姓眼里，教授都是了不起的上等人，应该是很体面，很有派头的样子。所以，房东们对我们这些人的平民做派总是表示十分吃惊。有一次，彭桓武要来我的住处看我。我按照惯例事先与房东打招呼。房东问我客人是做什么的，我就如实告诉说是个教授。听说居然要来个教授，房东一家子立刻振奋起来了。房主人说，这下我可看到教授了，我得好好看看教授是个什么样子。结果，彭桓武就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衣服来了，脚下还蹬一双没有光泽的旧皮鞋，一副随随便便疲疲塌塌的样子。弄得房东全家目瞪口呆、大失所望。人都走了好久了，房主人还一个劲地追着问我：“他就是教授吗？他真是教授吗？他也太不象教授了呀！”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才好。也许，他们还以为我骗他们了，以为彭桓武是个冒牌教授呢。其实他们是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到这上面。如今彭桓武已经是着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了，但穿着仍旧很随便。1996年，彭桓武获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奖。我和老伴在电视里收看颁奖实况时，发现彭桓武领奖时居然很难得的穿了一身挺体面的西服。事后，老伴打趣地逗彭桓武说：“哎呀，老彭什么时候也做了套新衣服，那天穿得蛮精神的嘛。”谁知彭桓武听后却乐了，笑着说道：“哪里呀？那套西服还是三十年前做的呢，好不容易才穿到身上。你在电视上看不清楚，离近看看就漏馅了，那上面有好多虫子咬的窟窿眼子呢！”
1947年的春天，三强突然来伯明翰看我。他当时在法国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这次是趁来英国办事的机会，特地抽出两天的时间跑到伯明翰来看我的。我高兴极了，特地陪三强去莎士比亚的故乡斯塔福德游玩去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此行会成使我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回国。
莎翁的故乡清澈幽静一派田园风光。我和三强租了一条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划了起来。许多年不见了，三强仍旧还象当年一样的热情奔放。那时候，法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组织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国家，三强在法国已经与共产党有了很深的接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通过党组织了解到许多国内的情况。所以，他给我讲了很多非常新鲜有趣的事情。
记得三强当时很神秘地问我：“大珩，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情况吗？”
我回答说：“不太清楚。”
三强说：“共产党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已经在国内发展壮大，有很大势力了！”
我听他这样说不免有些惊讶。我从来就不是很关心政治党派的，我只听说过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印象也不错，仅此而已。我惊讶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怎么会强劲起来的？
于是，三强给我讲了许多共产党的事情，讲了共产党的纲领、奋斗目标。讲了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好事而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还讲了共产党现在的发展状况。三强还说他看到了一本好书，是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他很赞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赞成毛泽东关于中国目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提法。三强很兴奋地一再对我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有希望了。记得当时给我震动最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强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现在连陕北都能吃上肉了！我知道陕北是个穷得要命的地方，所以听说连陕北也能吃上肉了，就觉得很不简单，很振奋。我真没想到共产党这么能干。三强还告诉我，国民党现在非常腐败，在国内的威信极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搞得民不聊生。
那两天，我与三强谈了很多很多。我向钱三强讲了自己的苦恼。身在异国他乡，我始终十分关注祖国的情况，但许多年来，我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渠道断断续续的得到一点消息。在我的印象中，祖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做，横行霸道了整整八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的胜利。起初，我和许多在国外漂零的人一样，也曾真心地为祖国从日寇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而欢呼庆贺过。我们纷纷奔走相告，满怀信心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我们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们以为中国人从此后就会摆脱战争的灾难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了，我们以为祖国终于需要我们了。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国民党很快就挑起了内战。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国内战争的战火就骤然燃起，人民立刻又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我和许多想要回国干一番事业的人一样，只好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又开始了无奈的等待。我告诉三强，我从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的打算，我没有一天不想回国，没有一天不想振兴祖国的光学事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知道要这样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头。
听了我的话，三强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大珩，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注定是要灭亡的。我想，我们不妨早点回国，亲眼看看国民党的腐败，亲眼看看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状况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况，亲眼看看国民党是怎样灭亡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受到一次反面教育，可以一起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听了三强的话，我一下就激动起来了，立刻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好！我们回国去，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与三强分手以后，我立刻开始着手做回国的准备。半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100块金元券只能买三碗光面
1948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回国后，我还是被眼前的混乱状况和种种腐败行径所震惊了。
首先是带回国的行李取不出来。我急着回北平，几乎天天去问行李，但活活折腾了半个多月就是拿不出行李。实在逼得没办法了，我只好托了个熟人帮忙去打听打听。结果熟人很快就把我的行李取回来了。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熟人一笑，道出了实情：你是刚回国，不了解这里面的道道。实话告诉你吧，你要是早把钱顶上去，这行李早就拿出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
接着就是怎么也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只有头等车、二等车，爱买不买。我想，二等就二等吧，无非就是多花几个钱，反正我正回家心切，钱多钱少是次要的。就买了个二等车票。直到上了车我才发现，整个一列火车只挂了一节三等车厢。难怪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呢，人家铁路上压根就没想卖那种赚不了几个钱的廉价票。再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这二等车其实就是三等车，只不过是换了个二等车的牌子挂上了，车厢一律没变。
再往下就越来越叫我吃惊了。领工资要用麻袋去装，买一张大饼要拿一张大饼那么厚的一摞钞票，买一块豆腐要用摞起来足有一块豆腐那么高的一捆钞票。我在北平领的第一个月的薪水是100块金元券。当时就有人指点我说，你得赶快去把它兑换成现大洋，不然就得眼瞅着它变成废纸了。我走到街上，看见站着一溜换金元券的，我就从第一个开始问，嫌价钱高再去问第二个、第三个。依次问下去，竟一个高过一个。等我回过头去找第一个人换时，却早已不是刚才的价了，又涨了。我这才明白过来，这价赶情是见风就涨的，索性不换了。结果到了上海才发现这下可吃了大亏了，在上海100块金元券只够买三碗光面的了！
回国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严济慈先生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所长，他刚好在物理研究所里支起了一个光学摊子。听说我从英国回来的消息后，立刻邀请我到北平研究院来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但当我到北平研究院报到后，却又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邀请--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龚祖同的邀请。龚祖同是我的清华学长，早我七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龚祖同又去了德国学习应用光学。龚祖同回国后就想要搞光学玻璃，他用了几年的时间东奔西跑到处寻找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只好暂栖在耀华玻璃厂了。虽然耀华玻璃厂是个生产平板玻璃的工厂，但龚祖同却始终没有放弃搞光学玻璃的念头，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我到他那里去，说希望我们两人能利用耀华玻璃厂的现有条件，联起手来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来。
一面是德高望重的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一面是老校友言辞切切的请求，我两难了。考虑再三，我最后还是下了去秦皇岛的决心。虽然北平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都要好一些，但是秦皇岛更具备搞光学玻璃的条件，我实在无法抵制光学玻璃对我的诱惑。于是，我辞了北平的工作，告别了严济慈先生，满怀希望地去了秦皇岛。
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兴冲冲地到达秦皇岛时，眼前却是一片混乱的景象。秦皇岛到处是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战争仿佛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思考生存以外的任何事情了。
见到龚祖同后我才知道，我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耀华玻璃厂为应付紧急状态正准备把部分人员向上海分厂转移。我只好接受龚祖同的建议，随同耀华玻璃厂的人员转移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度过了自回国后最彷徨的一段日子。在彷徨之中，我给英国朋友汉德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倾吐了积郁在心中的沉闷心情。我在信中告诉汉德，说我从回国后就一直在四处奔波，但至今也做不成事情。我真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却悄悄地来到了我的身边。